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左传》可知实际上并非“赵盾弑其君”而是“赵穿攻灵公”，这一违背历史事实的记录，白寿彝则评价：“董狐所记，在具体情节上跟事实有出入，但把弑君一事在政治上应当负责的人写上，不畏权贵，还是尽到了史官应有的职责”。

这句评价隐含了许多未表达的信息：

1. 董狐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负责人是赵盾

2. 《左传》为何尽力为赵盾脱责（甚至引用“越竟乃免”，强化此事件的偶然性）

3. 晋灵公与赵盾因何有生死矛盾

4. 弑君的后续是什么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受限应当探明左丘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左传》被评价有儒家的“仁德”精神，但是需要进行辨析，这里的“儒家精神”不是孔子宣扬的儒家精神，也不是“大一统”后董仲舒宣扬的儒家精神，从“宰相”——一种与君主存在直接交流的官员——角度进行观察，将其思想与君主联系，可以发现：孔子宣扬的儒家，可以理解，其服务对象是“新主”——这个君王并不确定，而是符合或愿意成为符合其理念的君王担任；左丘明的儒家思想，继承了孔子儒家的“仁德”等内容，但是其在《左传》中实际上明确了“新主”——也就是鲁国，其儒家形态是“仁德”与“鲁国利益”相融合的产物；董仲舒则明确了这一问题，将儒家利益与皇帝利益（皇帝代表的国家及其国家利益）相绑定。基于此，这个问题的讨论的史观，绝对不是单纯的儒家“仁德”观念，还要综合鲁国国家利益造成的意识形态短视，对历史原貌进行还原。同样，基于此可以说“董狐”所代表是晋国王室利益。

将意识形态差异带入《晋灵公不君》文本再分析，可以发现文中至少存在六种意识形态差异：

1. 左丘明；2.孔子；3.董狐；4.晋灵公王室角度意识形态；5.赵盾家族角度意识形态；6.读者解读意识形态（主要以：人民立场和孔子代表的儒家为主）

在如此多的意识形态中，谁代表主流？这是解读文本必须要面对的，然而后现代以来的读者接受理论直接粉碎了这一问题——主张读者中心，形成了如“言之有理即可”的解释风格，这意味着文本分析程度与读者的知识储量与意识形态直接挂钩，这种风格呈现于解释中，会使文章质量参差不齐。因此，“强化历史语境”这一提议将变得极为重要，或者说可以帮助我们确立一个较为“客观”的讨论背景。于是，又回到了“谁是主流？”这个问题之上。

本文主张，从政治权利争夺角度，统筹重意识形态，从侧面实现对意识形态选择问题的解答。

基于此共识，本文介入第一个问题：董狐为什么要强调政治负责人是赵盾。原文中“赵穿”是赵盾的弟弟，这层血缘关系代表的权利与责任，已经不需要再讨论，其关键在于为什么“赵穿”不能承担责任。从董狐的视角来看，一方面是赵穿确实不具有承担能力；另一方面则是惊醒晋国王室，后世司马迁对“赵盾弑其君”做出的评价为“赵盾素贵”，同时赵盾当政。如果将董狐对历史的记载看作三个角度：历史过程、历史叙述、历史认识，那么令后市讨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历史叙述”，而忽略了历史过程与历史认识，董狐见证了赵盾为首的赵氏对晋国朝野的干涉，也就是说，董狐的评价或许不仅仅是依靠着一件事形成的，或许其代表的是董狐长久以来对赵氏的评价，同时这种评价想要传达的信息更像是一种“预言”，使晋国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