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参与创建燕京大学的美国人，他的后代在上海生活了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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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温“奔四”的燠热午后，我们坐在东湖路上的咖啡店里听美国人沈凯伟（Christopher St.Cavish）讲故事。

“2006年，家人来中国看我，我问他们想做点什么。”他至今记得母亲当时的回答，“‘我们去看看你外公在北京的教堂吧。’她说。什么？为什么我外公在北京会有座教堂？然后，她讲出了整个故事。”

186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几年之后，一个名叫海澜·哈里森·洛里（Hiram Harrison Lowry）的24岁美国青年从俄亥俄卫斯理大学（注：由卫理公会教徒创建）毕业。毕业仪式结束仅仅一小时，他就被任命为美以美会（注：1844年-1939年在美国北方的卫理公会所使用的宗派名称）牧师，并得知自己的下一站是中国。

Hiram Harrison Lowry，中文名刘海澜

他带着妻子首先来到鸦片战争中五个通商口岸之一的福州担任传教士，两年后，他们从福州去了北京，此后再也没有离开中国。洛里就是沈凯伟的曾曾外祖父，他后来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叫刘海澜。

1870年，刘海澜在北京东城区崇文门内后沟胡同丁2号建起了华北地区第一座卫理公会教堂。当时叫亚斯立堂，后被更名为崇文门堂。

神奇的是，历经风雨沧桑，教堂至今仍屹立在原地。

崇文门堂是北京最老的教堂之一

从1873年到1893年期间，刘海澜担任美以美会的华北教区负责人。

教会随后又于1886年建造了一所医院，这一教会医院就是日后以眼鼻喉科为国家重点学科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前身。

同仁医院的前身

1889年，美以美会正式设立汇文大学，刘海澜从1894年起担任校长。而实际从1870年起，他们已经在教堂附设了一所蒙学馆，这就是汇文的前身。

作为一所教会学校，他们虽然向贫苦百姓免费提供教育，但一开始仅3名学生报名，他们都是听说学校每天给一碗米饭才来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对这些来传教的洋人充满了不信任感，甚至有传言他们专吃小孩为生。

学生们正在汇文上课

学校后来不断扩容，到了1889年增设大学部的时候，当年注册的大学生已达到80人，然而第一批仅有5人毕业。

1919年燕京大学成立后，汇文和通州协和、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关于燕京大学的命名，还曾经历过一番波折。

起初刘海澜坚持大学应该以汇文命名，后来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此专门组建10人委员会争论了足足三天，期间甚至有人提出了“北京协和汇文大学”这一冗长校名。

最终，经过司徒雷登的劝说，刘海澜妥协了，并将命名权交给了司徒。刘海澜此后成为了燕京大学的名誉校长。

刘海澜，也就是沈凯伟的曾曾外祖父在北京一直生活到1924年去世。

乔治·H·洛里（George H.Lowry）

他的儿子、沈凯伟的曾外祖父乔治·H·洛里（George H.Lowry）出生在福州，并在北京长大。回美国读完医学院后，他决定回到北京，成为同仁医院的一名眼科医生。他当时出于什么心态毅然回到时局风雨飘摇的中国，现在已经不可知了。命运如此阴差阳错，他本来也可以拥有白求恩那样的名声。

乔治的儿子在北京出生，那就是沈凯伟的外祖父。由于外祖父去世很早，因此在家中国很少被提及。沈凯伟的母亲告诉他，小时候曾听父亲说起过自己作为童子军去长城探险的经历，他们家在北戴河和香山似乎都有住处……

沈凯伟的曾曾外祖父、曾外祖父和外祖父

听说先辈的故事后，沈凯伟展开了很多调查，但能还原的资料不多。他的家人保存了几本珍贵的相簿，里面有三人的很多照片。但即使他们中有人曾写过日记，经过岁月的浩劫如今也早已不可觅了。

这部分对于自己先辈追忆的内容，也将出现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洋盘：迈阿密青年与上海小笼包》里。

除了冥冥中的缘分，似乎无法解释18年前，25岁的迈阿密青年Chris为什么突然对遥远的中国产生兴趣并来到这里，此后一直生活至今。当他后来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我来中国似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

今年是沈凯伟在中国生活的第18年，这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生命中一段很长的时光。在这18年里，生活并非一直顺遂，他也过得好赖参半。他在上海经历了结婚和离婚，离婚那天走出法官办公室的时候（注：当时双方均为外籍人士申请离婚时必须先去找法官，由法官取消婚姻），他的心情如此忧伤，是世界上任何美好的食物都无法治愈的那种忧伤。

但他感到快乐的时候更多，不起眼的快乐，初夏尝到一颗新上市的荔枝时的快乐；和两只猫咪在厨房里很多座灶王爷小雕像的守护下彼此陪伴的快乐；花了10年终于找到上海最后一位锅匠的快乐；倾听别人的故事时突然瞥见生命的意义在自己眼前一闪而过时的快乐……

买了很多灶王爷的小雕像

他有时也感到孤独。

这些年，他的不少朋友都离开了中国。“交朋友原来就不容易，而你年纪越大，就越难交到朋友。作为沪漂老外，尤其难，因为外国人来去原本就很频繁。”

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和那些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交际。“他们本身没有错，但是他们和我身处不同的阶段。”

新来的外国人更需要一名生活上的带教老师，教他们怎么买生活用品，怎么用支付宝，怎么搭地铁。“一般情况下，来上海时间相近的老外之间会更容易交朋友。”他总结。

人们想当然以为，同为身处异乡的老外肯定会自然而然交上朋友，但事实是老外之间也会区分。“我知道这很愚蠢，但我们老外就是这样的，我们有这种古怪的欲望，就好像暗暗展开一场比赛，比比谁才是在这里时间最长的一个。”

通常情况下，在中国时间最长的那一个，应该得到后来者无条件的尊重，包括一味迎合赞同他说的话。

他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分享这些“除了外国人，没有人会知道”的秘密，

“然后我们还会互相问，你是干什么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将你分类。 这就像是一道方程式，我们拿你在上海的年数，乘以你从事的工作种类，得到的结果，就是你能得到多少尊重。”

这不让人意外，很可能在海外的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都是这样做的，毕竟有人的地方就有阶级。

最喜欢的水果店

我们走出咖啡馆，和沈凯伟在附近进行了一小次最近很火的Citywalk。他带我们去逛了自己正在调查中的菜场，多走几步就是老山东水果店，它在《爱情神话》中叫做“红拂杂货店”。

延庆路上造型各异的洋房让我们恍若隔世，大家猜测着如今住在里面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建议我们可以采访住在沿街某栋楼一层的爷叔，“他每天在这里举办沙龙，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拐上常熟路，他要带我们去找一个开帕尼尼店的意大利人。他说老板之前是一名企业的高管，然后他决定放弃原先的生活，就开了这家店。可惜，意大利人不在店里。

跟着沈凯伟做一次迷你Citywalk

穿过马路，我们走到了红玫瑰美发厅，这个疫情中的特殊存在，如今已人去店空，上了一把大锁。这个美国人就这样站在店门口，向作为上海人的我们讲述这家店的历史。

再往前走，他指给我们看一个弄堂的进口。“之前不是有文章写我离婚以后把东西都扔进垃圾箱，然后一转身就被一个阿姨捡走了吗？好吧，垃圾箱就在这条弄堂里。”他至今觉得难以接受，“那是我生活过的所有证明。但我也不能留着，因为太痛苦了。”

弄堂口摆着一张小方桌，上面搁了一个装满水的玻璃水瓶，水上浮着几片柠檬。有人写了一张纸片，让有需要的人随意饮用。他露出一个微笑，“啊，这是我喜欢上海的原因之一。”

然后我们走到了同样物是人非的小城故事，这原先是彭于晏母亲开的一家饭店。沈凯伟以前经常去光顾，有一年除夕被这位母亲邀请一起吃年夜饭。“我注意到在座有个很帅的年轻人，他自我介绍叫Eddie（彭于晏英文名）。我说：‘你好，我是Chris……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哈哈哈，我当时并不认识他……”

我们就这样不知不觉陪他走到了家门口，而关于自己和上海的故事，他显然还没有讲完。讲不完。

那个测评了52家小笼包的外国人，又要“搞事情”了|老外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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