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桥看世界

编辑/木桥看世界

前言

华光礁一号是一条为南宋出海经商的船只，经海底考古挖掘，在该船只内部出土了许多陶器和陶瓷制品，尤其是茶叶制品。

两宋时代，茶业繁荣，宋朝朝廷设置了专门的茶具机构，对茶叶进行了分级，并且在民间形成了一种比拼茶叶更加讲究的风气。

对茶具的划分也更加精细，各种类型的茶具功能也各不相同，人们“各司其职”，这种由上至下的喝茶风气，推动了宋朝茶具的发展。

在那个时候，各个大窑口都在积极地进行着自己的设计，并制造出了各种类型的茶器，来满足并满足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在宋朝的沉船出水陶陶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具有多种类型和器型的茶器。虽然在现有的文献中，只从1745年的“哥德堡”号上捞到了360多吨茶叶。

其他的都没有大规模的茶叶，但可以肯定的是，茶叶的流动是建立在对世界范围内茶叶交易的需要上。

以华光礁一号为例，通过对各时代出土的茶具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在海上贸易大环境下，宋朝茶业的实际状况。

一、华光珊一号沉船出土的茶叶

1996年，海南琼海西沙华光礁区的一名渔夫在打鱼时，曾在该礁区内打捞出一只古老的沉船，并于1998年由考古学家进行了初步考察与发掘；2007年到2008年，该遗址的挖掘工作将分为两期进行。

从沉船里打捞出来的文物有上万个，主要是陶器和瓷器；这些器具的种类主要有：盘、盏、碗、盏托、碟、盒、执壶、钵、瓶、罐等，其釉色有白釉、青白釉、青釉、酱黑釉等。

“江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浙江龙泉窑的青瓷，福建的松溪窑的青瓷，闽清义窑的青白瓷，德化窑的青白瓷，南安窑的青瓷，遇林亭窑的黑釉瓷，晋江磁灶窑的黑釉瓷，福建的黑釉瓷，以及黑釉瓷。”

以宋徽宗赵佶所写《大观茶论》及蔡襄所编《茶录》所载之茶叶器物，并以廖保秀所写之《历代茶器与茶事》所载之各个时期之茶叶器物，推测华光礁一号之出水之陶瓷器物，以茶叶之形式出口至国外者，并不少。

例如，从华光礁一号上打捞上来的几件文物：一件是福建一号沉船，是一件宋代的青色弦纹陶罐。

它是一种圆盘，有束颈，有溜肩，有圆腹，有圆环，在颈部和腹部有一条平条，在肩的两侧有一条弧线，整体呈淡蓝色，质地致密，形状整齐。它的直径是11。5公分，8公分，高19。2公分。

景德镇宋代出土的一只蓝白色釉刻花茶杯，只有1/4的部分，开口、斜腹、圆脚。盏内刻有图案，釉面有裂纹，底部有破损，釉质呈蓝白色，色泽晶莹，造型古朴典雅，残缺的直径为8.5 cm，底部直径为3 cm，高为3.5 cm。

一只有南宋菊花花瓣图案的茶杯，上面放着一只景德镇菊花花瓣图案的茶杯，茶杯边缘有些破损，琉璃已经破损，但依旧能看出这只茶杯的古朴典雅。

宋朝的青白釉划花笠式茶碗，这是一只斗笠式的茶碗，它有着一个敞开的口子，一个倾斜的，直腹的，一个圆环，在它的里面有一个雕刻的花纹。

它的整个身体都是由一种青白色的釉料制成的，它的外表看起来非常的精致，它的外形非常的优美，它的高4.8 cm，口径13.4 cm，足径3.9 cm。

在宋朝的茶宴上，茶具的作用各不相同，宋朝的茶叶有煮茶和喝茶之分，像是宋初的蓝白釉弦纹瓷执壶，在喝茶的时候，就成了“汤瓶”。

“茶壶要小，好盛汤，茶水要放得恰到好处，用的是金子，在喝茶的时候，要将盛着山泉的茶壶放在木炭上，再将山泉倒入茶杯中。”

因此，在杯子上放上一个茶托，以防杯子被烫伤，成为宋朝人民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茶具。在这艘船上，还有许多茶具，比如茶杯。

二、从出水的茶具谈宋朝的对外茶交易

在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非洲东部沿海地区，从唐到清朝，出土了许多种类的茶具。

通过对出水茶器的研究，以及国内外已有的海底出土的茶具，并与有关的文献进行比较，可以复原出宋朝时期的茶业状况。

(一)对外茶业交易的客体

朝鲜和日本的茶道文化深受中国茶文化的深刻影响，而中国茶文化的东方传播则与其和尚们扮演着重要的纽带角色。

中国茶是在公元六、七世纪的新罗年进入朝鲜的，很多和尚都去了中国读书，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受到了中国茶文化的深刻影响，回国后，中国茶文化也随之流传开来。

日本著名的僧人荣西仁，在三年前第一次到中国，来到明州，他在中国研究宋代的种植、制茶和饮茶技术。

回来以后，他把日本的茶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为日本的茶道打下了基石。

根据新安号的调查，朝鲜半岛海上有一条船只，是从宁波启航，经过朝鲜半岛，前往日本的。

新安号虽为一元商船，但其对外贸易方式却承袭了宋朝对外贸易的发展，故可视为宋朝对外贸易的继续，而其所出土的茶具，则可作为南宋与日本、朝鲜等国家茶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

东南亚是中国与阿拉伯及印度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通道，也是中外商贾和尚海上贸易的一个重要枢纽。

《诸蕃志》详尽地记载了东南亚三佛齐、占城、真腊、柏土和蒲甘等商都，并记载了由泉州到东南亚各国的行商路线。

室利佛逝是唐朝一位著名的僧人从广州去印度的路经之地，他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也提及了自己的随身物品，其中就包括了“茶”。

此外，在东南亚沿海的景利汶沉船、丹荣新班号及鳄鱼岛等沉船上，还出土了不同类型、不同窑口的宋朝茶具，如茶杯、茶盏等。

因此，我们认为，东南亚是中国与东南亚交流的枢纽，而华光礁一号、井里汶、丹戎新班号以及鳄鱼岛等沉船出土的茶具，则可以成为中国与亚洲大陆茶业交流的重要佐证。

唐朝时，中国就与阿拉伯各国进行了紧密的经贸往来，阿拉伯的“黑石号”是一条由中国到阿拉伯的海上沉没于苏门答腊海岸的一条沉船。

船上的茶具包括茶碗、茶盏、茶壶等，其中有一只碗上雕刻着“茶盏子”的图案，显示了该船的特定出口目的。

纳忠，一位著名的阿拉伯史学家，提出“茶叶是唐朝大食人贸易的一种主要货物”，而大食人又是阿拉伯帝国。

8-13世纪是阿拉伯文明的鼎盛时期，阿拉伯商人把持了非洲、阿拉伯和亚洲的贸易路线，中亚，西亚，南亚，东非都被伊斯兰化了，“从波斯湾，穿过印度洋，从马来半岛，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广东，都有大量的贸易往来。”

从伊朗，埃及，土耳其等受到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出土的器物可以追溯到唐代和宋代。

阿拉伯人、印度人、印度人等都是在中国留学、经商或侨居的外籍人士。而在泉州、广州等地，也都有专门为洋商开设的“番茄工场”，因此，阿拉伯诸国在唐代与宋朝的茶业交易中，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主要市场。

(三)茶业对外贸易路径

文章列出了近年来在我国和中国附近水域所出土的一些出水茶叶器物，根据其所处地点判断，其所处地点均为古“丝路”航道。

宋朝时，中国的茶就是经由这条“海路”出口到日本，朝鲜，还有东南亚和阿拉伯等东亚各国。宋朝以来，我们与这两个国家之间，就有了十分稳固的海上贸易路线。

宋朝时期，明州是日本与朝鲜之间最大的通商口岸，元丰三年颁布法令，所有前往日本、高句丽的船只，必须经明州起航，“非明州市舶司，而经日本、高句丽的船只，一律视为违法，革职，不得赦免。”

来往于日本与朝鲜两国的商船，大多都是从明州港开始，乘着西南方的信风前往日本，然后再乘着东南方的信风返回，从而在日本的博多港和明州港建立起一条稳固而又完善的贸易路线。

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说：“元丰对高丽亭最是厚道，沿途亭台楼阁，都称其为高丽阁。高丽人自海上向明州进发，自二浙溯汴，入京，谓之南路。”

东南亚是连接东西方海洋的枢纽，地处海洋航道的重要通道，唐朝时中国与东南亚之间已经存在着一条较为稳固的商路，贾耽所著的《广州通海夷道》就记载了一条由广州港经过东南亚，直达阿拉伯半岛的商路。

到了宋朝，海路又有了新的发展，《岭外代答》说：“三佛陀自东而来，船自西向东，经印度、印度洋，直至中国境内。

“大食国的来历，是由一艘小船向南驶往古林国，再由一艘大船向东驶往三佛齐国，然后再像三佛齐一样，进入中国。”

按照专家们的说法，这条航线并不完全是沿海航线，商人们会从马六甲海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东南，再从北方出发，前往新加坡，前往南海的三沙市，最后抵达占城县，最后经过北部湾，前往广东的广州。

华光礁一号是从三沙市前往东南亚的航线，而东南亚是茶业的一个主要集散地，也是一个港口。

与唐朝相比，中国同阿拉伯各国之间的经贸活动更为活跃。宋朝时，有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温州，秀州，江阴，密州，澉浦等9个贸易港，而前往东南亚和阿拉伯各国的贸易船只，则以福建泉州和广东广州为中心。

依据唐朝贾耽所著的《广州通海夷道》及宋朝周去非所著的《岭外代答》及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所载，中国与阿拉伯各国间的航道。

一般由广州港、泉州港往南，经过南海，到越南或菲律宾，到西南，经过苏门答腊岛，爪哇岛，沙捞越。

然后经过马六甲海峡，抵达印度南部的口岸，或者径直往西，经过印度洋，抵达非洲东海岸，阿拉伯海，波斯湾，这是一条通往印度与阿拉伯各国的商船路线。

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分析认为，宋朝茶叶从种植，生产，市场流通，赋税制度，海外销售等方面，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茶叶交易制度。

中国茶叶出口到日本，朝鲜，东南亚，阿拉伯等地，中国的茶文化也在一定范围内向世界各地推广。

与唐朝相比，宋朝茶叶的总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坚实的物资基础是宋朝茶叶交易得以发展的保证。

茶业的兴盛，不但带动了当时的陶瓷业，而且带动了整个东南沿海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一个主要支柱。

以华光礁1号为代表的宋朝沉船，出土了许多形态各异的茶具，这些都是茶业兴盛的真实反映。宋朝的茶业繁荣，为明、清两代茶业的鼎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卢苇.海上丝绸之路综论《宋代海外贸易和东南亚各国关系》

孙光沂《古代中国通向阿拉伯的海上航路及其沿革》

纳忠《中世纪中国和阿拉伯的友好关系》

（宋）苏东坡《苏东坡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