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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说说“淮西兵变”，导致这起兵变的主要人物是张浚，而导火索是张浚与赵鼎的权力之争。

1、张浚与赵鼎

赵鼎(1085一1147)，字符镇，解州闻喜（今属山西）人，崇宁五年(1106)进士。后受宰相吴敏荐，入开封府做官，就在此时，与太常寺主簿张浚相遇，“相得甚欢”，两人成为好友。

赵鼎为人比较朴实，受洛学熏陶甚深，是南宋初年洛学在政治上的主要代表。金人破汴京，赵鼎与张浚等人逃入太学避难。高宗即位后，赵鼎前往应天府投奔高宗，张浚向黄潜善、汪伯彦“力相汲引”，赵鼎遂除司勋员外郎。

此后，赵鼎步步升迁，绍兴四年三月，自江西路安抚制置大使除参知政事，进入权力中枢。

赵鼎为人，持重有余，进取不足，虽然谈不上是中兴名相，但对宋、金关系的认识尚较清醒。

《宋史·赵鼎传》对他的评价是：

“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两敌之相持，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为国，专以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仇可复，此鼎之心也。”

可见赵鼎应属于稳健的主守派，他不是不想收复中原故土，只是认为国势未强，时机尚未成熟而已。

张浚从川蜀召回后，贬官在外，赵鼎受其虚名影响，兼之两人早年的交情，所以在高宗面前全力推荐他可以大用。

绍兴四年十一月，高宗起用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命他视师淮上。翌年二月，赵鼎进位左相，兼知枢密院、都督诸路军马，张浚同时被除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

张浚也与历史上众多政治家一样，嘴上“忠君、爱国”的言辞说得十分动听，但在骨子里对权力却最为关心，他一入中枢，便抛弃过去与赵鼎的友谊，与他展开了权力之争。

张浚(1097一1164)，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政和进士。此人志大才疏，心胸狭窄。早年投靠黄潜善、汪伯彦，反对李纲，力主对金人妥协退让。自黄、汪垮台后，他摇身一变，力主抗金，成了抗战派的代表人物。

绍兴五年五月，高宗封贵州防御使赵瑗（即后来的孝宗）为保庆军节度使、建国公，建资善堂作为他出阁读书之所。左相赵鼎分别推荐自己姻亲、洛学重要人士范冲为翊善，另一位儒学名家朱震为赞读。

翊善、赞读作为学官，权力虽不大，但他们会对未来有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的年轻皇子产生重大影响，因而深受一般官员瞩目。当时张浚正在潭州，闻此任命，对赵鼎一人提出人选、自己不能参加封拜表示不快。

张浚督军淮上，遣属官吕祉奏报军情，常常夸大其事，“鼎每抑之”，更引起张浚的不满。

2、赵鼎罢相

张浚任相以后，高宗命他在外主持军事，由于时机得宜，诸将用命，取得了一些胜利。

一是绍兴四年冬天，金与伪齐对南宋发动了新一轮大规模南侵。

至十二月，金兵已进抵泗州（在江苏盱眙以北，淮河西岸，清时州城陷入洪泽湖中)至天长（今属安徽）一线。正当此时，适值金太宗“疾笃”（病危)，金统帅完颜宗弼担心“内或有变”，遂连夜退师，同时将退师消息告诉了伪齐统帅刘麟、刘猊兄弟，“于是麟等弃辎重遁去”，南宋军队便不战而取得胜利。

二是绍兴五年二月，张浚出任右相后，高宗命他负责镇压已历时五年的杨么起义。

当年六月，岳飞军队终于平定了杨么起义，于是张浚又立了一功。

三是绍兴六年十月，刘豫再次大举南犯，张浚力督诸将进兵，赵鼎却轻信张俊、刘光世等人的虚假情报，以为金兵与伪齐联兵南下，主张“退师还江南，为保江之计”。

在张浚的坚持之下，张俊、刘光世等军队才停止退却。

不久，南宋军队在藕塘之战中大败伪齐军，这一功劳当然也记在督军张浚的头上。

绍兴六年五月，张浚命人在盱眙一带依山筑城：

“是役也，兴于盛夏，自下运土而上者皆有日课，望青采斫，数十里间，竹木皆尽，断掘新旧冢莫知其数，人甚苦之。城成，无水可守，亦无樵采”。赵鼎认为张浚的做法是一种错误，“虽不为资敌之具，然当念劳人也”。

张浚的盲目蛮干和赵鼎的谨小慎微，使得在像筑城那样的事情上也产生了尖锐冲突。

藕塘之战以后，张浚以为南宋已经具备了大规模反击金人、收复中原失地的条件，于是向高宗提出“宜乘时早幸建康”、“乘胜攻河南，且罢刘光世军政”的建议。

而赵鼎则以为：

“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内侵乎？”因而请高宗“回跸临安，以为守计”。

对于罢去刘光世兵权，赵鼎以为会引起人心不安，也不同意。于是张浚指使左司谏陈公辅等人对赵鼎进行弹劾，两人的矛盾已达到了不能共相的程度。

至此，赵鼎对高宗说：

“今浚成功淮上，其气甚锐，当使展尽底蕴…浚当留，臣当去。”

主动要求辞去相位，以表明自己与张浚不能合作的态度。

在张浚与赵鼎的权力斗争中，谁胜谁负，高宗的态度至关重要。

在对待金人的问题上，作为主守派的赵鼎，容易为高宗所接受，对赵鼎提出的“回跸临安”也欣然赞同，故起初并没有同意他的辞相请求。

高宗对志大才疏、力主抗金的张浚虽然不放心，但还是倾向于让他留任，当有多方面的考虑，这除了张浚镇压民变有功，不宜将他解除相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如何收夺诸大将日益增长的兵权，以恢复以文驭武的旧制。

在这一点上，他与张浚却有着共同语言。

张浚虽为文臣，但从南宋立国以来，曾经主持过几次战争，在军事上似乎比赵鼎要懂些，让他来统率军队，比赵鼎合适。

至于张浚要北伐中原，只要高宗不同意，他也无可奈何。何况，从骨子里看，张浚对高宗的议和活动并不真正反对。

经过一番权衡以后，绍兴六年十二月高宗罢去了赵鼎相位，以观文殿大学士、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

与此同时，与张浚关系不睦的签书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折彦质、兵部尚书兼权吏礼部尚书刘大中等人也纷纷离开朝廷。

秦桧罢相后，一直奉祠在外。但是，随着金人对与南宋议和态度的些微变化，又渐次获得进用。绍兴五年六月，秦桧出任观文殿学士知温州，六年七月改知绍兴府。张浚以为秦桧“柔佞易制”，推荐他为醴泉观使兼待读充行宫留守，并要他赴尚书枢密院参决庶事。

十二月，高宗将秦桧召赴行在，以醴泉观使兼侍读。秦桧工于心计，对张浚言听计从，故在赵鼎罢相以后的次月，又被张浚推荐为枢密使。

绍兴六年(1136)十二月，赵鼎罢相后，右相张浚开始主政，他积极贯彻高宗意图，“谋收内外兵柄”，力图把诸将兵权纳入以自己为首的都督府。

作为第一步，便是罢去沉酣酒色，不恤国是，军无纪律，干请不断，“未闻为朝廷措置毫发利便事”的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的兵权。

3、淮西兵交给谁？

在伪齐南侵之时，刘光世未经允许放弃庐州，后撤被吕祉拦住。于是，开始主政的张浚有了罢免刘光世的想法。但是，高宗和张浚担心，一且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以后，会造成淮西军的不稳，更担心收兵权会引起诸大将的疑虑，遂于绍兴七年二月，将岳飞召至行在平江府，授以太尉、湖北京西宣抚使的重任。

因为岳飞每次见高宗，都“论恢复之略”，因而高宗向他表示，要将刘光世所统王德、郦琼兵五万二千三百余人，马三千余匹，由岳飞统率。

为了达到欺骗和安抚各方的目的，高宗一面对岳飞说：“进止之机，朕不中制。”“中兴之事，一以委卿。”以满足岳飞迫切希望北伐的愿望。

另一方面，给王德等人下了一道御札，要他们：“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以稳定淮西军军心。

可是高宗一旦解除了刘光世的兵权后，以前对岳飞的承诺便完全变了卦。

当岳飞离开平江府前，向张浚提出要以十万兵力横截金境使敌人不能相援时，遭到张浚的断然拒绝。

岳飞转而向高宗提出要求，希望让自己能并统淮西之兵，前去收复关陕失地时，高宗问他要多少时间可以收复，岳飞回答说是三年。

高宗道：

我驻跸于此，全靠淮甸之兵作为屏障，如果让你将淮西之兵带走，一旦淮甸失守，教我何处存身？这一番话，竟说得“飞无以对”。

绍兴七年三月，淮西宣抚使刘光世被召至建康，罢为少师、万寿观使。

刘光世的军队果然没有拨给岳飞，而是直属以张浚为首的都督府，由他的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前往庐州节制，并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为副都统制。

4、岳飞的先见之明

郦琼曾是宗泽手下的义军，宗泽死后，郦琼以勤王为号召而收溃兵南下，到处攻城掠地，成为游寇。后来，他投降刘光世为统制官，与刘光世的另一部将王德互不服气，存有矛盾。

这次任命一出，枢密都承旨张宗元竭力反对，他对张浚说：郦琼等人畏王德如虎，今使王德官在郦琼之上，将会加速郦琼的叛变。

当年夏天，岳飞奉诏赴都督府，与张浚议军事。

时王德、郦琼的任命尚未下，张浚征求岳飞意见，岳飞直率地告诉他：

“淮西一军多叛亡盗贼，变乱反掌间耳。王德与郦琼故等夷，素不相下，一旦揠之在上，则必争。吕尚书(祉)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旅，不足以服其众。飞谓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测也。”

张浚又问：

张宣抚（俊）如何？岳飞认为“张俊为人暴而寡谋，且郦琼之素所不服，或未能安反侧”。

张浚再问：杨沂中如何？岳飞答道：“沂中之视德等尔，岂能御此军哉。”

张浚听后大为不悦，挖苦道：“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岳飞当即加以驳斥：“都督以正问，飞不敢不尽其愚，然岂以得兵为计耶！”遂愤然上疏，“乞解兵柄”，上庐山去为他的母亲守丧。

按宋代祖宗家法，武将对统军的文臣不能违抗，对宰臣更须恭敬从命，可是岳飞在奏疏中居然公开宣言“与宰相议不合”，这肯定会被认为是一种跋扈行为。

赵构心里更是明白，所谓“与宰相议不合”，实际上乃是与己不合。

张浚一方面指责岳飞此举纯属“要君”，另一方面立即采取行动，派心腹大臣张宗元出任湖北京西宣抚判官，以监视岳家军；“命参议官李若虚、统制官王贵诣江州敦请飞依旧管军，如违，并行军法”。

若虚等上庐山后，经过六天时间软硬兼施的劝说，“飞乃受诏，赴行在”。

5、淮西兵变的过程

王德升任淮西军都统制之后，自是十分骄倨，不知安抚军心，激化了军中原有矛盾。

他在教场阅兵时，众将以军礼拜见，郦琼因平日与王德有过节，至此便有些畏忌地卑问进言：“寻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床锦被遮盖。”

不料王德竞是一言不发，上马扬长而去。郦琼当众遭到王德如此冷落，不禁大怒，纠合诸将联名告发王德，接着王德也向都督府反告郦琼等人，闹得不可开交。

但张浚并未如郦琼之愿给予王德以处分，反而是各打五十大板。

是年六月，都督府命王德所部赴建康府，归都督府直接统辖，升郦琼为淮西军副都统制，又命吕祉为淮西宣抚判官，去庐州监督诸将。

吕祉平日好谈恢复，甚至自许说若能让他专统一军，保证能生擒刘豫父子，尽复失地。但人们大都知晓吕祉实为书生而不知兵机，只是纸上谈兵而已。

然而张浚却大为赏识，不顾众人反对，力荐他为宣抚判官。

吕祉初至庐州，对郦琼等人大加慰抚，稍稍稳定了军心。但他身上有着很深的重文轻武的积习，妄自尊大，举止傲慢，引起了众将的不满。

吕祉在庐州对淮西军的复杂和不稳有了更深的了解，便密报张浚建议另派将官“往分其兵”。

八月上旬，宋廷命张俊为淮南西路宣抚使，置司于盱眙军；命杨沂中、刘锜为淮西制置使、副使，置司于庐州，欲待其军队一齐开到后，调郦琼等军回建康。

此事引起淮西路土兵的严重不安，恰好此时，吕祉派人递送给张浚揭发郦琼等人罪状的密信，被郦琼所截获，引起全军大哗。

八月八日，郦琼劫持吕祉，率领全军4万余人北行，至霍丘杀死吕祉，渡过淮河，投降了刘豫。

6、张浚罢相

淮西军的叛变，使张浚在淮南所作的抗金努力都化成了泡影，更严重的是被高宗视为屏障的淮南西路江防重地一时竟处于无兵无防的危险状态之中。

只是因为此时金朝决意废黜刘豫傀儡政权，无意南下，使南宋侥幸地避免了一场劫难。

张浚至此甚是痛悔不昕岳飞的劝谏。

在十分危险的形势下，高宗命原江南东路宣抚使、新除淮西宣抚使的张俊，带领部队，立刻自盱眙移屯庐州，以填补在那里的军事真空。此时张俊正在建康，他借口刚由前方返回，不愿立即赶赴淮西。

宋廷无奈，只得任命刘锜为淮西制置副使、知庐州，让他先独军守卫淮西。

九月十三日，张浚在群臣的弹劾下，被迫辞职，他临行前面见高宗，对自己的错误仍执迷不悟，反以为他所以丢掉相位，是“出入总兵，将近十年，其所施为，不无仇怨”所致。

甚至还向朝廷提出“于都督府借差使臣四员，存留亲兵五十人，以备缓急”的要求，俨然是奉调外出的架势，而不是遭到贬斥的样子。

数日后，高宗再次起用赵鼎为左相兼枢密使，并给予进四官的“异礼”，高宗对张浚错误指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一直耿耿于怀，他对赵鼎说：“(张)浚误朕极多，理宜远窜。”

赵鼎为之辩解道：“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陛下安忍使之母子不相保。”

高宗以为：“勤王固已赏之为宰相矣，功自功，过自过，不相掩也。”

表示定要严惩张浚。

台谏官也继续对张浚进行弹劾，如御史中丞周秘等人奏：

“浚去国之数日，乃与宾客置酒高会，从容游观，殊无恐惧循省之意。今闻盛兵自卫，居苕、霅间。若不稍申遣罚，则浚必不自知其罪，而四方之人亦未必知浚之所以去也。”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奏：

“浚之罪恶，上通于天。竭天下之财，东南为之困；覆富平之师，西北为之扰。止于褫职，人心谓何？”

但是，经赵鼎率同僚参知政事张守等官员再三解救，高宗才从宽发落，只给张浚一个分司南京、永州居住的处分（原来要给张浚广南安置）。

这时，高宗方明白地告诉赵鼎：

张浚平日以兄事你，可是你一旦不做宰相，他挤陷你可谓无所不至，今天张浚得了大罪，你却极力营救，“卿贤于浚远矣”。

高宗对赵鼎和张浚两人的这番评价，可以看出赵、张两人在人品上的差距。

联系到张浚自建炎以来的一贯表现，尽管后来抗金态度十分坚决，但个人品质和能力毕竟欠缺。

赵鼎为相后，一改张浚所为，将行营自建康撤回临安，以达到“安靖不生事”的目的。

淮南事变，对高宗的负面影响极大，据宋人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人认为行营问临安是“朝廷无恢复之意”的表现，高宗闻言，一反过去表面支特收复失地的做法，明确地说：“张浚措置此事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地？此论不足恤也。”

并说绝语道：“朕宁亡国，不用张浚！”从此一意主和。

十一月，刘豫被废，人心向南的中原百姓乘机大量南逃，连刘豫的齐军也纷纷叛逃，据淮南一地的宋朝守正报告，在此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齐军逃往南宋的士兵多达四、五万人。

这真是北伐的良机，南宋军民人心振奋，岳飞连连上奏要求“乘废刘豫之际，捣其不备，长驱以取中原”。韩世忠也慷慨上言：“机不可失，请全师北伐。”

但高宗对此一概不理，反而命令宋军严守防区，不许向北跨越一步，宁可错失良机，也不愿由此而破坏好不容易才恢复的宋、金和议。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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