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力角度看，郡县制本不应那么早诞生，兼论秦朝速亡的必然性

大家好，我是热带榕树，书接前文（点击查看）。

上篇文章中，我们探讨了近代中国，能在西方民族秩序冲击下，继续维持统一的客观因素。

简而言之，就是儒家和法家，在华夏转型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儒家“天下为一大宗族”的理念，经过系统性重构，转化成了同源共祖、血脉相连的中华民族认同。

而法家郡县制，则在物理层面，大大消弭了地方自治体系离心的可能性。

一、秦制

不过在上篇文章的结尾，我还遗留了一个重要问题。

那就是秦制，或者说郡县体系，是怎么起源并能一反常态地打破规律，长期运转下去的？

这个话题，各位如果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可能会觉得很好笑。

毕竟以商鞅变法为起点构建的秦制，不向来是改革成功、历史进步的典型案例吗？

朝廷派官员，从中央直接管到地方，组织动员能力大幅增强，怎么就不合理，难以维持了？

此处矛盾的关键点在于，上篇文章，我曾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一个核心观点。

即在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能诞生的一切上层建筑，无论设计如何精妙，演化环境如何不同，都是必须以地方自治为基本特征的。

这个现象，放之四海皆准，无论中外皆然。

比如外表看起来非常集权、动员能力非常强的罗马、奥斯曼等古典帝国。

罗马的地方基本行政单位是自治市，相关研究不胜枚举，不多赘述。

奥斯曼的基本国策则是“米勒特”。

所谓“米勒特”，翻译过来，就是帝国境内的一切非穆斯林团体，只要肯纳税，就能拥有独立的文化教育机构，保持本民族语言文字，享受高度自治权。

除此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影响力的古代强权，如神圣罗马帝国、蒙古帝国等等。

内部中央集权之微弱，辖区内诸侯之林立，人所周知，不做详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相关逻辑，上篇文章同样也分析过了。

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前较低的技术水平，决定了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在物理层面，做到对基层的有效管理。

毕竟现代社会，你有网络、电话，乡间村镇的情况，才能及时上传下达。

古代社会，要是指望上级命令办事，超长的信息延迟下，到了基层，那一件事也别想做成。

现代社会，你依靠公路、汽车，才能为基层提供治安、消防等公共服务。

古代社会，民众总不能碰到急事，派人步行几个时辰，乃至几天，去衙门请捕快吧？

因此在官府力量和秩序难以触及的区域，民众只能自己管自己。

类似自治体系，虽然有着很多不同称呼，如中国宗族、欧洲骑士团、中东米勒特、印度五人长老会等等，但本质都是差不多的。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将组织建到基层的壮举，是近现代国家才享有的特权。

好了，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开始意识到秦制的特殊性所在了？

中国郡县两千年，从汉代开始的历史，还可以说是相对合理，能够用上述理论进行解释的。

所谓魏晋有门阀，汉唐有豪强，即便到了被称为封建专制巅峰的明清。

其统治模式，按照现代学者的总结，也是：

“皇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

这种情况，你可以说明清两代的郡县程度，高于汉唐，华夏王朝的集权程度，强于国外。

但总的来讲，类似的郡县与集权，根基底色仍然是离不开地方自治的。

可如果把郡县制的演变历史，再往前推演呢？

其最初源头，商鞅变法后构建的原版秦制，可没有像后世那样，与基层宗族妥协融合。

就像《史记》里记载的：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明显是要拆散强宗大族，彻底取缔地方自治体系，推广小家庭模式，将民众原子化。

还有《商君书》里提到的编户齐民制度，所谓：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摆明了想要在原子化的民众中，建立起由朝廷直接控制的组织动员体系。

这种制度设计，从字面上看似乎没啥问题，别的不说，起码非常适应战火纷飞的乱世。

可是如果结合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呢？

从逻辑上推断，商鞅之术如果不做大幅度的妥协、修改，肯定是无法推行下去的。

奇怪的地方也在这里！因为明明不可能发生的事，就摆在了大家眼前。

作为后人的我们，已经知道，秦国的变法非常成功，扫灭六国的伟业也由此发端。

甚至当时的先贤荀子，在游历关中后，也在《强国篇》里用大量词句感叹道：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相当于说，秦国当时的官僚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全都极端清廉高效。

没有人会以公谋私，甚至没有政务会拖延到第二天。所以，这是怎么做到的？

二、不计成本

秦国至今已有两千年，绝大多数与之相关的典籍和文献，都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残存的史料中，窥探其能够高效运转的奥秘。

最直观的案例，是湖北云梦县出土的《黑夫木牍》。

上面的内容，是一对名叫黑夫和惊的兄弟，在跟随秦军攻楚时，从前线寄往家中的书信。

如果忽略掉其中日常的，问候亲友情况的文字，黑夫与惊实际上只提了两件事。

第一是他们急需夏天的衣服，所谓：

“母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襌裙襦者，母必为之，令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钱来，黑夫自以布此。”

初看是不是感觉很温馨？父母攒钱不容易，能省则省。

老家的衣服要是便宜，那就直接寄过来，如果贵，只寄钱便可，到时候两兄弟就地采购。

可是这种节约的方法，各位再仔细思考一下呢？有没有觉得很离谱？

现代工业社会，信息物流高度发达，基础设施十分完善，大家能用很亲民的价格，买到世界各地的日用品。

出趟远门，添置衣服这种日常小物件，比价邮寄，倒还说得过去。

但古代是什么路况，什么物流成本？秦汉时期的社会，按照司马迁《史记》的描述，所谓：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

日用商品的交换，一般只会在本地进行，想要跨区域贸易，几乎是不可能盈利的。

毕竟想象下，没有汽车，路上也不太平，人扛马拉的，工钱，饲料得准备吧？安保要有吧？

各种费用算下来，远距离买卖低价品，比如粮食什么的，到时候可能会发生如下情况。

一个地方粮食100钱，另一个地方粮食1000钱，商人买了粮食运往外地，结果粮食100钱，运费10000钱，赔得血本无归。

由此再回看黑夫与惊的行为，几件衣服，一些钱币，恐怕仅是邮费，便已远超物值了吧？

因此秦国物流系统的运转效率，必然是超当时生产力的上限的。

这里还是最初的问题，怎么做到的？

幸运的是，百年后西汉的桑弘羊，为应付与匈奴作战的开支，部分复制了与之类似的手段。

贤良文学强烈反对，在盐铁会议上与之激烈辩论。

于是很多细节的内容，被完整记录在《盐铁论》第三章《通有》篇中（点击查看）。

而这一章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详细剖析过了，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

里面的大致内容是，桑弘羊强调，天地之前的物产是很丰富的，只是分布不太均衡。

有的地方木料多，有的地方矿产多，因此需要朝廷组织跨区域贸易。

到时候官府不但能从中赚取巨额利润，还能满足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可谓一举两得。

对此，贤良文学则反驳道，事情要真这么简单，民间商人为啥不去干？还不是因为运费高。

朝廷组织的跨区域贸易，之所以能赚钱，是建立在不断征发徭役，迫使大量民众无偿劳动的基础上的。

表面上看赚了钱，实则极大干扰了民间正常的生产秩序，根本得不偿失。

大家明白了吧？秦国运转效率，为什么能超过当时生产力的上限？

很简单，正常的生产活动需要计算产出比，比如投十块钱，得有利润出来，起码不能赔本。

可是朝廷能够不计成本啊！

技术落后，跨区域交流成本高、信息滞后怎么办？加人，砸钱嘛！

为了指定行业十块钱的产出，往里几百钱，几千块的投入资源，问题总是能克服的。

黑夫与惊在信里提到的第二件事，也侧面印证了这种情况，所谓：

“书到皆为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闻王得苟得毋恙也。”

兄弟俩可能是在前线立了功，获得了爵位，于是黑夫问家里，官府授爵的文书有没有到？没到说一声，大王讲过，军功之事绝不耽搁。

此处涉及到了秦国的档案管理、文书统计系统，显然也极端高效。

类似的案例，在《里耶秦简》和《睡虎地秦墓竹简》中也有记载，比如《仓律》中提到的规章制度：

“县上食者籍及它费太仓，与计偕，都官以计时雠食者籍。”

相当于县里每年的费用开支，户籍明细都要上报，并接受都官的核查。

还有关于户籍变更的记录，大意是始皇帝元年，有十七户人家，从启陵乡迁至都乡，档案中年龄缺漏，立刻被核查了出来。

别的不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秦国需要多少官吏，才能维持如此普遍化、细碎化的工作。

而在识字率极低的战国时期，长期供养如此庞大的脱产队伍，又得消耗多少资源。

三、以战养战

好了，到此为止，原版郡县制如何突破生产力上限起源的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不过还有疑问没有解决，这种极其激进的体系，要怎么长期维持下去？

钱和人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秦国到哪儿去筹集如此海量的资源？

这要分对内和对外，扫平六国的伟业，二世而亡的原因，也全部蕴藏其中。

首先是对内压榨到极致，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阅下《商君书·垦令》篇。

大致是商鞅构思了一整套制度，意图把除农战以外的所有行业，全部有计划地消灭掉。

比如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的，重农抑商政策：

“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

把买卖禁止了，商人做不了生意，就会去务农，农民没机会赚钱，只能加倍努力地种田。

还有从风气习俗和日常生活上入手的，所谓：

“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农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

老百姓要吃那么好、穿那么好干什么？浪费物资，日子舒服了人就会偷懒，必须全部禁止。

甚至连很多纯粹的，靠体力、技术吃饭的行业，也不允许存在，像是：

“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

所有山川大泽必须全部收归朝廷所有，不然民众从事渔猎、伐木等的行业，也可能不种田。

这种做法，相当于是砍掉秦国境内，一切与战争没有关系的产业。

把社会上各行业现有的人力财富，一次性全部压榨出来，不计成本地投入到军事建设中去。

从此国家变为军营，全民变为士兵，秦人一辈子只干两件事，种田、打仗。

当然了，从逻辑上讲，上述手段，短期内肯定有效，时间久了一定不行。

因为军工产业如果不用来掠夺，其本身是不投入社会再生产的，是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的。

所谓“耕战”模式，类似郑国渠之类的农业工程，或许还能给经济带来正反馈。

而直道、弛道、灵渠、长城等奇观呢？征调民夫以百万计，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

即便后世王朝因此长期受益，从而被人评价为害在当代，功在千秋。

但对于秦帝国来说，当时又没有大量远距离贸易需求，甚至南方很多区域还处于蛮荒状态。

仅用于军事用途的话，这些宏伟工程，是一百年都收不回建设成本的。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铁律并不会消失，大秦也不是能凭空变出钱粮的永动机。

那应该怎么办？只能从对外掠夺上想办法了。

时至今日，由于原始档案的失传与损毁，我们已经没法查证秦国财政收支的具体数据。

不过其以战养战的运转模式，还是能从很多蛛丝马迹上推测出来的。

比如各类史料中都明确记载，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军每占领一块地盘，都会复制秦法。

像是《史记》里提到的鲁仲连，扬言宁可跳海，也不做大秦子民，理由就是：

“彼秦者，弃礼仪而上首功之国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

甚至直到最后统一天下，始皇帝也是“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而不是重启分封制。

所以根据《商君书》的标准，面对已经高度开发、相对繁荣的六国故地。

秦国是不是只要打下来，那么无论其自身制度运转成本有多大，都能通过榨取财富来弥补？

哪怕把整个地区榨干了也没关系，反正更多的人一起加入耕战体系，瞄准下个目标就行。

说了这么多，做个总结。

其实按照古代生产力的基础，秦制，或者说郡县体系，是不应该那么早就出现的。

商鞅变法，实际上是一场将主观能动性，发挥到了极致的改革。

以不计成本的投入，强行提高军工业的生产效率，再以对外掠夺，弥补不计成本的投入。

做个不恰当的类比，假设人类要到一百年后才能在月球上建立城市。

那么以现在的技术水平，如果把全世界绝大多数行业，诸如外卖、游戏、二次元通通砍掉。

多出来的就业人员，全部送进工厂打螺丝，目标恐怕也是能够提前实现的。

再结合上篇文章提到的，法家在华夏文明近代化转型中的作用。

秦朝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其极短的，能够压制住地方自治体系的统治期内。

以超越当时生产力上限的高效率，完成了“书同文、车同轨”这个史诗级任务。

早期不同的文字体系

二是后世王朝虽然吸取教训，大幅改良了郡县体系，主动寻求与豪强宗族妥协融合。

但是中央集权的大框架，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演化至清末，地方自治力量极其衰弱，难以自立。

所谓“百代皆行秦法”，这就是华夏文明史上，独有之大一统郡县制的来龙去脉。

四、二世而亡

最后，再简单讲一下秦朝的灭亡。有一句名言说的好，大意是：

“军国主义的生命，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

大秦的确可以靠掠夺维持自身运转扩张，像是战国七雄中最后被消灭的齐国。

根据《汉书》的记载，主父偃曾对汉武帝上疏，论述秦军北击匈奴时的后勤，所谓：

“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

黄、腄、琅琊即在齐地，钟是计量单位，约等于六石四斗。

相当于齐王投降后，当地民众被迫以99%的损耗率，向河套地区的蒙恬所部输送粮草。

中原列国都是富国，只要能覆其宗庙，夺占其地，所获钱财，肯定是要超过战争开支的。

但是挥师灭齐，天下一统后呢？大秦周围，就只剩下穷得叮当响的匈奴和百越了。

再复制原有模式，不但啥也抢不到，还得往里搭钱。

如此，关东六国之人，只知秦制之害，不见秦制之利，亡国后受尽盘剥，如何能服？

关内秦人，谋生之术，安家之法，皆在耕战一途，对外掠夺停止，如何安置？

还有秦灭六国后，统治区一下扩大了好几倍。

原先深入基层的官僚体系，还能否克服距离的阻碍，继续高效运转下去？

即便能，养活他们的高额支出，又要从哪里来？

于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统一的秦帝国在始皇尚未驾崩时，基层秩序就已经崩溃了。

这一点在《史记》中有很详实的侧面描写，比如张良刺秦，所谓：

“良家僮三百人。得力士，为铁锥重百二十斤。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大家数一数，这位后来的汉初谋圣，公然践踏了秦制中的多少法令。

秦朝禁宗族，张良照样前呼后拥；秦朝禁游侠，张良顺利地雇佣亡命之徒。

秦朝禁兵器，张良现场定制武器；最后刺杀皇帝失败，张良居然还能全身而退。

还有著名的“兰池遇盗”事件，公元前216年：

“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此时距离大秦扫清六合，一统天下，刚刚过去了五年，按理说，帝国应当如日中天才对。

结果连天子脚下，咸阳之中，管理体系都开始失效。

公然出现重大安全疏漏也就算了，随后的大搜捕，居然连粮价都无法控制。

类似的案例非常之多，本文不一一列举了。

各位随便挑选秦末豪杰的传记阅读，基本都能从字里行间感觉到，原版秦制的体系性瓦解。

所以，当始皇帝去世，昏庸暴虐的秦二世登基，大秦又如何能够延续？

五、合法性

最后再插一个话题，有人也许会问，如果商鞅变法，不搞得那么极端，秦朝能否幸存呢？

毕竟从横向上看，搞变法的不止一国，战国七雄多少都有向郡县制演化的趋势。

从纵向上看，商鞅的很多手段，后世朝代改良后也多有沿用，像是桑弘羊的盐铁、均输。

还有典型的，倒退了一步，将基层让给自治宗族后的郡县制。

因此如果不将大多数产业消灭掉，避免彻底军事化的秦朝，是不是可以长治久安？

对此，我的回答是，秦国可以这么做，但这么做，最后一定会泯然于七雄之中，再也不可能完成统一大业。

此处涉及到统治合法性的问题。

简单来说，即任何一种合法性理论，都只能动员其针对的特定人群。

比如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民众为什么要服从国王教会？因为他们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

再比如中国古代的儒家周礼，民众为什么要服从皇帝？因为天子受命于天。

类似“君权神授”学说，虽然能带来稳定，让人们理所当然地忍受不公与压迫。

但当国家遇到麻烦时，大众也是绝不会站出来，维护高高在上的神圣君主的。

因为你说你的权力来自于神，而神又不会真的下凡表达观点。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打不过别人了，是不是就意味着天命转移，百姓该换个新的统治者了？

由此，纵观历史，但凡是同一文明圈中的君主更迭，这种旁观者心态，通常是格外普遍的。

刘备再得人心，人民也不会为了他，和曹操不死不休地打游击战。

英国与法国文化习俗再不同，也不妨碍诺曼征服中，法国威廉公爵在伦敦站稳脚跟。

因此，儒家能动员谁？能动员那些选定天子追随，发誓忠臣不事二主的宗族士绅阶层。

基督教能动员谁？能动员那些选定国王，在上帝面前发誓追随的骑士、领主阶层。

总之，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喊出“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口号前。

全世界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只能引领军事贵族阶层，而无法触动最为广大的平民。

这下大家明白原版秦制，在理论层面的问题所在了吧？

古代君主，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碎豪强宗族，削弱地方自治体系，但由此被挤压出来的原子化平民，却是很难被动员的。

现代人常以为，重赏之下出勇夫，只要建立军功制，打仗能升级，便能构筑铁血强兵。

可问题在于，任何一个时代，日子人永远是大多数，有钱赚，还得有命花不是？

没有近代“主权在民”思想驱动，即便有亡命之徒，愿意为了升官发财上战场，一旦局面不利，他们又岂肯死战？

因此，古代官府想要驱使平民，最直接得办法就是举起棍棒，用强制手段胁迫他们。

由此进一步推论，商鞅变法，如果不做得那么极端，不消灭掉除军事外的所有行业，那就和关东六国的改革区别不大了。

最多充实下中央财政，提升些徭役工程人力储备，遇到战争，还得依赖地方豪强大宗。

所谓“内儒外法”即是如此，后世包括强汉盛唐，都是这么干的。

那么秦国在彻底摧毁宗族后，要怎么从思想上，把庞大的原子化民众高效组织起来呢？

很简单，《商君书》里说：

“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商鞅虽然限于生产力，搞不出“主权在民”思想，但完全可以扼杀社会上一切就业机会。

通过让平民不上战场，就活不下去的方式，逼迫所有人去玩命。

什么是“驭民五术”的内核？这就是，惩罚压榨是主要的，军功等级的奖赏反而是次要的。

事实上，按照历史本来的进程，世界上第一次全民总动员，要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才会发生。

革命者打倒了封建神权，宣称“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并颁布《全国总动员法令》。

由此，平民保家卫国的热情空前高涨，民族主义也第一次在大众间扩散开来。

而商鞅，相当于在两千年前，通过种种手段硬是在大秦搞出了低配版的近代总体战。

这对于当时任何一个邦国，都是降维打击。

参考资料：

《史记》

《汉书》

《荀子》

《商君书》

《盐铁论》

《黑夫木牍》

《里耶秦简》

《睡虎地秦墓竹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