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朝土木堡损失掉了京军主力，中央还没有对地方失去控制？

唐朝安史之乱，二十万唐军精锐在灵宝被叛军全歼。

皇帝不敢应战，丢下文武大臣不管，连夜带着老婆、太子跑路。

事后，群臣愤慨，皇帝人心尽失，被迫靠勒死老婆而转移矛盾。

太子也趁机与其分道扬镳，自立为帝。

一时之间，唐廷乱到了极点。

灵武一个皇帝，成都一个皇帝，大家都不知道该向谁效忠了。

这种情况下，中央对地方失去了掌控吗？

并没有。

河北义军在与中央失去联络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与叛军作战。直至平定叛乱。

睢阳守将张巡在中央失去联络，且被叛军团团包围情况下，仍然坚持与叛军作战。不管叛军如何劝说，言明京城已沦陷，皇帝已逃跑，他都拒不投降。直至最后弹尽粮绝，英勇就义。

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将领，并没有因为老皇帝人心尽失，新皇帝羽翼未满，就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他们仍效忠于大唐王朝，最后助皇帝剿灭叛军。

宋朝靖康之变，河北、河东尽丧。京城禁军被金军重创。皇帝，太上皇，以及三千多王公大臣，被金军打包带走。

一时之间，宋室近支皇族几乎被团灭，仅九皇子赵构一人逃脱。

这种情况下，中央对地方失去了掌控吗？

并没有。

赵构于商丘登基后，很快又组织起朝廷，与金廷分庭抗礼。

地方官员和将领，其实分得清是非，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向哪个朝廷效忠。

反倒是在中央扈卫赵构的苗傅、刘正彦等将领搞出了兵变事件，要逼赵构下台。

最后，还是各地将领纷纷表示了勤王平乱的立场，出兵镇压，赵构才保住皇位。

第二次鸦片战争，江南有太平天国，河南有捻军起义。天津被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受到军事威胁。

这时候，最忠于皇帝的八旗军不能打。科尔沁蒙古骑兵能打，但打不过英法联军。南方的团练武装也能打，但远水救不了近火。

手上无兵可用。无奈之下，皇帝只好带着老婆儿子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留下几个炮灰与英法联军谈判。

当然，皇帝逃跑，能叫逃跑吗。那叫“北狩”。

但逃跑就是逃跑，再华丽的词藻，也掩盖不了逃跑的本质。所以事后，当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皇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后。皇室的威严降至了谷底。

也正是因此，皇帝一命呜呼。只留下了一个六岁大的儿子和两个寡妇苦苦支撑。

这种情况下，中央对地方失去了掌控吗？

并没有。

清政府不仅没有失去对地方的控制，反而在其后又延续了50年国祚。

单看土木堡之变，确实很惨。

大量能征善战的武将战死，二十万京军，伤亡过半，阵亡三分之一，余者溃散。就连皇帝也被俘虏。

怎一个惨字了得。

但从历史纵向上来看，也就是把土木堡之变与唐朝、宋朝、清朝遭受的外来打击，进行对比来看。

可以发现，土木堡之变，其实不算什么。

皇帝虽然被俘了，可太后、太子还在。只要明廷愿意，随时都能另立新君。

而看看北宋，那才叫惨呢。

皇帝被俘了，太后和太子也都被俘了。大家想立新君都不可能。因为朝廷也没了。朝廷和文武大臣也被一网打尽了。

赵构在商丘继位时，实际是没有法统的。他甚至就连国玺都没有。

后来是金人扶持的傀儡皇帝张邦昌主动把大宋国玺献给赵构，又把宋哲宗的老婆，也就是元祐皇后孟氏请出来垂帘听政，给赵构撑腰。赵构才树起了自己的执政法统。

土木堡之变，大量能征善战的武将和大量京军战死，确实很惨。但明朝九边军镇体系都还完好，京军也并没有全军覆没，朝内也还有于谦等能撑得住场子的帅才。

事后，京城也仍然能凑出十万兵。

这是什么？这就是镇场子的资本！

地方敢不听招呼？找死。

而看看唐朝和清朝，那才叫惨呢。

唐玄宗和咸丰帝，都是光杆司令。

助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平叛的，都是唐朝地方军队。也就是藩镇军队。

所谓平定安史之乱，其实就是藩镇打藩镇。

整个过程压根就没唐朝中央军什么事。

助同治、两宫太后稳定政权的，也都是清朝地方武装。

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也压根没有清朝正规武装什么事。

但唐朝也好，清朝也罢，中央都没有失去对地方的掌控。

所以说，土木堡之变，惨归惨，但没有惨到朝廷要玩完的地步。

不至于说皇帝被俘虏，京军损失惨重，朝廷就对地方失去掌控。

明军后来能打赢京师保卫战，其实就已经证明了，明朝的政权结构非常稳定。

只要朝廷本身不滑坡，老实人总比滑头多。

只要朝廷摆明了态度，还有主心骨，地方上没人敢乱动。

总的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只要江山是凭本事一刀一枪打下来的。政权结构都比较稳固。

唐宋清是如此，明朝也是如此。

明朝开国皇帝从乞丐至天子，这就注定了明朝皇帝具有超强的合法性。不是到了山穷水尽的那一步，天下永远有忠臣义士愿意为皇帝和朝廷续命。

土木堡之变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还是因为明英宗御驾亲征反被敌俘，毕竟这样窝囊的事，纵观中国古代几千年，也没几件了。不过，对比北宋时的"靖康之难"，明朝的"土木堡之变"却与之大不一样。同是皇帝被掳走，北宋直接亡国，之后虽有南宋立国，但也是偏安江南，苟存半壁江山而已。而明朝，面对御驾亲征失利，皇帝被虏，北京被围的"绝境"，不仅守住了都城，还守住了江山，国家也没有因此分崩离析，实在是令人惊奇。

确实，单从基本保存住了完整国家这一层面来看，"土木堡之变"后，明朝的一系列反应堪称"完美自救"。不过，这些应对举措也是建立在与之相称的"可能"上的。换句话说，此时的明朝也确实还是有些"自救"实力的。

首先，守卫京师的军事力量仍然存在。虽然英宗出征时所率基本皆为京军，但是土木堡一战，迎战的明军大部分只是损失惨重，却也并未全军覆没。许多明史专家认为，出于维护本朝的目的，当时的史料对此次兵败的记载有所夸大，据研究，在土木堡的十万明军，可能有近一半都在那场战斗中成功突围并逃回了北京。另外，英宗所率也并非全部京军，仍有部分留守京师，专家估算，当时留守的京军大致有五万。因此，在之后的北京保卫战中，明朝捍卫北京的军事力量应该有近十万。

其次，地方军队仍受中央调控。能做到这一点，要归功于明代的军事制度。明朝的兵制仿照宋制，是典型的军、权分离的制度。防止了地方将领专权、割据一方、尾大不掉，加强了中央对全国军队的控制。具体看来，明朝国家最高军事机关为五军都督府，但是其长官——都督并无调兵、发兵之权，只负责平日的训练事宜，国家的军事行动要由兵部发出，然而兵部却不直接统管军队。这样一来，国家的兵权全部都集中到了听命于皇帝的兵部。兵部在接到皇帝的调兵命令后，会对都督府进行下达任命、粮草筹措等更为具体的安排部署，之后再自都督府开始一级一级地下达命令安排。由此可见，明朝的军事决策与指挥系统主要是由兵部和都督府组合而成的。因此，虽然皇帝拥有帝国的最高权力，但是如果没有皇帝，帝国的军队仍然会有所管制。有了这样的军事制度作为保障，这对于明朝应对土木堡之变后的危机而言，无疑是最大的底气。事实也确实如此，在英宗被俘之后，明军的最高指挥权被牢牢掌握在了兵部和都督府手中。也正是因此，在骤失天子之后，国家才能没有陷入混乱，这也保证了地方仍在中央的管控之下。

但是制度的作用只是机械的，帝国的最高兵权不能一直空悬。群龙不能无首，没有皇帝，对于明军士气而言也十分不利。在英宗被俘之后，大臣们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为稳固国本，朝廷里群臣群策，方案众多。最终，于谦在关键时刻力排众议，拥立了英宗之弟为新皇帝。新皇登基，国本既定，一切也渐渐步入正轨。为拱卫京师，各地勤王之师纷至沓来。

不过，如果我们只是将"中央失去地方的控制"理解为在土木堡之变后，大明国内没有发生大的内乱兵祸，那似乎有些思考地过于表面了。长远来看，土木堡之变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虽然当时的人们在形式上确保了王朝的基本完整，但是也为以后渐渐失去地方控制埋下隐患，甚至改变了大明王朝此后的走向。

在此之后，文官势力骤增。突临大变，于谦成了留守京城的朝臣们的主心骨，这些饱读诗书的儒士文臣，自动肩负起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为守卫国家、保卫京师筹谋计划。最终，在经过多方权衡与较量之后，以于谦为首的文臣成功推立郕王为新皇。不仅如此，他们还将大太监王振的余党全部诛杀，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掌握大明军队的指挥权，组织武将抵御瓦剌军的入侵。

之后，明朝在北京保卫战大获全胜，以于谦为代表的文臣集团功不可没，这也使得文官在此之后地位得到大大提升。帝国内部的权利大部分被文官掌握，与之相应的，武将权力便随之下降了，"文武相制"的局面渐渐被"以文驭武"所代替，并且这种势头越演越烈。不论是国家大事还是皇帝家事，很多情况下文臣往往都有着很大话语权。

文官的职权在无形中膨胀，甚至限制了皇权。以赋税为例，文臣以"增赋害民"为由，限制朝廷向百姓征税，中央所收赋税入不敷出，国库空虚。但是，许多文臣在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的同时，却往往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侵夺民田。许多文臣一面劝说皇帝节俭爱民，一面却与民争食争利。甚至在与皇帝意见相左时，以"死谏"的方式来威胁皇帝妥协。

皇权受限，进一步影响到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中央情况相似，明朝地方政权组织也是文臣武将相结合的形式。然而，文臣的地位压过武将，这使得地方上的武将也遭遇了与高层武将相似的境遇。这也意味着，地方上的文官势力大肆扩张，鉴于在京的文臣高官都有使皇帝妥协的可能，地方上的形势可想而知。许多文臣之间，或连结师友，或联络同乡，在地方上形成一张张紧密又硕大的关系网，势力繁复。

势力愈盛的文臣也成为了明代土地兼并的重要群体，在土地兼并的社会大潮流中，失去土地的广大平民，被迫成为流民。有明一代，流民问题一直存在，甚至越来越严重，到了明代后期更是积重难返。衣食不保的流民群体越来越庞大，无疑使得大明王朝社会内部不稳定性增加。流民成寇屡见不鲜，这既造成了地方社会的混乱，给百姓带来灾难，也导致了中央对地方控制的削弱。与此同时，流民造反带来的战乱也会给地方带来一系列问题，最典型的情况就是流民为寇给百姓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使得许多普通民众因受战火影响而被迫成为流民，这也成为了明代社会难以解决的"恶性循环"。

面对这样棘手的流民问题，明朝廷一直没能妥善解决，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在朝中占据话语权的文臣集团为维护自身利益不愿过多让利于民，因此流民问题一直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流民成灾，大大影响王朝对地方的控制，而流民之祸也最终葬送了大明王朝。也难怪崇祯皇帝临死前仍然声称：诸臣误朕，文臣皆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