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女权主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法国，它泛指妇女要求平等权利的社会思潮。法国最早谈到女性权利问题是大革命时期的奥琳帕·德·古日，1791 年她发表了《妇女和女公民的权利宣言》要求妇女应该和男性一样获得平等的政治权利。

19 世纪 60-70 年代妇女参政运动兴起，法国妇女不甘落后，纷纷创办参政组织和女性报纸。法国妇女参政运动的领航者是莱昂·理查尔和玛利亚·德莱斯梅，他们属中产阶级的代表，于 1869 年创建了“妇女权利同盟”。他们明确要求中产阶级的体面、适度和标准。莱昂· 理查尔和玛利亚·德莱斯梅对法国女权主义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19 世纪中期以前法国妇女的社会地位

欧洲妇女社会地位在历史上一直不高，法国也不例外。这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传统认知、宗教因素等有关。一般来说社会地位与社会贡献成正比例关系，纵观法国历史，旧制度下的法国妇女主要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业社会男性是主要的劳动力，他们承担社会和家庭的主要责任。

女性相对来说则是弱势群体，是需要被保护的对象。男女在自然属性上就不平等，生理结构的差异成为男人忽视妇女地位，妇女坦然接受不平等待遇的主因。而且教会灌输妇女对丈夫忠贞，对家庭负责的思想，丈夫可以出轨，但是妻子不行，因为妻子出轨可能会生下不相干的孩子争夺家产，而丈夫寻花问柳则不会。

妻子的美德只能体现在家庭生活里。这种观念到启蒙运动时期也没有多大改变，虽然启蒙思想影响下的沙龙文化呈现出某些平等的特征，比如沙龙女主人成为把控全场的中心人物，甚至一部好作品只有得到沙龙女主人的青睐才会广泛传播。

但放在整个法国女性群体里也不过是特例现象。女性对公共领域的统治，只是启蒙时代昙花一现的短暂瞬间。男权的强势并未动摇，而且在男性的眼里法国妇女的弱势不仅仅表现在体力上，脑力上也很“弱势”。

在文学作品里女性往往被塑造成母亲、配偶、或寓意的形象。她们不需要知识，不需要智慧，只要默默操持家务、对丈夫温顺、对孩子关爱就够了，这是评价妇女是否具有美德的唯一标准。

大革命爆发后，某些妇女觉醒，她们开始和男性争取政治权利。这时男性对女性固有的偏见暴露无疑。他们拿出女性自然生理差异导致的低劣这一老调开始了对妇女的攻击。最早在议会中鼓吹男女性别生理差异的是大名鼎鼎的革命家米拉波。

早在制宪议会规划教育改革的时候，米拉波就在 1791年9月发表了主题为“妇女注定主内，不应该走出家庭”的讲话，为大革命歧视妇女的政策定下了基调。

初期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

法国早期女权运动的主要代表是莱昂·理查尔，他是一名自由思想家、记者、共济会成员。他在 1869 年创办《妇女权利》周报（1869-1891）并成为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妇女权利》主要宣传通过改革来让妇女获得合法权益。

比如妇女受教育权、平等工作权、反对家暴等。莱昂·理查尔在 1882 年还创建了“妇女权利同盟”。该同盟是 19 世纪 80 年代主要的女权组织之一。玛利亚·德莱斯梅是莱昂·理查尔早期女权运动亲密的伙伴，他们在 1878年 7-8 月组织妇女权利大会，该大会主要讨论妇女历史、教育、经济、道德与法律问题，组委会成员来自法国、瑞士、意大利、荷兰、俄罗斯和美国等国。

莱昂·理查尔是中产阶级的代表，他虽然关注女性问题，但在第三共和国初期主要的心思放在巩固世俗共和国上。女性政治权利问题，他认为目前来谈不合时宜。他提出的主张都十分温和，在他看来任何措施都不能丧失资产阶级的温和、体面。 但不管怎样，他推动了女权运动的发展。西蒙娜·波伏娃称莱昂·理查尔是“法国女权运动真正的奠基人”。

中期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

20 世纪初议会对妇女的态度似乎有所转变，它开始关注女性的某些诉求，比如 1904 年议会准许离婚妇女与情人结婚，1905 年治安法官就夫妻婚姻纠纷问题，改变一贯偏袒男性的做法，对丈夫的权利有所限制，1906 年法律允许再婚妇女获得与前夫所生子的监护权，1907 年塞纳省议会同意一项运动，基于雨贝尔蒂娜·奥克蕾的请愿书，呼吁下议院通过妇女选举权的议案。

1907 年施梅尔法律出台允许妇女自由支配自己的工资。这些小的成功使妇女对议会充满信心。妇女政权论者比之前更加乐观，妇女得到了某些官僚机构的职位。1901-1905 年的一系列法律使妇女在初等教育委员会获得两个席位并打开了高级委员会。

1898-1908 年的十年间，妇女几乎在所有的职位都赢得了这样的平等。尤其 1906年由保罗· 杜索斯在下议院提出的一项新法案。保罗·杜索斯生于一个富有的实业家庭，他是一名保守的共和党议员，主要关注金融事务。

他提议准许妇女在地方议会中有选举权。他坦率地说道“目前法国的传统和制度似乎不允许我们赋予妇女政治权利”因此提出让妇女在地方议会中获得选举权的建议更能够让法国人接受。尽管女权主义左派不太满意保罗·杜索斯的这一建议， 但大多数参政者还是感到保罗·杜索斯的想法有“美好的意义”。

妇女参政者的乐观情绪更加高涨，因为费迪南德·毕松年轻时就与莱昂·理查打过交道，他同情女权主义者。1906-1909 年下议院和克里蒙梭内阁几乎都有一半议员支持女权主义者。 下议院对妇女的态度从模糊的同情到积极的支持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雨贝尔蒂娜·奥克蕾从 1886 年就在塞纳省委员会为妇女参政请愿，直到这次为杜索斯法案的请愿才打动塞纳省议会，前前后后持续了二十年。

后期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

然而意外总是来的太突然，当女权主义者们正沉浸在自己的喜悦中时，一场世界大战一触即发。二十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了争夺殖民地与世界霸权斗争十分激烈，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视察萨拉热窝的车上被一名塞尔维亚青年枪杀。这正给了欧洲列强开战的借口，德国支持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英法等国也相继加入战争。

在 1871-1914 年历届法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中，民族主义一直是它主要的思想依据之一，其中受普法战争影响，民族复仇主义的影响特别深重。当时温和派主张把工作重心放在殖民扩张上，激进派则主张把重心放在国内建设上。

但是，不管两派在对外政策的策略上对立多么尖锐，他们都有民族主义情怀，目的都是为了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为了法国重新恢复它的世界强国的力量和地位，并在欧洲形成有利的时机向德国复仇。

在民主制的法国，具有保守专制倾向和民族复仇主义的布朗热将军，能在一部分社会势力的烘托下，掀起全国性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热，说明了民众的广泛的民族主义情绪。而一个犹太族出身的普通上尉军官德雷福斯被军队上层安上德国间谍的罪名的案件，引起了全国从政府、军队、知识界直至广大民众的关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坚持假案和抗议假案的政治运动，也是因为各个阶层的深切的民族主义情绪。

使民族主义的情节牵动全法国人民的神经，当时全国只有 1.5%的人没有报名服役，征兵办公室被35万志愿入伍者包围。一些妇女们受民主主义情绪感染甚至希望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能走向战场。正如法国历史学家所说：“1914 年初的那些日子是我们国家曾经经历过的最光辉的日子......因为从战争一开始便出现的团结精神拯救了我们的国家。”

在全国参战热情的影响下，妇女选举权运动理所当然的被压下去了。法国妇女在 1945 年终于获得了完全的普选权，这比她的邻国姐妹们足足晚了二三十年。法国妇女在法律层面上结束了被排斥在政治权利之外的历史，但具体操作中，法国妇女行使公民权有一个渐进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