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为何会败？逃往台湾的一个兵团司令晚年说出他的经历与见解

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秋季，国民党的一些官员利用“接收”之名，对各地的资源进行大规模的占有。在短时间内，北京、上海、平津、武汉等主要城市纷纷设立多个不属于同一行政机构的接收组织，这给当地的工商业带来了重大打击。

这些“接收”官员的行为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以“五子登科”形容这些官员，意指他们贪图金钱、房产、政权、交通工具和女色。流传下来的说法也讽刺了官员们的贪婪：“无论何物，坐享其成总是最为舒适”。

事实上，接收委员会的数量在最高峰时达到2300多个。为了个人私利，这些官员之间争权夺利，导致了大范围的腐败。这不仅仅是基层的现象，而是从上至下的普遍问题。

蒋介石在后来流亡台湾时，对国民党的失败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认为，过度的“接收”行为是主要原因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既参与军事指挥，又涉足商业。而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军事似乎更像是次要的工作。蒋介石本人也时常鼓励这些将领家人从商，与他们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而这种行为与共产党的风格迥异。

有人疑惑，当一个将军既要管理军队又要关心家族生意，他还能否全心投入军事指挥? 这也许解释了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逐渐失势的部分原因。

当解放战争拉开序幕，国民党军队中腐败问题日益显著。多次发生军饷欠缺的情况，官兵对上层的不信任日增。大部分的经费被高级官员挪用，流入上海黄金交易所，被他们用于投机。这样的内部问题，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导致了蒋介石从大陆的失败撤退。

1948年的秋冬之交，淮海战役前夕，国民党在徐州剿总下调集了四个主力兵团和四个绥靖区的部队。这些军队主要集中在围绕徐州的铁路线上。以徐州东部地区为例，从西到东，我们可以看到李弥指挥的第13兵团部署在碾庄，黄百韬的第7兵团位于新安镇，而李延年负责的第9绥靖区部队则分散在苏北的海州和连云港。

当淮海战役初期，国民党的国防部命令李延年的部队迅速从海州沿陇海铁路向徐州撤退。这一决策充满了风险，因为当时华东野战军大部分部队就压在陇海铁路北侧。为确保此次行动的成功，国民党的上层对此行动的细节进行了严格的保密。其保密程度之高，连即将行动的司令官在出发前一天也不知道。

1948年11月5日的夜晚，李延年正准备入睡，突然门被敲响。打开门，一名老百姓站在门口，紧张地说：“李司令，您千万不能走。若您要走，必须带上我！”

李延年愕然，迷惑地回答：“我们接到的是守住海州的命令，我要去哪里？”

但这突如其来的信息让李延年感到不安，他立即给南京打电话求证。对方告知，命令确实在路上，天亮就会到达。

在他晚年在台湾写的回忆录中，李延年对此事有过如此评论：“国民党若没有败，那真是个奇迹！”这段文字中充满了愤怒和失望。李延年，身为战区的高级司令，居然要从一个“老百姓”那里得知即将发生的军事变动，这何其荒谬！

后来的调查揭露了这一事件背后的真相：前来通报消息的“老百姓”其实是刘峙，徐州剿总司令，在海州的生意代理，主要经营海盐。刘峙的贪财之名，在国民党内早已响当当。知晓此次军事行动的重要性，他却为了个人生意的安全，优先通知了代理人，而不是军队的领导，这无疑是对军队和国家安全的极度不负责任。

在中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军界有句说法：“三李”都赶不上“一王”。这里的“三李”是指黄埔军校第一期的李仙洲、李玉堂和李延年，而“一王”指的是黄埔第三期的王耀武。尽管“三李”入学较早，但在军事实力和地位上，王耀武仍然占据上风。

四人都是山东人。王耀武出生于山东泰安，而李仙洲来自山东长清，李玉堂和李延年则同为山东广饶之子。解放战争时，王耀武已成为国民党的封疆大吏，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和第二绥靖区司令长官。与此同时，李仙洲仅是其下的副司令；李玉堂和李延年的职位更是远低于王。

不仅在职务上，甚至在战斗技能上，“三李”也都未能匹敌王耀武。不过，王耀武并非完美的将领，他的贪财之名也在军中广为传颂。特别是在1948年的济南战役中，王耀武遭到华东野战军的全歼，成为我军的俘虏。黄百韬，当时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司令，对王耀武的失败并不感到意外。他回忆说，即使在济南被围困的危急时刻，王耀武还通过无线电话向远在南京的家属叮嘱半小时的家务事。对于一名应该全心投入指挥的统帅来说，这种行为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指挥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经历了一段与李延年相似的痛苦时刻。

1948年11月22日，随着黄百韬兵团在碾庄被全歼，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戛然而止。此时的徐州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已陷入恐慌。徐州四周地形开阔，毫无险要之地，守军若坚持驻守，恐怕会如黄百韬部队一样被包围。

蒋介石对这些军队心有不甘，便命令国防部筹划一份撤退方案，并亲自召见杜聿明详谈。归来后，杜聿明立即着手部署徐州的大撤退。

考虑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决定在撤退的前夕举办一场戏剧表演，伪称是为了庆祝自己母亲的生日，以此迷惑华东野战军。

那晚，杜聿明发布紧急指令，命令徐州的警备司令谭辅烈封锁并转移银行与钱庄的金库中的黄金。但出乎意料的是，谭辅烈反馈所有钱庄的负责人和他们的家属在三天前已离开徐州。

这一现象显然暴露了国防部中一些在徐州有生意关系的高官的泄密行为。杜聿明对此深感绝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希望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终于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总”指挥下的55万人。此战役的胜利见证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卓越战斗力，也反映了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混乱和信任危机。

淮海战役中，我军的60万解放军与80万国民党军交锋。尽管解放军歼灭了55万国民党军，但仍有25万人不知去向。这其中，有李延年和刘汝明两大兵团，他们当时驻扎在战场南线和蚌埠。遵循国民党的“友军有难，坚守阵地”的原则，他们目睹友军遭解放军包围，但并未积极参与战斗，因此并未在此战役中损失。

在解放军渡江战役前夕，蒋介石任命李延年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副司令，并同时担任第6兵团的司令长官。他部署在浦镇和浦口，作为汤恩伯的主要副手

到了4月23日，随着南京被解放，李延年撤退到杭州，并被再次任命为金华指挥所的主任，负责统帅大约十万的兵力。

到了6月末，尽管李延年多次撤退，蒋介石仍将守护福建的责任交给了他。

然而，到了8月中旬，当解放军发起对福州的进攻时，李延年所指挥的七万部队被完全击败。面对这种局势，他带着少数的司令部人员乘飞机逃亡到平潭岛。

鉴于平潭岛的重要战略位置，蒋介石特意派遣陈诚赴岛，亲自交付给李延年守卫平潭岛的任务。

当时驻扎在平潭岛的是李天霞指挥的第73军。

李天霞，这位曾经出卖过张灵甫的将领，再次背弃了李延年，导致平潭岛被解放军所占领。

逃亡到台湾后的李天霞和李延年，因其撤退行为遭到了蒋介石的严厉指责，并被以“失职撤退”为由拘留。在后续的军事审判中，李天霞坚称是按照李延年的指示才撤离平潭岛。第6兵团的参谋长孙鸣玉也指控李延年下达了撤退命令。结果，两位将领均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

但他们被囚禁的时间很短。蒋介石随后任命李天霞为澎湖防卫司令部的副司令，他在那里过着奢华的生活。

而李延年则过上了与此不同的命运。他在台北的郊区静静地生活，没有军队，没有工作，生活极为艰难，仅仅依靠蘸着辣椒盐的馒头为食，甚至买烟都要借钱。到1974年11月7日，生活在深度贫困中的李延年因疾病离世。

他的人生像一根紧绷的弦，走到生命的尽头。尽管曲折，但他的历史地位不可抹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