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沽源：元代“梳妆楼”墓主考辨

河北沽源元代“梳妆楼”墓主考辨

封 渊

摘 要

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墓自发掘以来，墓主身份就争议不断。有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明宗怯薛近臣阔里吉思、安西王阿难答、拂林人爱薛子阔里吉思等诸种说法。然而验之史籍，以上诸说均有漏洞。事实上“梳妆楼”墓主的真实身份应是蒙古人按赤歹氏阔里吉思。阔里吉思以怯薛博儿赤跻身政坛，曾以湖广行省平章征讨海南未附诸黎地区，并将其纳入元朝疆域。后官至云南行省左丞相。他初封爵号为稷山公，后至元六年又被追封为晋宁王。一子完泽（完者）为湖广行省右丞，在顺帝至元年间镇压广西徭民起义时，卒于军中。

关键词

元代；梳妆楼；阔里吉思；完泽

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墓，作为国内唯一现存的元代贵族墓地享堂建筑遗址，于2001年被评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其地处元大都至上都之间的交通要道上，并具有浓郁、恢宏的域外宗教特征，自1999年墓发掘以来，一直备受学界的关注。其在当地曾被俗传为是辽朝萧太后的“梳妆楼”， 后来被考古证实此楼实际上是一座元代墓地享堂。但由于墓主神道碑遭到人为有意破坏，碑文残破不全，致使墓主身份信息迄今仍然未有定论。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公布的信息是墓主乃汪古部高唐王、驸马阔里吉思；然而赵琦等学者认为墓主是历侍武宗、明宗、顺帝三朝的怯薛近臣阔里吉思，亦即许有壬笔下的“晋宁忠襄王”；林梅村持此墓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之墓的意见；近来黄可佳又有拂林人爱薛子阔里吉思的新说。诸家所说莫衷一是，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出土文物与碑传诗文、地方志等资料，对“梳妆楼”墓主身份及相关人物史事作进一步深入考述。

一 “梳妆楼”墓主身份诸说抉疑

（一）墓主非驸马阔里吉思辨证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披露墓主信息是“驸马高唐王”，其主要依据有三条，一是墓制规格甚高，二是墓葬中出土的残碑文字“襄阔里吉思”“敕撰”等字，三是墓葬地面享堂建筑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而阔里吉思正是基督教教名乔治（George）的元代汉译。故发掘者根据以上信息判定墓主人是元代信奉聂斯脱里派基督教的汪古部贵族阔里吉思，相邻三座墓则分别是其曾祖、祖父、父亲之墓。

但是细究考古出土文物及元史相关材料，此观点显然难以成立。首先从残碑文字来看，“襄”显然是“阔里吉思”谥号的一部分，而驸马阔里吉思的谥号是“忠献”，自然不符。高唐王阔里吉思的神道碑由翰林学士阎复（1236—1312）在大德九年（1305）撰成，依据的是王府中的府属王元举所拟事状，今保留在《元文类》中。至大二年（1309），阔里吉思再被追封为赵王，谥号仍旧。将残碑文字与神道碑、加封碑文字对比，几乎无一处相吻合。

其次，据《元史·阔里吉思传》所记，驸马阔里吉思在成宗大德二年（1298）左右被俘致死，直至武宗至大三年（1310）左右才得以归葬其祖先坟茔，时隔13年之久，尸首如何得以如其《传》所称“尸体如生”？显然这是本《传》因袭元儒刘敏中《敕赐驸马赵王先德加封碑铭》中溢美之词的缘故，碑铭称传主高唐王死后历经十余年，当被其子术安等人寻得时仍“王体如生”。碑铭的记载，不过是对阔里吉思生前忠贞不渝的褒美而已，本不足为据，《元史》其《传》却抄录不改，仓促纂修之故矣。而梳妆楼墓主男尸，尸骨完存，身着蒙古袍，系鎏金银束带，以常理度之，两者显非一人。

最后，又从发掘情况来看，只有墓主棺椁是蒙古贵族旧俗“树棺葬”，两位陪葬女性的棺椁都是正常棺木，而非蒙古传统“树棺”下葬。再据考古人员对墓主邻近三座祖先合葬墓（均有小型享堂遗迹）的发掘结果来看，都是薄殓入葬，仅出土铜钵、铜镜、铜臂钏、铜耳杯等器物若干件，陪葬品甚简。还要说明的是这片区域周围虽然共发掘30多座墓葬，但只有紧邻“梳妆楼”西北方向的三座墓与“梳妆楼”的形制相近，均是前为地上祭台，后为地上享堂及地下墓室，而且在“梳妆楼”和这三座墓葬外围（距梳妆楼20米左右），考古探测发现明显的残存墓园石砌围墙。这与《口北三厅志》卷3“西凉亭”条所载“俗呼为萧后梳妆楼……外有缭垣址基尚存”的记载完全相符。因此只有这四座墓才属于一处家族墓园。

是故，距离“梳妆楼”200多米外的脑包上发现的其他墓葬群与此处墓园关联不大，不容混淆。又据文献所载，高唐王阔里吉思除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外，祖孙三代均尚公主。从以上“梳妆楼”墓主的祖先墓发掘结果来看，显然也不符合高唐王家族世尚公主、累世金紫的家族地位与身份。所以若仅以“襄阔里吉思”几字来判定墓主就是驸马高唐王，未免推论过甚，也不合史实。

（二）从宗教信仰思路探寻“梳妆楼”墓主证据过于单薄

由于“梳妆楼”突出的域外宗教色彩元素，所以有学者试图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去探寻墓主身份。林梅村就是据“梳妆楼”建筑外形颇具伊斯兰色彩、墓主人的棺椁“独木葬”，以及葬地位置邻近察罕脑儿行宫等因素，进而在忽视残碑文字的情况下，认为墓主人是黄金家族中因争夺皇位被处死的忽必烈孙安西王阿难答，理由是阿难答乃汉地蒙元皇室中明确信奉伊斯兰教者。

林梅村的依据之一为墓地建筑具有伊斯兰风格。可是在“梳妆楼”考古出土中十字花瓣以及残碑中的墓主名字富有基督教特征的双重反证下，此论据恐怕具有相当大的推论成分，很难成立。至于另一条证据则是因察罕脑儿是安西王封地，实际上这是由于作者将唐兀境内的察罕脑儿与两都之间的察罕脑儿行宫混淆为一地所致。

黄可佳尽管对林梅村观点提出质疑，但仍循着墓地建筑风格思路，并结合“襄阔里吉思”的残碑文字来考求墓主身份。他在对林氏文章提出商榷后，又对赵琦的结论（详见下文）提出有力质疑，认为残碑文字“襄阔里吉思”是墓主名字，但并非“晋宁忠襄王”，因为残碑首行题名，直接称墓主原名，而未避尊者讳。且认为果真如赵琦所说，墓主是许有壬笔下的“晋宁忠襄王”，则也应像许有壬那样尊称墓主，而不应该直书其名“襄阔里吉思”，所以黄氏认为该墓主未被追封为王。黄文的这种看法，事实上是由于不了解蒙元时代非汉人神道碑铭的题名习惯所致。

一般而言，在元朝，蒙古色目高官被元廷追封并加赠功臣号时，因蒙古色目人不同于汉人的特殊命名习惯，碑铭书写时大都不避传主名讳，只须在名字后称公即可。如高昌人广东道都转运盐使合剌普华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死于国事，延祐五年（1318），追封为高昌郡侯。至正九年（1349），顺帝再下旨追封，令翰林侍讲学士黄溍撰碑。其碑题名即为《高昌郡公谥忠愍合剌普华公神道碑铭》（简称），此种神道碑题名在元代史籍中甚为常见，不烦备举。

“梳妆楼”出土残碑文字若干块。其中一块上有三行文字，第一行是“襄阔里吉思”，紧挨着第二行是“敕撰（空一格）翰”，依次第三行是“臣为”。很明显，这块残碑是碑文的首行题名和紧挨着的文字。此神道碑首行题名的方式仍是谥号加墓主名字等，上下所残缺部分应是爵号、功臣号等。以下两行残碑文字按敕撰神道碑通例，当是简单交代奉旨撰写缘由和翰林院撰写者某某名字。其中残碑第一行“思”字下有一撇残笔，黄可佳推测是“神道碑”之“神”字，笔者以为不然，据蒙元时期神道碑书写惯例，此字应是对墓主的敬称“公”字。

据此，黄可佳认为墓主未被追封为王已缺乏证据支撑。至于黄文又据墓地享堂所具有的西亚风格，推测墓主人可能是信奉聂斯脱里派基督教世家的爱薛子阔里吉思，其论据除了家庭原因外，还认为阔里吉思担任主管对外贸易事务的泉府院同知院事，所以其死后可能会采用西亚风格的建筑。显然这仍是一种缺乏充分文献证据支撑的宗教信仰思路探寻，只能是“推测”而已。

总之，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以宗教信仰为主要证据的探讨，其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此破解“梳妆楼”墓主之谜，还得从史学文献考据的角度来展开。

（三）宜国公阔里吉思非“梳妆楼墓”主——兼谈所谓“晋宁忠襄王”

自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公布梳妆楼墓主是汪古部高唐王驸马阔里吉思墓后，学者纷纷质疑其结论，其中尤受学界重视的一种研究成果认为“梳妆楼”墓主乃元明宗和世怯薛近臣宜国公阔里吉思，理由之一是《元史》中确有一人谥“忠襄”，名阔儿吉思，见《元史·顺帝本纪三》。内称：“至元六年（1340），正月戊寅，追封阔儿吉思宣诚戡难翊运致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晋宁王，谥忠襄。”

阔儿吉思是阔里吉思的不同音译，两者是一人应无疑义。但此阔里吉思到底是谁，史无明文。上述学者将此阔里吉思归为明宗心腹宜国公“阔里吉思”，也即许有壬笔下的“晋宁忠襄王”，其主要论据是残碑“襄阔里吉思”与许有壬笔下的“晋宁忠襄王”是一人，“襄”都是其各自谥号的一部分。“晋宁忠襄王”则是宜国公阔里吉思，他于顺帝后至元六年被追封为晋宁王，谥忠襄。此种看法不确。理由如下：

首先，后至元六年追封为晋宁王，谥忠襄的阔儿吉思与所谓明宗怯薛近臣无涉。因为目前没有任何资料显示在后至元六年近臣阔里吉思已逝。据元儒杨瑀《山居新话》记载阔阔歹平章次妻高丽氏守寡后，他的儿子拜马朵儿赤通过贿赂太师伯颜，欲收继寡母为妻。伯颜命宜国公阔里吉思审问此事。后经侍正府都事帖木儿不花进劝，阔里吉思遂悟而止。帖木儿不花，汉名刘正卿，至正初拜中台监察御史后卒。据以上可推断出宜国公阔里吉思在后至元年间仍应在世，或至少不能排除其在世的可能。

此外，前辈学者包括《元史人名索引》编纂者皆将顺帝后至元六年追封为晋宁王的阔里吉思，误以为就是顺帝即位初期在政坛上较为活跃的宜国公阔里吉思，亦存在很大问题。这种仅据两人在《顺帝本纪》中出现的时间较为接近，就自然而然判定两人为一人的观点，实际上是由于未能留意《顺帝本纪》整体的编纂情况及其解读所致。因为有足够的反例证明，《顺帝本纪》中还追封了几位活跃于元朝前中期的重要政坛人物，如后至元四年（1338）五月追封前湖广平章燕赤为永平王，谥忠襄。

同年八月，追封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孙辈伯颜察儿为奉元王，谥忠宣。伯颜察儿于大德、泰定间升任职中书省，后因政争被流远州（今四川茂县）。同时被追封的还有西域人曲出（曲枢）及伯帖木儿父子，曲出、伯帖木儿父子曾在拥翼仁宗“平定内乱”、入登大宝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曲出于至大四年（1311）病故，伯帖木儿则于泰定三年（1326）去世。《传》却全然不载其父子被追封号与谥号之事。

此应是由于《元史》顺帝以前史事皆修成于前一次史局，所据资料主要是十三朝实录，这也可从顺帝至正年间名儒黄溍为伯帖木儿家族所撰《太傅文安忠宪王家传》中得到证实，内称：“惟王（伯帖木儿）有传在太史氏，然所书皆关于国家之大事，而微言细行有不胜书者，且藏于秘宇，阅者有禁。”故有关他们在顺帝之时的追封未及补入《元史》的《本传》中。后至元四年，曲出、伯帖木儿父子分别被元廷追封为广阳王、谥忠惠，文安王、谥忠宪。如此看来，若仅据阔儿吉思于顺帝初被追封为晋宁王，并加功臣号等，就判定此阔儿吉思是活跃于顺帝时期的宜国公阔里吉思，亦恐难能成立。

其次，赵琦、周良霄认为宜国公阔里吉思（又译作阔儿吉司、阔儿吉思）是明宗怯薛近臣的看法，亦值得甄别探讨。此阔里吉思，《元史》无传，但关于他的行止，可以从《元史》及顺帝初年的政局变动中得到一些信息。据《明宗本纪》所记，天历二年（1329）四月，明宗任命“徹里铁木儿（彻里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阔儿吉司为中书右丞”。同年六月，明宗告诫阔儿吉思等人君臣应“修德应天”，共图泽民利物之事以行之。除了许有壬的记载，赵琦、周良霄主要根据以上两条证据认为阔儿吉思是明宗亲信。但若仔细分析文宗派遣大量使臣北上迎归明宗的史事，以上两条证据皆难成立。

天历二年正月明宗从漠北南返大都期间，先行即位的文宗先后七次派遣大都省、台、院、翰林、内侍等亲信重臣及各中枢机构的官员北迎明宗，文宗本人也于五月北上亲迎皇兄，故《明宗本纪》所记明宗与臣下的劝勉之语或对话显然不能作为判断这些人是否就是随明宗南还的亲信近臣。事实上同样为明宗诫勉和对话的撒迪、跃里铁木儿、火沙、八即剌无一不是文宗先行委任的官员，尤其是撒迪自文宗于至治年间流放海南时就一直随行，而与阔里吉思一同被任命的平章彻里帖木儿更是由文宗从刑部尚书逐步提拔为中书右丞。

明宗即位后，重新晋升部分官员品秩，可以说更多是明宗对大都集团中夺位诸臣的再次行赏与拉拢。据此，周良霄、赵琦所据的这两条记载实难作为阔儿吉思就是明宗怯薛近臣的证据。因为明宗在天历二年四月任命的众多官员既包括文宗选任的省院台官员，也有明宗自己潜邸扈从之士。那么阔儿吉思到底属于哪派政治势力呢？这还得从元季政局变动中去求解。

天历二年八月，明宗暴崩，阔里吉思转为宣政院使（从一品）。至顺三年（1332）十月，宁宗继位后，阔里吉思又由宣政院使转迁中书右丞，同年十一月，中书右丞阔里吉思受命迎接顺帝于静江。元统二年（1334）即升为中书平章，次年六月，阔里吉思、完者帖木儿、定住在权臣伯颜的领导下参与掩捕燕铁木儿之子唐其势等人的叛乱活动，事后，伯颜被赐答剌罕之号，参与平乱者皆获封，阔里吉思由中书平章迁枢密院知院，封为宜国公。

关于迎归顺帝之事，据《顺帝本纪》载“宁宗崩，燕铁木儿复请立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吾子尚幼，妥懽贴睦尔在广西，今年十三矣，且明宗之长子，礼当立之。’乃命中书右丞阔里吉思迎帝于静江。……于是燕铁木儿疑之。……迁延数月，国事皆决于燕铁木儿。”至元元年（1335）六月燕铁木儿家族唐其势等人被诛灭后，顺帝下诏谈及自己被迎归即位之事，明确称燕铁木儿等人“辄造事衅，出朕远方。文皇寻悟其妄，有旨传次于予。燕铁木儿贪利幼弱，复立朕弟懿璘质班，不幸崩殂。今丞相伯颜，追奉遗诏，迎朕于南，既至大都，燕铁木儿犹怀两端，迁延数月，天陨厥躬。伯颜等同辞翊戴，乃正宸极”。

由此可知，顺帝到达大都后，由于燕铁木儿的阻挠未能即位。但顺帝被南迎于静江，实际却是另一权臣伯颜鼎力支持的结果，即“今丞相伯颜，追奉遗诏，迎朕于南”，故中书右丞阔里吉思不过是承伯颜旨意行事而已。伯颜与阔里吉思之关系于此可见一斑，除此之外，伯颜在顺帝入践大位后，以中书右丞相等要职总领蒙古、钦察、斡罗思诸卫亲军都指挥使。唐其势家族被清洗后，伯颜又“自领诸卫精兵”，还以其弟马札儿台掌右阿速卫和海口侍卫，侄脱脱领左阿速卫和虎贲卫，其他卫军也都委以亲信统领。知枢密院事阔里吉思即兼领左翊蒙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由此可见阔里吉思又是伯颜所掌诸卫亲军中的具体负责人之一，二人之关系不言自明。

颇有意思的是伯颜在至元六年倒台后，其罪名之一便是“伯颜且日益立威，锻炼诸狱延及无辜”。据《南村辍耕录》记载伯颜受贿于故平章阔阔台之子拜马朵儿赤，纵其收继寡母高丽氏。

此案由伯颜奏命中书平章阔里吉思及其本人所领的侍正府负责审理。阔里吉思等人“奉命惟谨，锻炼备极惨酷”，幸由帖木儿不花数劝主审官阔里吉思，再由后者言于伯颜之前，高丽氏才得以免死。对于伯颜这一时期的专权，史称“时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省、台、院官皆出其门下”。

综合以上分析可见，伴随着燕铁木儿家族的覆灭，省、台、院的控制权基本都操于伯颜之手。阔里吉思亦是其麾下一员，他曾在宁宗死后，由伯颜授意南下迎顺帝北归，尔后又在伯颜领导下剿灭唐其势等人，并由此获封宜国公，再转知枢密院事兼领伯颜所掌蒙古侍卫亲军。现在再来考察周、赵二人认为中书平章政事汪家奴是阔里吉思之子。后文详论其所据许有壬所记信息，此处不赘。我们现仅从燕铁木儿家族倒台后的政治情势来考察，就可以明了这种看法是存在问题的。唐其势等人于六月被灭后，阔里吉思因平叛功勋受封宜国公。同年十二月加其散官为银青荣禄大夫。

与此同时，伯颜因畏惧物议，以知枢密院事汪家奴、明宗老师之子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而将自己属意的侄子脱脱委任为御史中丞，品级低于前两人。次年三月，汪家奴又被任命为宣政院使（从一品），加散官金紫光禄大夫。设使汪家奴真是知枢密院事阔里吉思之子，汪家奴在未驱除伯颜之前，无寸功可言，其所任官职却与健在的父亲阔里吉思或同官或平级，且其散官金紫光禄大夫还比其父之散官银青荣禄大夫高一阶。而后者又是被赵、周二文认为是历侍武宗、明宗、顺帝的怯薛近臣，并在平唐其势之乱中立下大功。阔里吉思无论是资历还是功劳均远超其子，而汪家奴之散官反倒高于其父，显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再从阔里吉思在文宗朝、宁宗朝的任职经历与事迹来看，阔里吉思并不能算是明宗心腹，至多与彻里帖木儿一样，仅是明宗曾提拔之人。文宗继位以后，阔里吉思仍然身居高位，而反观明宗众心腹，却遭到了残酷的政治清算，这些人或遭屠戮，或被罢黜不用。

延祐三年，元仁宗违背“兄终弟及，叔侄相承”的约定，立己子英宗为皇太子，武宗长子和世为周王，出镇云南。周王行至陕西延安，近臣秃忽鲁、中政使尚家奴、常侍孛罗及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儿秃等皆来相会，紧接着明宗在旧臣的辅作下发动了 “关陕之变”，叛乱不久即被仁宗平定，和世被迫西行至阿尔泰山，居漠北十余年。泰定帝病逝后，元文宗图帖睦尔在燕铁木儿等人的拥护下于天历元年（1329）九月即皇帝位，改元天历，是年十月，打败上都倒剌沙等人所拥立的天顺帝阿剌吉八，然后又派人远迎其兄南下继位。明宗遂南下徐行还京，此时身边扈从旧臣仅余孛罗、尚家奴、哈八儿秃三人，其中哈八儿秃资历最老，历侍武宗、明宗二帝。

二年正月，明宗和世即位于和宁之北，四月，燕铁木儿于明宗行在率百官上皇帝宝，明宗拜燕铁木儿为太师，以“武宗旧人哈八儿秃为中书平章政事，常侍孛罗为御史大夫”。五月，又特授自己旧人“御史大夫孛罗、中政使尚家奴开府仪同三司，典四番宿卫”。八月，明宗和世被燕铁木儿毒死。文宗图帖睦尔复即位于上都大安阁。图帖睦尔复位不久就开始清洗明宗旧部。至顺元年（1330）六月，以中政使尚家奴等人谋变有罪，“并弃市，籍其家”。七月，故丞相铁木迭儿子将作使锁住与其弟观音奴等人“坐怨望、造符箓、祭北斗、咒咀”，事发后，文宗诏中书省鞠捕，以事连前御史大夫孛罗等人，全部伏诛。至此，明宗两位典“四番宿卫”的亲信均遭屠戮。

而追随武宗、明宗两朝旧人的哈八儿秃也未能幸免，明宗去世后，哈八儿秃即从中书平章任上退去，外任岭北行省平章政事，至顺元年九月，又遭监察御史弹劾黜落，此事为《文宗本纪》所保留，内称：“监察御史朵罗台、王文若言：‘岭北行省乃太祖肇基之地……及命哈八儿秃为平章政事，其人无正大之誉，有鄙俚之称，钱谷甲兵之事，懵无所知，岂能昭宣皇猷，赞襄国政！……理宜黜罢。’制曰‘可。’”至此明宗身边的密近亲信或诛或罢。除了清洗明宗身边的重要近臣外，文宗还对明宗潜邸的一些门客进行搜捕，燕地士人史彬然就因曾劝明宗即位和林，诏告天下遭追捕，不得不隐姓埋名以避祸。

此外，文宗还处置了一些亲近明宗的武宗朝旧臣，如曾被明宗委任为甘肃行省平章只儿哈郎亦在尚家奴谋反案中被一同处死。尚家奴、只儿哈郎在顺帝亲政后，皆被平反追封并赠功臣号。文宗对兄长旧臣们的残酷处置，还可从后至元六年顺帝诏撤文宗庙主的诏书中窥得大概，诏书称“朕终不陷于覆辙，事务残酷”。

据以上分析，则所谓明宗怯薛近臣阔里吉思并不能算是明宗心腹，至多仅是在明宗即位后得到升用而已，将其划归为明宗阵营，与史实不符。况且他在文宗朝还官升一级，仍贵为宣政院使，与明宗旧臣们的处境有很大区别。因此宜国公阔里吉思与其说是明宗亲信近臣，毋宁说是文宗阵营之人更为合理，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他能在文宗朝继续被重用的事实，以及其与文宗朝另一权臣伯颜的密切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不容我们忽视，即许有壬（1286—1364）笔下的“晋宁忠襄王”真的是《元史·顺帝本纪三》所追封的晋宁王阔里吉思，亦即梳妆楼墓主吗？本文认为此人实际上是武宗旧人哈八儿秃，与顺帝时追封的阔里吉思无关。为便于分析，现将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转录于下：

晋宁忠襄王有功三朝，皇上闵劳，敕词臣铭其碑。子中书平章政事汪家奴以碑在滦京墓道后，虽永传，四方或不知，移刻诸梓为方册，庸便流布，征序其端。王之先世典环卫，笃忠荩。至王以沉毅详审为武皇亲臣，继事明皇于雷雨满盈之际，盘桓屯难，草行露宿以济艰贞。佐皇上于乾坤清爽之时，不危不溢，宜享寿考，而年才五十五，未尽其报，岂天将遗其子孙以未艾之福乎？平章之心，不徒显扬，又欲使天下举知为臣子者效诚致命。则君上报之之厚如此，所以劝忠也，於戏！平章之心其盛矣哉。有壬待罪政府，王（晋宁忠襄王——引者注）实平章。今兹伴食，又得与平章（汪家奴——引者注）周旋。世美之知，宜有壬属也，故叙其概，不辞。

从碑文内容来看，首先，此晋宁忠襄王历侍武宗、明宗、顺帝三朝，而据前文所考，以武宗旧臣活跃于武宗、明宗、文宗、顺帝四朝者仅哈八儿秃一人，哈八儿秃曾于延祐三年十一月以武宗旧人身份会合明宗于延安，关陕兵变后，随明宗西行。这即碑文中所说“王以沉毅详审为武皇亲臣，继事明皇于雷雨满盈之际，盘桓屯难，草行露宿以济艰”，天历元年十月，随着上都倒剌沙等人的出降，文宗派人远迎明宗南还京师，旧臣哈八儿秃随行。

二年四月，哈八儿秃被明宗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并奉命入京册立文宗为皇太子。明宗死后，他被弹劾罢官。后至元三年，哈八儿秃被顺帝诏封为太尉，开府设僚属幕官。此前后至元元年六月，元顺帝利用权臣集团间的矛盾剪灭唐其势等人，从而清除了文宗朝的主要权臣燕铁木儿家族的势力。所以哈八儿秃才得以被新帝妥懽帖睦尔重新启用。这也与碑文所叙（王）“贞佐皇上于乾坤清爽之时，不危不溢，宜享寿考”相吻合。

其次，序又称传主“有功三朝”，即武宗、明宗、顺帝三朝，有意缺漏文宗、宁宗朝事迹，这自然是因为哈八儿秃乃明宗旧臣，早在文宗即位伊始就被外放为岭北行省平章，紧接着又遭罢黜。既已黜落不用，自然不必记文、宁两朝事迹，这也是许有壬在碑序中有意避讳不书的原因。复次，根据序文内容，传主在顺帝即位后，许有壬“待罪政府， 王实平章”，即墓主担任的官职是中书平章政事，而并非由中书右丞转为中书平章政事，尔后又转任枢密院知院，这为此人非宜国公阔里吉思又增一强证。哈八儿秃则自后至元四年至后至元五年（1338—1339）一直担任中书平章一职。

最后，许有壬与晋宁忠襄王之子汪家奴为中书省同僚，经查《元史·宰相表二》后至元六年许有壬担任中书参知政事，有名汪家奴者于此年四月始由枢密院同知升为中书平章，十月又转任枢密院知院。据此可知，《宰相表》之汪家奴与许有壬笔下之汪家奴应是一人。至于前人之所以将顺帝时所追封的晋宁王阔里吉思与许有壬笔下的“晋宁忠襄王”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受两人的封号与谥号恰巧相同的误导。但细绎史文，许有壬笔下的晋宁王忠襄王实乃明宗怯薛近臣哈八儿秃，与宜国公阔里吉思并无关联。而哈八儿秃个人仕途的荣辱沉浮，又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历以来明宗文宗兄弟之间争夺皇位的一段残酷历史。

综上所考，以上笔者讨论的三个主要观点皆不能成立。许有壬笔下的晋宁忠襄王应是哈八儿秃，其子是汪家奴，许有壬之所以为哈八儿秃碑作序，是因为与其子同为中书省政府同僚。按后至元六年哈八儿秃不见于《宰相表二》，汪家奴又于此年请同僚为其父作碑序，文中内称哈八儿秃年寿55岁，故哈八儿秃卒年应是后至元五年至六年之间，生年当是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之间。

二 “襄阔里吉思”身份再探讨

要回答梳妆楼主人身份这个问题，沽源县“梳妆楼”所出残碑文字“襄阔里吉思”，自然还是揭开这个谜题的关键信息。以往学者都从这个问题出发，笔者仍然循着这个线索继续探索。在探讨“襄阔里吉思”身份之前，我们有必要就《元史人名索引》中所收录的全部名为阔里吉思名字的人物，进行梳理辨析。

《元史人名索引》共收有8个名为阔里吉思的人（包含同名异译者），其中仅两人有传，分别为高唐王阔里吉思、按赤歹氏阔里吉思。另外6人，第一个为四川行省官阔里吉思，从世祖至元六年开始到至元十五年（1269—1278）左右担任行省左丞征讨四川建都等地；至元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283—1285）官职却为参政，讨溪洞叛乱。疑《元史人名索引》将其归为一人有误。第二个为亲王阔里吉思，于至正十三年（1353）仍在世，可排除。

第三个阔里吉思于至大四年（1311）二月，仁宗即位后，被中书省臣奏请起用为甘肃平章，但遭御史台以其曾犯赃罪为由弹劾，未任用。屠寄认为此人即按赤歹氏阔里吉思，可备一说。第四位是宜国公阔里吉思，《元史人名索引》将后至元六年追封为晋宁王谥忠襄的阔里吉思也判定为宜国公，其判定漏洞如前文所考，和赵琦、周良霄一致，仅是两人在《元史》中的记载时间相近。第五位是爱薛子阔里吉思，如前所论此人是“梳妆楼”墓主的可能性很小。第六位阔里吉思，至元十三年（1276）率兵讨伐未归附的四川地区。至元十七年（1280）被赐钞，似与北边诸部族人同受赐，故很难分析这两人是否即一人，其他信息不详。以上即包含了《元史》中所有的阔里吉思，在逐一梳理辨析另外7人信息后，笔者将对按赤歹氏阔里吉思进行考辨。

（一）《元史·顺帝纪》提供的一条关键线索

通过以上检核，我们发现《元史》有一人谥忠襄，名阔里吉思。残碑文字“襄阔里吉思”中的两个关键信息谥号和人名恰好与此符合。两者所载“阔里吉思”是否同为一人？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将《元史》关于此人记载的信息转引如下：

至元六年，正月戊寅，追封阔儿吉思宣诚戡难翊运致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晋宁王，谥忠襄。

史家屠寄曾精确指出此阔里吉思即按赤歹氏阔里吉思，但可惜的是屠寄却又将许有壬笔下的“晋宁忠襄王”与按赤歹氏阔里吉思混同，导致汪家奴变成了阔里吉思的另一个儿子，此亦属于未能细绎许有壬所记史文进而导致的错误，所以其结论自然也不准确。关于后至元六年的阔里吉思乃蒙古人，按赤歹氏，《元史》有传。屠寄虽已指出，却置而未论，本文将透过屠寄未目睹的“梳妆楼”出土资料并结合相关新发现史料重新考证《顺帝本纪》所载“晋宁王”“忠襄”到底所指何人。

（二）“晋宁王”“忠襄”即按赤歹氏阔里吉思

按赤歹阔里吉思，《元史》有传，为便于讨论，转引如下：

阔里吉思，蒙古按赤歹氏。……祖忽押忽辛袭职，佩虎符。宪宗尝语之曰：“汝所佩金符旧矣，何以旌世功。”命改制，以赐之。中统三年，改河中府达鲁花赤，卒。父药失谋，擢襄阳统军司经历，改宿州达鲁花赤，皆不拜。……擢中顺大夫、金刚台达鲁花赤，继改光州。屡迁安东州、河中府及温州、潞州，以建康路达鲁花赤致仕。阔里吉思初以宿卫，充博儿赤。至元二十五年，擢朝列大夫、司农少卿，赐金束带。迁中议大夫、司农卿。升资善大夫、司农卿。拜荣禄大夫、行湖广平章，将兵讨海南生黎诸峒寨。又明年，平之。师还，征入见，赐玉束带、金银、币帛、弓矢、甲胄，及宝钞、鞍勒，得旨还镇。成宗即位，入见，赐海东青鹘、白鹘各一，及衣服有差。

大德二年，改福建行省平章。未几，以福建隶江浙，改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升征东省平章政事。高丽刑政无节，官冗民稀，阔里吉思因悉加裁正以闻。有旨，征入见，俾条析便民事宜。大德五年，复拜湖广平章，踰年，改陕西，以目疾还京师。加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相，卒年六十六。

通过仔细研究，笔者认为《顺帝本纪》后至元六年所追封的阔里吉思即《元史》有传的按赤歹氏阔里吉思。理由如下：

第一，阔里吉思家族与晋宁路关系密切。据《传》所载，阔里吉思祖父忽押忽辛(Qoriaqos,景教名)袭职，中统三年（1262），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达鲁花赤卒。其父药失谋（景教名，义为礼拜日）亦曾任河中府达鲁花赤，配带祖父虎符，继迁潞州达鲁花赤，后赠建康路达鲁花赤致仕。河中府与潞州分别是晋宁路（今山西临汾）所属散府、属州。祖父袭曾祖父职，以河中府达鲁花赤卒，其父又曾任河中府达鲁花赤，继迁晋宁路属州达鲁花赤，足见阔里吉思家族与晋宁路的渊源。萧启庆在研究蒙古色目士人的多重乡土认同时，曾指出蒙古、色目士人一方面常认漠北、西域祖先居住之地为“原乡”，另一方面又颇重北方中原的祖居之地，萧氏称此为他们的“旧贯”。并指出蒙古、色目士人常在姓名之前系以原乡或旧贯的名称，一如中原中古士族所用的“郡望”。

第二，《顺帝本纪》中的阔里吉思被加赠功臣号并且追封，实由元代封赠制度使然，且与《元史》前后两次成书有直接关系。元朝封赠：应封赠之人曾任三品以上，如立朝有大节、功勋在王室者，方许加功臣之号；此外，父、祖曾任三品以上官，亡殁后，子孙虽不仕，可赴所在官司具实迹保结申请，朝廷量拟给予封赠。无后者，许有司保结申请。阔里吉思功勋显著，官至云南行省左丞相，其传却不载谥号与封号，这显然是明初第一次预修史臣的疏漏。

因为第一次修史时，主要是“据十三朝实录之文，成百余卷粗完之史”，即只完成了太祖至宁宗朝的历史。而自元统以后，因“载籍靡存”只能暂搁，待明廷遣使访求采集后，才得以于第二次史局开局后成书。既然《顺帝本纪》续修于后一次史局。而阔里吉思乃元朝前中期人物，一人史事分呈于两次史局，传主事迹岂能完整。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其《传》明记阔里吉思年寿、子嗣，却未载爵号、谥号，此与前文《曲出传》不载曲出父子封号、谥号的缘由如出一辙，皆因《元史》顺帝之前和顺帝之时的史事分两次成书所致。

至此，我们仍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虽然阔里吉思家族与晋宁路联系紧密，但阔里吉思本人是否与晋宁路也有某种联系，他为什么在后至元六年再被追封为晋宁王，其初次封号是什么？检视史籍，元代奎章阁文士雅琥的一首挽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信息。雅琥，字正卿，也里可温人，泰定元年（1324）进士，历任秘书监著作郎、奎章阁参书。其家族主要寓居在衡州、武昌等地，雅琥后因母老归居武昌。诗名《挽阔里吉思丞相稷山公》：

五朝勋业著边陲，许国宁辞百战归。海上楼船闻鼓角，辽东华表识旌旗。青门圃废多秋草，绿野堂空半夕晖。欲采芳酹椒酒，临风惆怅独沾衣。

从诗文标题及内容来看，此阔里吉思丞相无疑是云南行省左丞相按赤歹氏阔里吉思，因按赤歹氏族阔里吉思曾担任云南行省左丞相，且《元史·宰相年表》并无名阔里吉思或同名异译的其他左右丞相。“五朝功业著边陲”正是指阔里吉思自世祖朝至英宗朝五朝，先后担任湖广、陕西、征东、云南等边疆行省的高官（阔里吉思卒年及征讨功业事迹详参下文）。“海上楼船闻鼓角，辽东华表识旌旗”应是对其征服海南诸黎所在的新附地区、东赴高丽理政等事迹的褒扬。

题目中的“稷山公”则是阔里吉思的初次封号，稷山即稷山县（今山西稷山县），隶属于元代晋宁路属州绛州。关于阔里吉思被封为“稷山公”，文献有征，乾隆《稷山县志》卷1《地表》内称：“元：邑（稷山）领于绛州，隶晋宁路；封阔星吉思为稷山公。”《山西通志》卷63《封爵二·元》也称：“稷山公阔星吉思承相。”但两书记载均有讹误，《稷山县志》是将“里”误作“星”；《山西通志》则除将“里”误作“星”外，“丞相”亦讹写作“承相”，此皆是刻本刊刻之误。据以上可知稷山公确为阔里吉思的初次封号。《稷山县志》卷3《职官》又载有元初本县达鲁花赤“阔力的思”，而此阔力的思实际上是阔里吉思的同名异译，这在音韵学中也可得到佐证。

至于阔里吉思被授任稷山县达鲁花赤，乃与元初 “其散府诸州子弟充诸县达鲁花赤” 的荫叙制度有关。阔里吉思乃父药失谋致仕前的本官是晋宁路属州潞州达鲁花赤，故阔里吉思充任晋宁路绛州属县达鲁花赤，正合荫叙规定。

（三）“襄阔里吉思”为按赤歹阔里吉思说

本文通过以上讨论，可证《顺帝本纪》与《元史》卷134本传所载阔里吉思实为一人，即按赤歹氏阔里吉思，而梳妆楼所披露的信息与此人完全吻合。

首先从谥号和人名两点确认，《元史》至元六年正月戊寅云“追封阔儿吉思宣诚戡难翊运致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晋宁王，谥忠襄”，此人即按赤歹氏阔里吉思，与“梳妆楼”墓主“襄阔里吉思”的谥号、人名皆相符。

其次是“梳妆楼”残碑文字的记载与按赤歹氏阔里吉思的生平功业事迹高度吻合。“梳妆楼”除了前述的一块残碑外，还有若干块。为论述清晰起见，笔者对所有残碑作简单排序。

其中第①块碑的文字共三行：第一行是“襄阔里吉思”，紧挨着第二行是“敕撰（空一格）翰”，依次第三行是“臣为”。

第②块碑的文字共三行，第一行是“拜”，“拜”之前余“擢”字完整的下面部分，故极大可能是“擢”字，依次第二行是“千”，再依次第三行是“司”。

第③块碑的文字共两行，第一行是“如冰雪”，依次第二行是“保终”。

还有另外一块残碑，笔者未能目睹，转引自赵琦从参与发掘工作的沽源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陈珍处获得的残碑文字资料，笔者将其排为第④块残碑，其碑文亦共三行，第一行是“王帅师”，依次第二行是“王（在？）”，第三行是“司已（封？）”。

通过对以上四块残碑文字的识别考察，很明显残碑①是神道碑首行题名及相近文字。残碑③应是神道碑末尾的铭文。其余②、④应是神道碑中间部分记述墓主事迹的文字。

在排比整理残碑文字后，笔者发现诸残碑文字所记片段史事与《阔里吉思传》所记传主功业宦迹高度契合。《传》未详述阔里吉思“将兵讨海南生黎诸峒寨”事，仅是一笔带过。但笔者通过对海南方志中收录的《至元癸巳平黎碑记》《平黎建县颂》《平黎建县颂》《南宁军记》四通元碑的考察，发现阔里吉思不仅亲自督视征战，并在平定后做了一系列安抚工作。而通过对上述四通元碑的梳理，笔者发现诸碑所载史事又与“梳妆楼”残碑文字、《阔里吉思传》若合符契。因其不仅事关“梳妆楼”墓主身份的判断，还可补正《阔里吉思传》，故不避繁琐，详述阔里吉思此次征战海南始末。

至元二十八年（1291），琼州安抚使陈仲达以天下“梯航悉服”，独盘踞海南一岛上群黎未附，故向忽必烈面奏“愿假兵数万，庶克底服”诸黎。世祖准奏。同年五月，陈仲达被授为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率蒙古军、汉军、新附军共7 200人出征海南蛮黎，僚属皆听其辟置。后陈仲达又以自己权轻不足以统驭诸军，“请以重臣董师”，不久陈氏病故军中。十月，忽必烈乃命湖广行省平章阔里吉思帅师前往征伐，讨平后，阔里吉思采纳乌古孙泽的建议设置学校，教谕新附地区，并选派廉干官员招徕未降服人口，就地编立户籍。同时置屯田万户府，奏立安定、会同两县，并设万全寨。

这一系列举措使海南地区首次完整地纳入元朝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内。阔里吉思也因此被当地众多文士所歌颂。其中一块纪功碑就称赞他“唐之幸、傅、李、赵疆理海隅，而黎母五指山以南丈尺无得，今大元地弥天区，界轶海外，有汉唐所未有至，汉唐所未至，极功盛德，卓冠千古，平章重臣其贤于汉唐诸将远矣……”另一块碑则称他“设教崇化，介鳞衣冠”。另据《至元癸巳平黎碑记》阔里吉思在决战中“取黎降王，即执王嗣，戮千余人”。至元三十年（1293）春，阔里吉思班师北还，道经南宁军。

次年，又奏准设立海北海南道肃政廉访司。这些纪事似乎也可从残碑②文字“擢拜”“千”，残碑④“王帅师”“王在”“司已封”等字中得到印证。再揆之《元史·阔里吉思传》，他正是在任司农卿后于至元二十八年，升拜湖广行省平章，上任伊始即率军征讨海南生黎。由于征服海南新附地区有功，世祖召见，厚赐之，其传称：“师还，征入见，赐玉束带、金银、币帛、弓矢、甲胄、及宝钞、鞍勒，得旨还镇。”

而“梳妆楼”墓主棺椁中出土的马鞍、马靴、马镫等马具以及鎏金龙纹银束带、织金锦（绸缎）、箭囊、甲胄、将军剑等器物与墓主生前所赐诸物极其吻合，将军剑更是反映了墓主生前的典军性质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墓中除了宋金钱币外，还出现了至大铜钱，这就限定了墓主生活的年代当不晚于元代中期，至大铜钱于武宗至大三年（1310）八月才通行全国，至大四年四月，仁宗即位以后即废除至大货币。

大德三年（1299），元成宗又任命阔里吉思赴高丽为征东行省平章，到任后他对高丽旧制颇多更正，并奏止了高丽国王一如皇帝的僭越朝仪。也因此与高丽君臣不合，后被召回。五年，复任湖广行省，逾年，改陕西行省平章。延祐五年（1318），于云南行省担任左丞相、散官职为金紫光禄大夫（正一品），是年二月，率僚佐为儒家先师孔子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建亭立碑。此后事迹史籍无载，年寿66岁。

最后一条有力证据是，雅琥诗所述的按赤歹氏阔里吉思墓地景观又进一步证实了“梳妆楼”享堂建筑及地理位置与其所述实为一处。雅琥在诗的后半部分中所写“青门圃废多秋草，绿野堂空半夕晖”， 这完全是对阔里吉思墓地享堂景色的写实描写。无论是大都外“青门”（借指东郊墓地）的地理位置与方向，还是绿野堂空的建筑外观与秋景，均与河北省沽源县“梳妆楼”享堂所处位置及景物深相符合。其“青门圃废”墓地的描写亦证实考古探测到的环绕梳妆楼和三座墓四周外围的石砌基址确实是墓园围墙。

阔里吉思一子名完泽，官至湖广行省右丞，后至元元年八月，广西徭民起义，元廷派遣湖广行省右丞完者率兵讨伐，不久病卒于军中。

综上分析，阔里吉思由稷山公进封为晋宁王，一与其生平功绩有关，且子嗣亦显宦，还临阵死于王事；二与他家族及其本人世代在晋宁路长久定居、仕宦的历史渊源相关，晋宁路可视为其家族“旧贯”；此外这也是元代功臣加赠制度的体现，由国公追封为王，甚为常见，无需置辩。阔里吉思年寿66岁，据引诗文“五朝功业著边陲”，加之阔里吉思又在元初入仕，于世祖后期累迁为湖广行省平章，屡立战功。则卒年当在英宗至治元年到至治三年八月之间（1321—1323），生年应在元宪宗六年至八年间（1256—1258）。阔里吉思生活时间正处于元代前期和中期，符合“梳妆楼”墓中出土至大铜钱的时间断限。而三座薄葬的祖先合葬墓也恰与其曾祖、祖父、父所担任的中下级官员身份相吻合。

结 语

本文检讨梳妆楼墓主驸马阔里吉思说、安西王阿难答说、爱薛子阔里吉思说、宜国公阔里吉思说，均存在漏洞。笔者凭依考古出土文物及碑刻诗文、方志等资料，论证梳妆楼墓主应是按赤歹氏阔里吉思。他以怯薛博儿赤跻身政坛，后官至极品。仕宦足迹横跨南北，远至朝鲜。就其一生功业而言，尤其是对元朝南方边疆地区的深入开拓及平定、治理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客观上推动了海南地区设（屯田万户）府置县、“设教崇化”的“内地化”历史进程。其生平事迹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元世祖忽必烈“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至老而不悔者也”的形象。

来源：原创 封 渊 史林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