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殖民是古希腊城邦的传统，希波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雅典构建了以所谓霸权为依托，以爱琴海为中心，以殖民地和拓殖地为主要形式的海外殖民网络。

借助于古典文献以及铭文材料，我们可以勾画出霸权时代雅典海外殖民的基本图景，并在对雅典殖民模式的重新建构中考察雅典殖民与雅典霸权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梭伦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雅典人口稳步增长，粮食供给问题不断凸显。早期殖民为霸权时期雅典的殖民提供了机会区域、参考范式以及奠定了雅典人的区域政治和霸权氛围。

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提洛同盟转变为雅典帝国，雅典霸权成为雅典海外殖民的依托，海外定居地成为雅典维护霸权、镇压盟邦的重要工具。

霸权时代雅典海外殖民兴起的背景

雅典在公元前八世纪和前七世纪希腊世界的殖民浪潮中明显缺席，直到“大殖民运动”接近尾声，她才姗姗来迟地走上海外殖民的道路。

希波战争之前，雅典已经在赫勒斯滂（Hellespont）、优卑亚（Euboea）等地区建立了雅典最早的海外定居地。

波斯的入侵打断了雅典殖民的进程，但没有理由否认雅典在这两个阶段殖民的连续性。

霸权时期雅典的海外殖民要从自公元前六世纪初开始的雅典城邦的内部变革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加以理解和解释。

人口压力与粮食供给

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霸权政策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判，但它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只是赤裸裸的侵略和贪婪，它同时与雅典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雅典人口中的公民、外邦人和奴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进口谷物养活的，其程度远高于其他任何重要的希腊城邦。

雅典诉诸海外殖民的方式，将过剩人口送往海外、控制海上商路，缓解并保障雅典城邦的粮食需求。

从梭伦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雅典人口呈现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

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典著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人口数字，其大多涉及到战争中的舰船数量或军队人数。

希罗多德提到，在萨拉米斯海战中，雅典人提供了180艘舰船，比其他任何城邦都多，并且舰上全体船员皆由他们自己人充任。

按每艘船有200名士兵计算，当时雅典成年男性公民至少为36,000人，修昔底德也提到了伯罗奔尼撒战前雅典的兵源数量。

此外，通过借助其他的辅助性材料，如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的参加人数、雅典剧场的观众容量以及其它文献中提到过的一些数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大概的人口统计数字。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以剑桥学者彼得•格恩西的统计数字作为参考。

据格恩西的估计，在古典时代，不包括属地在内的阿提卡当地人口（包括公民与非公民），从公元前480年的120,000至150,000人的人口低点上升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的约250,000人的人口峰值。

阿提卡的面积大约为2400平方千米，则雅典的人口密度从公元前480年的大约50人/平方千米上升到公元前431年的104人/平方千米，远超十九世纪希腊平均的人口密度值。

阿提卡农业潜力的匮乏是古代作家留给我们的普遍印象，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属于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尽管日照充足，但气候干燥、降水稀少。

地势崎岖、土地贫瘠，阿提卡可耕地范围的大约只有在30%－40%，即使是最为乐观的估计，这个比率也不会超过50%，如果考虑到两年一次的休耕，其土地利用率只会更低。

格恩西认为阿提卡大约能养活40%－60%的常住人口，这已经是相对乐观的估计。

总之，在雅典的霸权时期，其人口数量远远超出国内粮食生产所能负担的极限，城邦居民的正常生活以及城邦秩序的维护都有赖于稳定的粮食进口。

古风时代末期雅典的早期殖民尝试及其遗产

人口压力与粮食供给也是促使古风时代末期雅典挣脱阿提卡的束缚，逐步走向海外殖民的重要动因。

本章节中笔者拟对古风时代末期雅典的早期殖民活动做一简短的介绍，重点探索雅典的早期殖民与霸权时代雅典海外殖民的联系。

据传说，雅典在史前时期就开始派遣殖民者，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帝国在宣传和外交辞令上经常将雅典称为“爱奥尼亚人的母邦”。

更具体的是早期雅典人对西吉昂（Sigeion/Sigeum）和色雷斯的切尔松尼斯（ThracianChersonese）的殖民。

雅典僭主庇希特拉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对这两个地方的殖民：前者与雅典最早的渊源可追溯到公元前七世纪末，奥林匹克的获胜者弗林农（Phrynon）带领雅典人从莱斯博斯人的手中夺取西吉昂，两者关于西吉昂的争夺一直持续。

庇希特拉图当政期间重新夺回西吉昂并通过他的私生子赫格西斯特拉图（Hegesistratus）统治它，西吉昂后来成为其子希庇亚斯被驱逐后的避难所和新的统治地；后者的建立很可能得到了庇希特拉图的支持或默许。

雅典早期海外殖民中最重要的名字当属所谓“菲莱迪”家族（Philaids/Kimonids)的老米太亚德（MiltiadestheElder）和小米太亚德（MiltiadestheYounger）。

老米太亚德是切尔松尼斯殖民地的oikist（founder;城市创建者，建立者）和僭主，小米太亚德后来在庇希特拉图家族的支持下继承了他的位置，并在他担任僭主期间占领了利姆诺斯（Lemnos）和因布罗斯（Imbros）。

因布罗斯成为切尔松尼斯的附庸，而利姆诺斯被转交给雅典。

我们目前所知道的雅典最早的拓殖地是萨拉米斯（Salamis）和卡尔基斯（Chalcis），两者分别来自铭文和文献证据。

雅典殖民萨拉米斯的法令约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颁布，为现存最早的雅典法令。

萨拉米斯作为雅典的附庸有着曲折的历史：萨拉米斯最初可能被埃吉那人占据和殖民，在公元前600年左右被麦加拉人短暂占领，最终在梭伦和庇希特拉图时代成为雅典人的属地。

据普鲁塔克的记述，在经过反复的冲突之后，雅典人和麦加拉人最终请斯巴达人来调节和裁决他们的争端，斯巴达人根据梭伦向他们提出的证据将该岛的所有权授予了雅典。

公元前六世纪末，雅典城邦通过决议，向萨拉米斯派遣拓殖者。

铭文（IGI31）所示可能是雅典向萨拉米斯派遣定居者或对那些已经居住者的有关补充的规定。

铭文破损严重，如果学者们对它的修复准确的话，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以下信息：一、那些在萨拉米斯的受领份地者（即拓殖者）将获准定居在萨拉米斯，他们须向雅典纳税，并在战争中服役。

二、不得出租萨拉米斯的土地，若违反，承租人和出租人都需要向国库偿付罚款。

三、地方官，即雅典派往萨拉米斯的行政官员，负责征兵，若不征兵，将被传讯。

四、需自行配备价值三十德拉克马的武器。

五、武备毕，将由执政官负责查验，许多学者建议将铭文第一行最后缺失的关键词拟补为“klerouchs”，如果正确，这将是已知最早的雅典人对该术语的使用。

提洛同盟与雅典霸权的兴起

希波战争暂时打断了雅典海外殖民扩张的步伐，但它同时为战后雅典霸权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传统的因素——人口的膨胀、资源的匮乏、公民集体的向外延伸力——仍然发挥着作用，雅典城邦的内部力量外化为雅典对外扩张的工具，雅典海军不仅在希波战争中战功赫赫，更成为日后雅典海上霸权的基石。

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雅典城邦已经完全控制了提洛同盟，并使之成为扩张其海上霸权的工具。

希罗多德以雅典人对塞斯托斯（Sestos）的围困结束了他对希波战争的记述，修昔底德也是以塞斯托斯之围开始其有关雅典兴起为强国的记述。

战后初期，雅典从斯巴达手中接过了海军的领导权，公元前478年—前477年冬，雅典建立了一个同盟组织，称为“雅典人及其盟友”，即所谓的“提洛同盟”，同盟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报波斯入侵之仇并将所有希腊人从波斯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有关提洛同盟初期的活动，我们只知道很少的几件事，修昔底德首先提到雅典人在客蒙的率领下，围攻斯特里梦河畔的爱昂，从波斯手中夺取该城，把城中的居民变为奴隶。

其次是夺取了斯基罗斯岛，把岛上以海盗为生的多洛皮亚人（Dolopians）变为奴隶，把这个岛屿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之后，优卑亚的卡利斯图被迫入盟，曾一度脱盟的那克索斯，在受围攻屈服后又被迫在更不利的条件下加入同盟。

修昔底德在那克索斯案例的后面补充道：“这是雅典违背原先订立的盟约而奴役同盟城邦的第一例，之后同盟的其他城邦就这样逐个地遭到了奴役”。

修昔底德依次表述爱昂、斯基罗斯、卡利斯图和那克索斯事件，“其用意是表明雅典在逐步走向霸权地位，而不是要列举雅典同盟的功绩”。

正如哈蒙德所说，“他认识到雅典日后用降服其盟邦和建立军事移民地的方法达到的强国地位实际上一种霸权，因此他也把这一意义加于上述这些事件”。

波斯入侵的危险由于公元前467年欧里梅敦（Eurymedon）战役的胜利和薛西斯于公元前465年被刺杀后波斯的内乱消失了。

公元前465年，雅典与北爱琴海地区的塔索斯由于色雷斯海岸的市场和矿产的所有权发生争执，塔索斯人发动暴动并脱离同盟。

大约在同一时候，雅典和其同盟者进行了一次失败的向斯特里梦河流域的殖民。

塔索斯在被围困的第三年被迫接受了雅典人的条件，沦为了雅典的附庸。塔索斯的命运揭示了雅典野心的实质，雅典城邦和雅典人自己从同盟的继续活动中大获财富和势力，而各盟邦的独立自主必须符合雅典城邦的整体利益，雅典同盟存在的合理性受到质疑。

雅典的强权控制与希腊城邦自由、独立的传统形成了尖锐对立，一旦同盟开始转变为帝国，雅典就不得不担心同盟的反叛与日益增长的敌意。

盟邦的反抗和暴动伴随着雅典帝国的始终，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巨大的战争消耗迫使雅典加强了对同盟者的盘剥。

公元前428年莱斯博斯全岛（除麦赛姆那外）发生暴动，雅典在镇压起义之后将全岛（除麦赛姆那外）划分为三千块份地，其中三百份留作诸神的份地，其余的分配给雅典派往该岛的拓殖者。

雅典殖民的残酷性不仅体现在对盟邦独立原则的漠视和对盟邦的镇压，而且体现在对原有当地人口的驱逐、屠杀或将他们变为奴隶。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波提狄亚、埃吉那、米洛斯等城邦都在沦为雅典定居地时遭到了残酷的对待。

雅典殖民的残酷性、掠夺性体现了雅典帝国的黑暗面，是雅典霸权难以洗刷的污点，公元前405年羊河之战后，雅典近百年海外殖民的成果也随雅典帝国一起被埋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