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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期希腊世界战乱频仍，从大流士一世进攻希腊到喀罗尼亚战役，其中大战役十余次，小型战役更是不可胜计。

在这些战役结束之际，古希腊人的一个行为十分引人注目，即收集阵亡者遗体。

其重要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遗体收集行为在希腊世界受到普遍重视；其二，众多希腊城邦在具体实施遗体收集行为过程中体现出了较大的共性。

从分类的角度看，古典时期的希腊世界中存在着三大类阵亡者遗体收集方式。

第一类为战斗双方在缔结一定的临时停战协定或契约后，由战败方进入战场进行收集或接收已方的阵亡者遗体(以下简称缔约收集)。

第二类为战败方并未与战胜方协商，却派人前往战场擅自、秘密收集。

第三类为由非己方收集，在此种方式中，一方的阵亡者遗体是由其盟友或敌对方收集。

总体来看，缔约收集的方式在古典时期希腊世界中占有主流地位，是常规的收集方式，而后两种方式则应被纳入特殊方式的范围。

然而尽管后两种方式在使用频率上无法同缔约收集相提并论,但是它却展现了古希腊人在收集阵亡者遗体时的变通及多样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古希腊人在占据敌军阵亡者遗体时往往做出一些不尊重遗体的特殊行为，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掠夺敌方遗体上的衣甲二是挟持敌军遗体作为谈判筹码。

遗体收集行为在古典时期的希腊世界备受重视，从总体上看其实施主体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意义。

其一是遗体收集行为实施者的身份，即在战争结束后是何人或者哪些群体具体实施了收集行为;其二是遗体收集行为实施者的所属，即收集行为具体实施者的阵营归属问题。

虽然在史诗《伊利亚特》和戏剧《阿伽门农》中都能够明显看出，在战斗结束实施阵亡者遗体收集行为的均是武装人员，但是在现有关于古典时期战争的记述中却没有明确指出遗体收集行为实施者的身份，尽管如此从其中叙述的细节中却依然能够做出合理推测。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雅典人与卡尔基斯(Chalcis)人的一场战斗结束后，雅典人被击败，在根据和约收回阵亡者遗体后，剩余的雅典军队便回了母邦。

从这条记述的前后文中，能够看到雅典军队与遗体收集行为密切相关。

公元前 426 年在安布拉基亚海湾附近的一次战役中，伯罗奔尼撒联军被德摩斯梯尼统领下的雅典联军击败，在订立停战和约后，伯罗奔尼撒人取回了己方阵亡者的遗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中修昔底德提到伯罗奔尼撒联军在陆上和海上都被德摩斯梯尼的军队封锁了，由此推断伯罗奔尼撒联军收集阵亡者遗体的活动只有这些联军的成员能够实施。

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斯法特克里亚之战中(Battle of Sphacteria)，是役斯巴达军队被雅典军队封锁在了斯法特克里亚岛上，同时这个岛屿四而环水，显然战斗中斯巴达人的阵亡者遗体一定是由岛上的武装人员收集的。

综合以上三则当时的历史叙述，虽然作者并没有明确指出遗体收集行为实施者的身份，但是从中能够推断出，这种行为的实施者应当就是参与作战并幸存下来的武装人员。

由此可见在收集行为的实施者身份方面，古典时代与前代并无二致。

在武装人员的阵营归属方面，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收葬阵亡者行为主要体现出双边性的特点，即大部分情况下这种行为需要交战双方的武装人员共同参与才能够完成。

例如公元前 428 年，伯罗奔尼撒人围攻普拉提亚的战役中，普拉提亚人突围失败后，当城中的人听逃回来的人说突围者已经全军覆没后便了派遣传令官(也称使者)前往伯罗奔尼撒人处请求休战，以期取回己方战士的遗体。

再如公元前 394 年，底比斯联军在喀罗尼亚平原被阿格西劳斯率领的伯罗奔尼撒人和雇佣军击败。

底比斯人在濒临全军覆没之际突围而去，之后在伯罗奔尼撒人庆祝胜利之时派遣使者同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 (Agesilaus II)达成了休战协议并收集了阵亡者遗体安葬之。

多从以上两条记述中能够看出，战败的一方若想顺利地完成遗体收集行为，则不仅需要本方武装人员前往交战地域收集，同时也需要征得战胜方的同意。

而在前文提到的德摩斯梯尼击败伯罗奔尼撒联军的战役后，这种双边性体现得更加明显:在达成临时停战协定后，德摩斯梯尼麾下军队将阵亡者的遗体交还给伯罗奔尼撒联军同时也收回了自己阵亡者的遗体。

从中能够看出在某些情况下战胜方不仅会同意对方收集阵亡者遗体，有时他们甚至会主动收集对方的遗体而后按约将其移交。

尽管存在着双边性的特点，然而战胜的一方因实际控制了交战地域。

其实施收集遗体的行为并不存在障碍，而战败方的收集行为的实施则存在着诸多困难，故本文在涉及到收集阵亡者遗体行为的相关内容时其收集行为的主体将更多地指向战败方。

从古典时期希腊人收集阵亡者遗体的具体实践中能够发现，他们实施此种行为的时机具有相当的规律性，这种规律性集中表现为滞后性，而这种滞后性又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实施时间上，即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尤其战败的一方是不会在战斗刚结束就立即实施收集行为，而这种行为一般会在战斗结束一段时间后做出。

二是实施地域上，即战败一方一般会在脱离交战区域一定距离实施遗体收集行为。

这种特点在古典时期的历史著作中屡见不鲜。

公元前428 年伯罗奔尼撤人围困普拉提亚城的过程中，当普拉提亚城内人们听到突围者全都被杀的传闻后，第二天才派遣使者前往伯罗奔尼撒人军队中，请求休战并收回尸体:可以看出普拉提亚人是在城中听闻行动失败以后才派出使者请求休战并收回遗体。

公元前457年，雅典人被彼奥提亚人 (Boeotian)击败于第力安(Delium)，第二天在主力回国、留下的一支军队布防完成后，雅典人才派出使者请求彼奥提亚人退还己方尸体。

在这一条记载中，雅典人是在溃败后，主力撤离、设防完成后才派遣使者请求回收尸体。

在色诺芬《希腊史》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当阿格西劳斯击败了底比斯人并于次日建立了胜利纪念碑后，底比斯人才遣使请求缔结停战协定并收回己方遗体。

可见底比斯人是在斯巴达人控制了局势后的次日，才遣使来访的。

而底比斯的老对手斯巴达人也不会在战斗结束后立即实施遗体收集行为，在古典时代中后期的留克特拉战役结束后，面对巨大损失，斯巴达人把军中重要人物召集在一起商谈后决定派遣使者前往底比斯人处,请求缔结临时和约并收回阵亡者遗体。

此处可以看出，斯巴达人也是在脱离战场、经过一段时间后才实施了此种行为。

综合考察以上的史料记载中能够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从时间维度上看，缔约收集行为的滞后性体现在行为发生时间上的推延，在以上史料中能够看出，有劣势的一方派遣使者实施遗体收集的时间至少会延迟一天。

第二，从空间维度上看,收集遗体行为的滞后性则表现在遣使的一方。

一般会脱离战场并达到一定距离,这个距离一般能够保证已方处于相对安全的状态，例如上面提到的留克特拉战役以后的斯巴达人是在开会商议以后才决定派遣使者的。

如果当时斯巴达军队不是处于一个相对安全且稳定的环境中，他们也不可能能从容地派遣使者:而雅典人也是在主力撤离、剩下的守备队布防完成后才实施了遣使行为。

总的来说，实施时间的滞后长短与战败方指挥官对安全距离的判断密切相关。

此外，以上体现出遣使滞后性的城邦不仅涵盖了古典时期希腊世界的两大城邦一一雅典和斯巴达此外还包括如底比斯、普拉提亚这种主要城邦。

因而可以认为遗体收集行为实施时机的这种滞后性特征在古典时期的希腊世界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在古典时期的战争中，希腊人在阵亡者遗体收集方式上呈现出相当的多样性这些遗体收集方式首推缔约收集,这种方式在古典时期希腊人的战争中尤为常见甚至可以称为是一种常规的收集方式。

在这种常规收集方式以外，亦存在两种特殊的收集方式:一种是战败方在未经过战胜方允许的情况下自行收集已方阵亡者遗体(简称战败方擅自收集)。

另一种是由非已方收集，这两种特殊方式展现了古希腊人在收集阵亡者遗体行为方面展现出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