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殖民地还是拓殖地都被雅典人视为“祖先的”制度，以霸权为依托，传统的殖民模式适应雅典城邦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的变化，并塑造了霸权时代雅典海外殖民模式的独特性。

从历史的角度看，霸权时期海外殖民模式的建构中表现出延续性、超越性和过渡性。

在城邦意识形态领域，海外殖民也适应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强调平等的同时有意识地为下层公民谋取福利。私人利益和城邦公共利益在雅典的殖民模式建构中实现了平衡互惠。

土地模式与雅典定居者的资格限制

修昔底德说，雅典人驱逐了赫斯提亚、埃吉那、米洛斯、波提狄亚等地的全部人口，将爱昂、斯基罗斯等地的原有居民变为奴隶，并将定居者送往他们的土地上。

再者，雅典人会占据其他城邦的部分土地以作为雅典的海外财产，这往往是对盟邦叛乱惩罚的结果，也是建立拓殖地的主要方式。

另一种在国外获得土地的可能方式是起诉盟邦的贵族，这是伪色诺芬给出的印象，他列举了雅典对被判有罪的盟邦中贵族施加的惩罚，其中包括没收财产。

雅典和卡尔基斯的协议(IGI340)中也暗含了同样的概念：雅典人保证未经审判或雅典公民大会的认定，不会侵犯或剥夺卡尔基斯城邦或个人的权利。

除了这些雅典公共事业，还有雅典人个人定居，或者至少是雅典个人拥有阿提卡以外的土地所有权的证据。

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是公元前378/7年第二次雅典同盟建立时的“阿里斯多泰莱斯（Aristoteles）法令”（IGII243）。

除了承诺不向他们的盟友派遣驻军、官员以及征收贡金外，雅典“放弃雅典人在盟友领土上所据的全部公私财物，并保证归还，雅典人不得以个人名义、亦不可以城邦名义在同盟领土上通过购买、抵押抑或其他方式获得住房和土地”。

殖民地和拓殖地无疑以“城邦名义”进行，但雅典的潜在盟友同样担心的是私人购买或抵押。

这一官方证据表明，个体雅典人在盟国领土上获得和占有土地是一种存在的现象。

另外较早的证据来自“阿提卡石碑（AtticStelae）”，它为我们提供了雅典公民个人在海外其他城邦拥有财产的直接证据。

其中一些条目包括没收自雅典公民在优卑亚、阿比多斯、萨索斯（Thasos）和奥夫里尼翁（Ophryneion）的财产。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优卑亚外，我们没有证据表明雅典在这些地区建有殖民地或拓殖地。

更重要的是，雅典人承认这些个人的合法所有权并将土地作为他们的合法财产出售。

安多基德斯也暗示了公共和私人定居地之间的可能区别，他提到“为了夺回属于我们的切尔松尼斯，我们的殖民地，我们海外的土地财产，还是债务？”

尽管如此，雅典人在海外拥有私人财产的证据仍然存在问题，因为在古希腊拥有土地是公民的特权。

琼斯认为“许多雅典人在提洛同盟时期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在盟国领土上获得土地所有权”的观点是合理的，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个别雅典人如何设法在盟国领土上获得土地的问题仍未确定。

土地的分配或许是殖民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可以想见，在到达一个新的定居点后，对所有定居者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获得一块他们以后赖以生存的土地。

通常情况下，最初的定居者是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分配定居地的土地的，这并不排除后来可能发生的财富分化。

殖民布莱亚的法令（IGI245（I346））中规定：从十个部落中各选出一名土地分配者，他们负责分配殖民地的土地，其职责在于保证将土地公正而平等地分配给殖民者。这一结论同时也得到了对符合条件的公民群体的其他平等分配的支持。

与殖民者相比，拓殖者与土地结合的程度较低，作为缺席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对土地的经营方式也备受关注。阿布拉莫维茨认为那些原有的当地人被用作承租人和雇工，在以前属于他们土地上为雅典人谋取利益，并将这种经营模式称为“奴役”。

菲圭拉强调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合作”关系：由于拓殖地征用了同盟贵族的土地，有拓殖地的城邦的民众通过向拓殖者租用份地成为拓殖地的“利益相关者”。

可以理解的是，在将土地分配给个别雅典人后，雅典城邦对此保留了一些权利，几乎肯定会限制了土地的完全转让、买卖以及抵押。

目前尚不清楚在对现有的城邦进行殖民时，是否分配了矿场、作坊等非农业资产。有可能，这些财产共同所有，并通过租约加以利用。

份地、公民权与拓殖者的法律义务

拓殖者的法律义务以海外份地所有权为基础，并直接来自于他们的雅典公民身份。从最早的萨拉米斯拓殖地的创建到整个古典时期，拓殖者的身份和职责是相同和延续的：“拓殖者仍然是雅典人，并且有责任缴纳雅典税款并在雅典军队中服役”。

在殖民萨拉米斯的法令中，曾明确“须向雅典纳税，并履行兵役”，虽然此处主体缺失，但毋庸置疑指的是雅典拓殖者。

人们普遍接受的理论是，拓殖者作为驻军在他们受领份地的地方服军役。这一理论基于两段文字：一是普鲁塔克的叙述；另一个来自伊索克拉底。

如前文所述，普鲁塔克在此处的论述深受诟病，很难引以为证。伊索克拉底想证明雅典人建立拓殖地并不是出于私利动机：“我们派定居者前往这些人口减少的城市是为了保护他们，而不是为了扩大我们的权力”。

伊索克拉底的观点非常具有倾向性，他从相当模糊的战略需求中找到了拓殖地存在的动机。

这显然是唯一的证据，证明拓殖者不受一般兵役的约束，而作为驻军守卫雅典的海外领地。如果这就是拓殖地的意图，他们似乎并没有很好的实现这一点。

我们前面已经提及了拓殖者在莱斯博斯之后发生的事件中记述的缺失。

同样在优卑亚，公元前411年，伯罗奔尼撒人促成了除奥琉斯（Oreus）外整个岛屿的叛乱，而奥琉斯由雅典人自己（指前往赫斯提亚的雅典殖民者）完全占据。

同时，在修昔底德对战争的描述中对殖民地队伍多有提及。利姆诺斯殖民者构成了一个实际上的军事单位，最好的证据是以奉献者“Lemnian”命名的雅典娜雕像。

他们的阿提卡起源在对叙拉古的参战名单中得到强调（与因布罗斯人、埃吉那人和赫斯提亚人），修昔底德在此对盟军队伍的种族身份非常谨慎。

相比之下，修昔底德从未在任何军事背景下提及拓殖者。可能的拓殖地（莱斯博斯、安德罗斯、纳克索斯和优卑亚的几处地点）并非位于需要驻军的战略位置。

然而，像埃吉那、切尔松尼斯、赫斯提亚和波提狄亚等地适度的殖民者队伍的存在为雅典提供了战略利益。对于埃吉那，修昔底德明确指出了这一优势，而普鲁塔克指出了伯里克利派遣殖民者到切尔松尼斯的军事作用。

总之，拓殖者很可能并没有组成独立军事单位，他们依旧按照他们原来的部落注册、服兵役、作战并被列在部落的伤亡名单上。

雅典殖民地模式的延续与超越

在希腊世界传统的殖民模式中，殖民地往往是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大多数希腊殖民地并没有成为母邦政治扩张的有效手段。

在一篇专门研究古希腊母邦与子邦关系的著作中，格雷厄姆将雅典的拓殖地称为“雅典城邦的延伸”，但他同时指出，即使雅典的普通殖民地也被视为她的财产。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霸权时期雅典的殖民地既有对传统的延续，也有对以往殖民模式的超越。

对于霸权时期雅典殖民者最大的争论是他们是否保留雅典公民权的问题。

殖民者失去原母邦的公民权是古风时代殖民的普遍惯例，学者们也理所当然地把它应用到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殖民地。

传统的观点受到很多质疑，如果雅典殖民者保留了雅典公民身份，那么公元前5世纪雅典殖民者和拓殖者之间的区别必定与传统观点认为的有所不同。

关于雅典殖民者保留雅典公民身份的主要证据来自于当雅典失去对某一殖民地的控制时——集中于希波战争前夕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殖民地的“雅典人”返回雅典后他们的公民权利并无争议。

其中最受学者们关注的是修昔底德对布拉西达斯占领安菲波利斯的叙述，在连续的几行中，修昔底德三次提到了“雅典人”。

至少在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语境中，我们相信其包含那些永久定居安菲波里斯的“雅典人”，即最初到来的殖民者。

然而，如果我们相信所谓的雅典殖民者依旧保留雅典公民权，问题也十分明显，格雷厄姆评论说：很难相信一个城邦建立在其中一部分公民仍是另一个城邦公民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安菲波利斯这样的大型混合殖民地。

这种歧视很难被非雅典的定居者所容忍，也无法与希腊殖民的平等原则相协调。

修昔底德的措辞只能从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理解：作为安菲波利斯城陷的亲历者，在修昔底德看来，最重要的区别是雅典一方的人和其他人，而所谓的合法公民身份的区别并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

因此，修昔底德对布拉西达斯占领安菲波利斯时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并没有表明雅典殖民者可以在安菲波利斯合法拥有特殊地位。

然而，至少可以认为，在第三次对“雅典人”的提及中，雅典的殖民者相信他们将在雅典重获或恢复公民权利。

此外，我们必须考虑的不仅仅是政治权利：雅典的殖民者仍然拥有与雅典公民相同的在雅典法庭起诉和被起诉以及受到帝国保护的权利。

总之，在安菲波利斯、图里伊以及切尔松尼斯这些人口成分复杂的城邦里，雅典殖民者享有当地公民权利，并在一定条件下恢复雅典公民权。

在埃吉那、米洛斯和赫斯提亚的案例中，情况又有所不同，我们已经提及柏拉图的父亲阿里斯顿以及阿里斯多芬在埃吉那拥有财产的史实，他们在地理位置上与阿提卡较为接近，又是由雅典人独自组成的城邦，因此在政治经济生活上保持着与雅典更密切的关系。

同时，这类殖民地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权，并以雅典制度为蓝本形成了民主自治机构，从政治形态上说，他们是公元前四世纪雅典拓殖地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