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持世界帝国的长久统治需要高效快速的决策与危机反应能力

维持世界帝国的长久统治需要高效快速的决策与危机反应能力

帝国学是一门以“功能研究”为核心展开方向进行深入分析的学科，因此高凉陈君从事进行中国历史的分析时也是以“功能”为核心而展开探讨研究，并试图以“帝国体系的自适应进化调节机制”为框架将我的所有观点与视角都统一整合起来。从事中国历史的分析研究首先要关注的核心现象是什么呢，高凉陈君认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均拥有的辽阔地理空间范围，并都统治控制着众多的人口数量，这是切入进行中国历史运行规律研究的核心基础与客观前提。

从功能学派的角度而言，既然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均统治控制着辽阔的地理空间面积（往往高达上千万平方公里，堪称“广阔无垠、无远弗届”）与为数众多的人口数量（相对于其它的几大古文明中心而言）。因此中国历史上的诸王朝帝国要想成功地对如此辽阔的地理空间实行恒久有效的统治控制，首先就必须要演化出一套可行的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的思想理论与高效可靠的行政管理体制来（即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控制理论体系）。毫无疑问，从漫长历史的角度来分析研究，东方华夏文明这一套以儒家思想与及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相结合的统治控制模式的确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就；因为相对于其它的古文明文化中心而言，东方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够历经两千多年漫长岁月而从不曾间断于历史的古代文明。因此任何肆意攻击、抹杀中国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的历史作用的企图都是无谓的。毕竟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儒家思想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是如何来适应中国历史上诸王朝帝国们所从事的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的？！首先就要从地理空间的辽阔与分散所带来的行政统治控制困难着手进行分析。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从汉中、黄河流域去东北、长江流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云贵高原与及岭南等地区在交通与经济负担方面当然已经不是大问题。但是在古代，要到达这些地区可就要艰难得多，往往要耗时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够来回一趟，而且还要花费大量的食宿费用。即使是近至北宋时期，以当年的经济与科学技术水平，欧阳修从北宋京师封开到达长江流域的宜宾上任时，也不得不在路途上奔波了一百多天，而在古代中国社会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明白这些事实非常重要，人们总是指责中国古代社会为何始终进化不出民主政体，可是以这种落后程度的交通与经济生产力发展水平，你能够指望那些“议员”、“民主人土”能按规定的时间内从西域、东北、云贵、蒙古、岭南等遥远地区按时赶往京师参加“国民大会”、来共商国事？！而且又由于路途遥远、耗时堪久，谁来为这些“议员”、“民主人土”们提供经济与安全保障？！再说以那时人们日常的活动范围、见识水平与及信息传播的速度、广度，最终所选择出来的“议员”、“民主人土”是否真的具有足够的全局眼光与社会诉求代表性？！而又有多少“议员”、“民主人土”是真正来自底层百姓阶层？！

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决策的反应速度，中国古代史上长时间就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现实威胁，如果帝国的决策机制为民主政体，恐怕还未等到帝国的“议员、民主人土”们齐集京师商议决策，匈奴、突厥、瓦剌们的骑兵早就已经将边疆地区攻掠一空、满载而归了。很显然，在中国的古代社会里民主政体根本就无法完满地回答得了这一切客观现实问题。不仅如此，即使是欧洲本土的希腊、罗马，当帝国最终实现大面积的陆地与海上扩张之后，他们的民主政体也随之而名存实亡。毕竟以当年的经济交通与信息传递水平，真正的民主决策政体所能够维持正常存在的地理空间极限就是小小的城邦国家，一旦超出了这一极限，现实的交通水平与及信息传递水平就已经无法确保民主决策政体的正常运行；而地区间人员往来的不便、信息传播反馈速度的缓慢也早已经使民主决策政体所带来的种种优势好处流失殆尽并“层层变味”。这也是为什么罗马帝国后期同样由共和政体走向皇帝独裁集权政体的核心根源。

如果说民主政体受制于地理空间距离的遥远、古代交通水平的落后而无法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展、进化与成熟完善的话，那么王朝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显然能够相当成功地弥补民主政体的诸多缺撼与不足。毕竟王朝帝国中央政府的一切重大决策均可以在皇帝与大臣们会面的上朝时间内直接作出，根本就不存在参政人数不足而导致无法进行决断的问题。而帝国地域空间的辽阔所带来统治控制上的难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王朝中央集权政体都是同样必须面对的，但是对于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古代社会而言，强调奉献、忠诚的儒家思想要比强调权利、公平的民主（或者民本思想）思想更有利于帝国调集更多的经济与人力资源来维持进行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秦始皇大修万里长城、汉帝国调集六十多万士卒去经营西域与及隋炀帝修建大运河。想象下，如果在民主政体之下，当时总人口才不过四、五千万的汉帝国，你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得了要调动征集全国六十多万人口（而且基本都是精壮年人口）去遥远、荒凉、寒酷的西域地区从事民屯军垦事业的法案命令。同样道理，隋朝时代大运河的修建工程也不可能得到开工建设。比着你，你会相信用手、用锄头能够在短时间内开凿出一条几千公里长的大运河来吗？！而且你还身处汉中、四川平原，你根本上就无法享受得到大运河开掘所带来的种种通商经济好处便利呢！因此作为议员你会容许这样有损你的利益、你所在地区客观利益的法案通过吗？！

但是对于同时期与及日后的中国历史而言，这些决策与工程的成功实施对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的统治控制事业所带来的好处却是显然易见的。没有汉帝国对西域不计成本的苦心经营，我们恐怕就没有可能取得彻底打败匈奴的最后伟大胜利。没有隋王朝大运河的开掘，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中国人口大量南迁、经济重心南移之后，恐怕汉民族就再也无法在东北、甚至河北山东诸地区继续维持占总人口比例大多数的任何可能，因为这些地区已经没有足够的粮食产出来养活那么多的人口。但由于大运河的修通，南方的粮食可以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往北方，从而使汉民族、汉文化最终在这些地区还能够保持住绝对优势的社会地位（虽然不是全部的理由，但大运河绝对功不可没）。以上这些事例尽管“利在千秋”。可是这一切均是通过剥削当时人们的利益与强迫劳动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的（即“苦在当代”），如果在民主政体之下这一切决没有发生的任何可能。因为民主政体下人们的决策思维方式根本就无法容忍这种事件的发生。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早在纳粹德国挑起全面战争之前，英国的丘吉尔等人就已经意识到英德大战最终爆发的不可回避性。可是在民主政体下生活的绝大多数英国人却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直至慕尼黑协议签订、大战爆发前一刻都无法放弃对和平的幻想与追求，甚至还天真地认为纳粹德国不会对西方国家下手转而去进攻苏联，从而转嫁回避掉有可能降落到自己头上的战争灾难。民主政体面对重大危机灾难（注意是“重大”）时决策上的患得患失、妥协、懦弱与投机的本性由此一曝无遗。而面对这一切即使伟大如丘吉尔者也丝毫无能为力，因为英国人根本就不给其成功上台执政的任何机会，也就只能坐等被动了。大西洋对岸的美国也是如此，面对日本帝国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态势也是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国内孤立主义的盛行无以加复，坐视日本帝国在中国大陆的扩张频频得手而无动于衷，最终也同样自食苦果。民主政体难以适应古代中国诸王朝帝国从事大区域地理空间统治控制事业不仅表现在其决策过程的冗长复杂，还存在如何维持帝国体系完整统一方面的重大难题。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社会，地区间缺乏必要的、持久的经济横向联系与整合一体化。因此古代中国诸王朝帝国均是以权力（或者说“强力”）、文明文化的认同为核心来维持帝国体系的统一与完整。这与今天美国、欧共体等以经济利益的横向联系与整合一体化为核心来维持帝国体系内部的统一完整有着本质的不同（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何发挥维持现代国家内部的统一与整合一体化的原理过程，请参考本人的《详解计划经济体制的致命蔽端与缺憾》等评论）。古代交通水平的落后加上帝国中央政府统治的地理空间范围又极为辽阔，也使得战时部队作战调动、战后清剿残敌所需要的时间周期大为延长。如解放战争结束后直至1964年，解放军在新疆罗布泊地区为原子弹试验清理爆炸场地时，居然还发现一支流落藏匿于罗布泊地区达十几年之久的马步芳残匪部队。同样道理，中国历代王朝帝国所统治控制的广阔无垠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在内战时期也将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包袱，因为这一辽阔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也将会为发动内战的另一方所利用凭持。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清王朝时期的白莲教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当年道光皇帝作梦也无法想到区区白莲教居然会发展演变成为拥众高达二十多万的庞大起义军部队，以至清王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动用了三十多年时间、调集了数十万大军才将其彻底地镇压下去。而太平天国运动也一样，战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的土地，清王朝政府最终也不得不花了数十年时间光阴才将其彻底镇压下去，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与财力不计其数。甚至连工农红军的发展壮大也亦如此，从秋收起义到将国民党军队最终彻底驱逐出中国大陆，前前后后已经迈过了二十多个春秋。而在这二十多年光阴岁月里，工农红军先由游击队起家出入山林，后又发展成大部队转战中国，最终进化成泱泱百万雄师解放全中国。这一切成就的取得，既有赖于中国所拥有的辽阔地理回旋空间与及基数庞大众多的人口数量所赐；也借重了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国家现代交通建设的缓慢、落后与停滞。

否则的话，我们能够想象工农红军在同时期的英国、日本、德国这样的地理战略回旋空间狭窄、人口基数相对稀少又现代工业交通水平高度发达的国家中获得足够的时间、空间与机会来发展壮大吗？！事实上英国、德国与日本境内的山地森林也相当茂密，但是由于拥有高度发达的交通设施、严密的政府统治控制体系与及先进的军事武器装备，别说是一支上千人的游击部队，就算是区区一个杀人犯也难以在他们的山地森林中长时间地藏匿下来。但是在中国则完全不同，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除了沿海某些平原地区、内陆某些铁路沿线、城市周边外，其它辽阔的内陆地区在现代交通设施建设方面基本上等同于一片空白。这些连汽车都无法到达的地区当然就成了各式各样反政府武装休养生息、发展繁衍的温室与天堂；而工农红军也是凭借着这种环境土壤才实现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最终实现由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重大的军事目标。

如果说到了西风劲吹、西学东渐的近现代社会，中国由于经济、科学技术与交通发展水平的落后还存在大量可以支持进行游击战争的地理空间面积的话，那么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史岁月中这样的地理环境也就只会更多了。因此到了王朝帝国未期，政府越来越腐败，政府的社会控制能力越来越弱，资源分配极度失衡、民不聊生，只要有某一个英雄好汉揭竿而起，上山为寇、落草为王（这种事情一般都是“并发性”的，只要有一个地区开了个头，那么武装起义的“病毒”在短时间内就将会迅速传遍整个帝国肌体的各个角落）。那么帝国中央政府就将不得不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与耗费漫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将其最终彻底镇压或招安下去（这一特点可是由农耕文明社会信息传递、交通水平的固有落后所决定的）。否则的话，下一轮腥风血雨、全社会伤痕累累的改朝换代乱世游戏又要拉开了大序幕。

但今天的中国居然会有那么一部分的学者，花费大量时间企图通过数理统计来证明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分裂的时间多于完全统一的时间”的所谓历史事实。他们根本就无视了在农耕文明时代由于客观科学技术、信息传递与交通水平的落后，所必然导致到的帝国体系在决策、社会统治控制方面与现代社会注定存在的反应时间差现象。他们以为汉武帝、清康熙时代王朝帝国的军事部队可以如同今天中国陆军的快速反应部队（如38军）那样，可以通过铁路、空运在短短数天时间内就可以立即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或地区完成军事布署。根本就无视了古代农耕文明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在信息传递与交通运输水平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客观现实。

那么到底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到中国历代王朝帝国始终走不出兴衰轮替、治乱循环的死胡同呢？！这显然与信奉儒家思想的历代王朝政府，始终无法对皇家与及帝国官僚阶层的权力与行为进行有力的监督约束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固然强调要忠君爱民与实行仁政等理念，但在具体如何保持皇家与帝国官僚阶层的活力、进取、廉洁奉公，与如何监督制约皇家、政府官僚阶层权力的滥用与腐败方面却无能为力，或者说无所作为。尽管从唐朝时期开始以儒家思想为考核中心发展完善出进行选拔王朝政府官员的科举制度，但是在中国整个漫长的古代史过程中如何对皇家与及政府官员阶层的权力与行为进行具体的监督约束的方案体系始终无法进化发展成熟。

毫无疑问，从长时间地保持住统治集团从事帝国统治控制的利益寻租角度出发，他们并非不想让王朝的统治控制能够维持千秋万代、永恒不息。但是以儒家思想立国的帝国政府对臣民们讲求的是无私的（有时甚至是愚蠢的）忠诚与奉献，而刻意回避莫视了芸芸众生所渴望得到的应有权利与公平。也就是说以儒家思想立国的中国古代王朝帝国统治阶层对于臣民讲求的是利益的掠取而不是利益的等价交换，王朝本质就是建立于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利益的掠夺基础上的。因此尽管历代王朝帝国都曾试图采取种种方式（如施行“仁政”）来缓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利益与矛盾冲突，但这种单纯的妥协行为也不过是仅仅将两者间的彻底摊牌时间向后延缓一下而已；根本不能从本质上彻底解决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利益剥削掠夺冲突问题。

不仅如此，即使过去的被统治阶层被客观形势逼得再也无法活得下去的前提下，最终发动了武装起义推翻了原来的王朝统治阶层。但由于皇帝只有一个，所谓的改朝换代只不过是某些统治者与某些被统治者间换了个位置而已，而新建立的帝国政府还是维持着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掠夺与剥削的客观现实。即帝国体系内部利益对立的本质矛盾依然存在。也就是说一个新帝国在其建立之初就已经为其之最终灭亡埋下了伏笔祸患。

（作者简介：高凉陈君，实名陈天。广东省茂名高州人，1981年出生。帝国学分析家、作家，地区知名人士，白云山舍主人。一直致力于从事帝国学问题的分析研究。）

陈天（高凉陈君）

于广东高州

2005，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