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严峻情势下，很多国家都在积极利用科技手段阻止病毒蔓延。

比如用核酸检测作为主要检测手段，避免人员接触、检测体温的热成像系统，运用无人机和机器人，以及杰出的科学家们都在研发可以攻破病毒的疫苗等。

然而，对于几百年前的、没有高科技手段依赖的古代人来说，病毒袭来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是难以估量的。

黑死病肆虐英国的至暗时刻

在13世纪至17世纪之间，欧洲曾间歇性的爆发过几次大瘟疫，夺走了约1.5亿人的生命。

其中，又以1664年至1666年的、发生在英国的鼠疫尤其严重，仅伦敦一地就有约10万人为之丧命，足足相当于当时伦敦人口的四分之一。

这次瘟疫后来被确认为是淋巴腺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造成并以跳蚤为载体的细菌感染，又称黑死病。

1665年的伦敦鼠疫大流行

直到现在，黑死病仍没有彻底消失在这个地球上，刚果、秘鲁、马达加斯加都曾传出地区性疫情，根据相关资料显示，2013年全球出现了783起鼠疫，其中有 126人因此死亡。

可以说黑死病是欧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不仅让同时代的民众谈之色变，也改变了当时西方的社会结构。

也就是在这个黑死病在英国大爆发的时期，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伦敦市民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在当时看来也许没有太多意义，但对后世研究这场人类大灾难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就是被誉为被“统计学之父”的约翰·格兰特(John Graunt)。

400年前居住在伦敦的小人物

关于约翰·格朗特的生平，相关历史记载较少。

目前所知的一些有限信息大都来自于约翰·奥布里《名人小传》中的介绍以及卡尔·皮尔逊在统计学史讲义中提供的一些信息。

约翰·格兰特于1620年4月2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是家中7个(可能是8个)孩子中的长子。

父亲原本是汉普郡的一个布商，后来搬至伦敦经商。

16岁那年，约翰停止了求学之路，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经商，后来将父亲传给他的布商生意经营得相当成功。

1641年2月，他与玛丽·史考特结婚，两人育有一子三女。

从小就聪慧过人又勤奋好学的约翰，通过自学掌握了拉丁语和法语。

21岁时，他被伦敦著名布商公司德雷柏(Drapers Company)授予荣誉员工的称号，并在1671年晋升为该公司的监督人，他担任此职直到1672年。

这张伦敦地图显示了约翰·冈特工作时期附近的情况

他还涉足过政治领域，以监督人的身份就职于多个市政办公室，包括伦敦共同委员会成员，达到了一名普通议员的水平，期间他担任过一个军乐团的指挥。

到30岁时，约翰的朋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为他谋得了一份格雷沙姆学院的音乐教授职位。

充满死亡和哀嚎的伦敦城

当约翰在事业方面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英国伦敦本土上爆发了最后一次大型的鼠疫传播，1665年9月为瘟疫的巅峰期，1周就有8000人丧生。

鼠疫由伦敦向外蔓延，当时英国王室逃出伦敦暂住牛津，市内的有钱人纷纷携家带口出城撤离，伦敦也不再有扰人的官司问题，因为法律界人士已全都移居乡下。

伦敦绝大多数商业活动陷入了瘫痪状态，只有少数官职人员和牧师医生选择了坚守岗位。

民众中有些人被强制隔离，有的日益恐慌濒临崩溃，有的则是麻木等死。在极度恐惧之下还有人想出了各种“奇葩”方法来治疗瘟疫：

使用催吐剂、通便剂、放血疗法、烟熏房间、用尿洗澡、烧灼淋巴肿块并在其上放置干蛤蟆，甚至通过医生凝视患者来“抓住”疾病。

当方法无法奏效时，很多人迷信地认为新国王登基那一年往往会出现瘟疫，还有的人把瘟疫视之为上帝的惩罚，结果导致了基督教大忏悔和宗教改革。

经过后世考证才发现，鼠疫桿菌通常寄居在跳蚤、啮齿目动物或是小型动物上，这些生物在跳到人类身上后蜇咬，细菌因此传播到人体。

感染鼠疫桿菌者会引发类似流感的症状，包括突然发烧和发冷、身体疼痛和呕吐等。如果没有接受治疗，致死率超过60%。

但在当时，很多人都错误地认为鼠疫是由人与人接触传播开来的。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命表”的诞生

那时的约翰，也非常想搞清楚这场可怕瘟疫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他采取的方法和其他人完全不同。

一开始，约翰从伦敦教会的“死亡公报”中搜寻线索，公报自1604年起，根据死因分类记录了每周死亡和诞生人数的名单。

通过整理分析这些数据，他对当时有关伦敦的人口问题作出一些论断，并在1662年出版了关于人口方面的著作《关于死亡表的自然和政治的观察》。

在他的书里，他分析了60年来伦敦居民死亡的不同原因及人口变动的关系。

比如在1632年，38人死于淋巴结核病，一人因被疯狗咬伤死亡，12人死于法国花柳病，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梅毒。

约翰是第一个通过科学办法估算出了伦敦总人口得人，他证明了男婴的出生率要高于女婴(14∶13左右)，而更高的男性死亡率又使性别比例很快恢复了平衡。

他还证明了女性的寿命比男性长，伦敦50%左右的孩子没有活过6岁，仅有7%的死亡属于寿终正寝。

而在瘟疫受害者的资料中，约翰发现了隐藏的规律并发出警告，这一发现颠覆了当时人们对于疫病起因的观念。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数据的基础上，约翰提出和编制了目前已知的第一个“生命表”，并进行了跨区域比较。

这是一张有100个人的死亡表，依据大数法则，他从参差不齐的数据中归纳出了大致相同的准则，即他认定36人将在头6年内死去，并假定了此后每十年死去的人数，直到最后一人死于86岁前。

这张表成为现代生命表的先驱，对其死亡规律的计算方法为后世人口统计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约翰的《观察》一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获得许多学者和各界人士的极高评价。

著作出版一个月后，他参与了英国皇家学会的院士选举，但有些院士却不乐见一位商人成为他们的同僚。

后来，在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独排众议下，约翰成为唯一以商人身份加入皇家学会的会员，他也是伦敦皇家学会会员的第一位统计学家。

遗憾的是，晚年时约翰生意破产，生活陷入了贫困，导火索是1666年9月的一场大火烧毁了他的服装公司。

但也有一个说法是，他从一名清教徒转变为一位狂热的罗马天主教徒后便退出了商界，还辞去了所担任的一切公职，由此陷入经济窘境。

1674年4月18日，约翰·格兰以53岁之龄死于黄痘与肝脏疾病。

约翰·格兰特所做的工作开创了以数据为研究对象的新时代，可以说他是第一个从大量数据的分析中得到统计推论的人。

他对“原始数据”下隐含信息的挖掘以及系统分析，梳理出藏在人类数据组中的规律，其思想和现代的“大数据法则”有一定程度的相通之处。

数据是一个金矿，约翰告诉世人可以通过挖掘数据得到惊人而实用的想法，只要你使用了正确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