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经过多年艰苦奋战，终于在1644年3月一举攻入北京，推翻了大明王朝的统治。当是时，大顺军拥兵百万，其势如日中天，军威声震天下。

而与李自成齐名的农民军领袖张献忠呢，此时虽然也建立了大西政权，但是，大西军的军力比较薄弱，远不能同李自成大顺军相比。一山不容二虎，为了躲避大顺军的兵锋，避免跟李自成发生火并，张献忠审时度势，放弃了武昌，进入湖南；随后又攻入四川，占领成都，落下脚来，开始进行大西政权的建设。

大顺农民军的领袖李自成

大顺军与大西军的领袖都是突然牺牲，导致军心大乱

历史风云突变！

李自成大顺军在山海关遭到吴三桂与满清八旗精锐的联合突袭，损失惨重。李自成不得不退出北京，经山西一路撤回西安。

清军在吴三桂的配合下，一路穷追猛打。大顺军不复昔日的风采，在清军的追击之下，从未能够进行有效的阻击，基本上是一触即溃，狼狈而逃。

最终，李自成在清军的步步紧逼之下，屡战屡败，被迫放弃了西安，向南方转进。1645年5月，李自成亲自去侦察地形，突然遭到地方团练的袭击，不幸死于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地区。在他身后，留下了数十万大顺军余部。可惜的是：这数量庞大的军队由于李自成的死，而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大顺军将士毫无斗志，彷徨无计，不知道出路究竟在何方。

无独有偶，清军在消灭了李自成大顺政权和南明弘光朝廷以后，兵锋立即转向四川，开始攻打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大西农民军的领袖张献忠

张献忠因为过于轻敌，亲临前线；结果，在西充凤凰山地区，张献忠遭遇到清军的偷袭，中箭牺牲了。

领袖遇难之后，大顺军与大西军各自的艰难历程

李自成不幸遇难以后，他亲自率领的、从西安撤出的主力部队，加上大顺政权驻守德安四府的白旺所部，尚存兵力二十余万之众。另外，由李过、高一功统率的、驻守陕北的大顺军，会合了驻扎在甘肃、宁夏、青海等西北地区的大顺军部队，也正在经四川向湖广地区转进。

所有的大顺军余部加起来仍有数十万之多，在当时的中国，这应该称得上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

但是，大顺军的领袖人物李自成、刘宗敏已经牺牲，军中再无具有崇高威望的领军人物；而且，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大顺军屡战屡败，士气低落；军制也完全被打乱了。许多高级将领手中没有掌握多少兵力，反而是很多下级将领却是手握重兵，实力雄厚。这种情况导致大顺军余部军令不行、政令不通，陷入了各自为政的境况。

而大西军则是另一种情况。

在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受到清军的猛烈打击，伤亡巨大。在危急时刻，以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为首的大西军将领们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大西军以后的出路。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以后，大家统一了意见，决定全军撤离四川，转进贵州、云南。

当时大西军所余部队虽然很少，但是大西军的政令、军令仍然保持着统一。因此，全军上下立即按照会议部署，展开了行动。他们击破了前方南明军队的堵截，甩开了后边清军的追击，进军迅猛，出四川，过贵州，最后转进到云南。

进入云南之后，大西军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措施，得到了云南人民的拥护。于是，大西军在云南站稳了脚跟，很快就平定了云南全境。

大西军转进云南地区

占据云南后，大西军领导层施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经济、整顿军队的政策方略。经过几年时间的发展，云南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就这样，在大西军的治理下，云南成为那个时代整个中国的一片乐土。

大西军在这段时间里，也加强军备建设，大力发展军力；广招云南各族的勇武之士，并且训练出一支独特的战象部队。一时间，大西军发展到几十万之众，兵强马壮，士气昂扬。

大西军在云南的发展经营，使后来的联明抗清斗争拥有了一块坚固的根据地。

大顺军与大西军先后采取联明抗清的政策，加入到南明反清的行列之中

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大顺军余部，在彷徨无策中，竟然不顾国仇家恨和民族大义，纷纷接受了清廷的招抚，投降了清军。后来，由于清朝地方官员对他们的百般歧视和防范，加上他们不愿遵从清制剃发易服，所以，他们又反正过来，把队伍拉到了湖南地区，投靠了南明的湖广总督何腾蛟。

何腾蛟出于传统偏见，对大顺军怀有深深的敌意。他认为大顺军是逼死君父的逆天巨寇，因此对归顺过来的大顺军并不倚重，反而处处掣肘，暗地里对他们进行分化瓦解。在这种情况下，大顺军余部只能另寻出路了。恰好此时从西北地区撤离的大顺军在李过、高一功的带领下，进入了湖北境内。于是，投靠何腾蛟的大顺军余部除了少部分外，大都前往湖北，与李过、高一功所部会师了。

李过、高一功统率的大顺军

会师之后的大顺军余部，在南明隆武朝廷的湖广巡抚堵胤锡极力争取下，加入了南明抗清的行列。隆武帝对李过、高一功封侯晋爵，把大顺军余部改称为“忠贞营”。

从此，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开始了将近二十年的反清斗争。他们先是拥戴南明隆武帝；在隆武朝廷覆灭后，他们又加入了南明永历朝廷，继续与清军进行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

但是，大顺军在南明抗清斗争中虽然很坚决，但是，他们的战绩却不足称道；他们虽然兵力庞大，却始终没能制造出多大影响，更未能成为南明抗清的中流砥柱。

反观大西军在抗清斗争中的表现，则是另一番壮观景象。

在云南站稳脚跟以后，大西军领导层没有小富即安的心态。他们并不满足于在云南地区割据称雄。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他们放眼全国，准备与满清决一死战，逐鹿天下。

1650年，大西军领导层经过商议，为了取得各地反清军民的支持，决策要联明抗清。

几番周折之后，大西军与南明永历朝廷达成协议，加入了永历朝廷。孙可望派兵进入贵州、四川，严厉打击那些不抵抗清军、专门祸害百姓的南明地方军阀，收编南明军队，整顿军纪，加以整训，提高了南明军队的战斗力。同时，也保证了军令的畅通无阻。

1651年底，清军攻占广西全境，永历朝廷失去了立足之地。永历皇帝走投无路，不得不逃往云南，依靠大西军的庇护。

孙可望把永历皇帝接到云南以后，毫不客气地把永历朝廷中那些昏庸无能、只会搞党争、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大臣杀的杀，抓的抓，使朝廷中不再乌烟瘴气。自此开始，孙可望执掌了永历朝廷的朝政大权，确保了朝廷政令的统一。而永历皇帝只是成为了大西军反击清军、号令天下反清义师的一面旗帜。

影视剧中的永历皇帝朱由榔

1652年，在孙可望的主持下，以大西军为主的南明军队展开了针对清军的大反击。

一出云贵，大西军就向世人展示出强劲的战斗力。

大西军兵分三路：一路由孙可望亲自率兵攻入湖南，所向披靡；一路由刘文秀率军进入四川；刘文秀大军所至之处，就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席卷四川。驻防四川的清军各部一触即溃，明军很快就收复了几乎四川全境；清军在吴三桂的带领下，躲到保宁一隅，惊恐万状，意欲放弃保宁，逃往汉中。

另一路大西军则是由李定国统率，进入广西作战。李定国所部一路急进，所向无敌，一举攻取桂林。驻守桂林的清朝定南王孔有德眼见大势已去，自焚而死。明军分兵出击，很快就收复了广西全境，兵锋直指广东。广东的清军胆战心惊，清朝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把广东各地的清军集结起来，龟缩在广州城中，惶惶不可终日，拼命向清廷告急求援。

大西军的攻势锐不可当，清廷急忙派遣敬谨亲王尼堪率满洲八旗精锐，从北京出发，进军湖南，迎战大西军。在此情况下，孙可望调令李定国率部回师湖南，打击这股八旗精兵。

李定国立即从广西赶到湖南，他针对八旗兵的骄狂轻敌，决定设伏围歼这股清军主力。于是，李定国命令明军诈败，在衡阳附近，引清军进入了包围圈。一声炮响，明军纷纷杀出，清军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争相夺路而逃。

大西军名将李定国阵斩清朝敬谨亲王尼堪，大败满清八旗精兵

衡阳一役，李定国阵斩满清敬谨亲王尼堪，重创了自诩“天下无敌”的满清八旗精锐。

经过桂林、衡阳两次大战，李定国威震华夏，史称“逮夫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捷，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以来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在那段历史岁月里，大西军所迸发出的骇人的强大战力，一度迫使清廷产生了放弃西南七省，与永历朝廷划江而治的想法。

自从走出云南、参加抗清作战以来，大西军以其骄人的战绩，成为全国抗清的主力；他们被中国各地的抗清义军视为反清复明的中流砥柱。

两相对比之下，人们不觉产生了强烈的疑问：在双方领袖牺牲之后，大顺军足有数十万之多，兵力可谓极其雄厚；而大西军在清军的偷袭之下，损失巨大，仅余几万人马。而后，大西军又从四川突围，经过贵州，杀到云南，一路上伤亡也极其惨重。可以说，依照当时的兵力情况，大顺军余部远远地胜于大西军；他们应该在抗清斗争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取得更优异的战绩才对啊。可是，在南明抗清的历史上，大顺军却未能发挥自己应有的水平，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思来想去，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领导核心问题

李自成遇难以后，大顺军失去了领导核心。

由于李自成死得非常突然，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李自成并没有指定明确的接班人。而大顺军中具有崇高威望的第二号人物刘宗敏，已经在李自成生前就被清军俘虏杀害了；军师宋献策被俘之后，无耻地投降了清军；牛金星、顾君恩等文臣看到形势不妙，都纷纷乘乱逃跑了。

一句话，大顺军原来的领导体制消亡，失去了统一的指挥系统。

在李自成亲自率领的这一路大顺军中，地位最高的大将是田见秀，可是此人却只是一个性格宽厚的老好人，不具备承担危局、重整旗鼓的政治能力；其他的重要将领袁宗第、刘芳亮、张鼐、吴汝义等人也都才具不足，并且在一连串的失败打击下，个个垂头丧气，毫无斗志。

大顺军的高级将领田见秀、袁宗第、张鼐

高级将领在危急关头的表现，直接影响到整个军队的士气。大顺军自此开始，军心涣散，低级将领们拥兵自重，大家各自为政，再也不复昔日的隶属关系了。虽然这路大军此时尚有二十万之众，可是他们之间已经变成了极为松散的同盟关系了。

正是因为这部大顺军丧失了领导核心，未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所以导致了军队士气低落，军心不振，陷入极为混乱的境地。他们局促于湖南平江、浏阳一带，对下一步如何发展毫无头绪，茫然失措。

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清朝地方官员佟养和屡次招抚大顺军；而大顺军又想投靠南明朝廷。就这样，这支大顺军在南明和清廷之间摇摆不定，忽而降清，忽而投明，翻来覆去，毫无定见。

直到李过、高一功率领的西北大顺军从汉中南下，经四川来到湖广地区之后，田见秀他们才率部前去与之会合。在李过、高一功的坚持下，大顺军才算统一了意见，接受南明官员堵胤锡的邀请，加入了南明隆武朝廷，被隆武帝册封为“忠贞营”。从此，大顺军余部开始坚定不移地联明抗清，一直坚持斗争到清朝康熙三年（1664年）。

大西军方面的情况就简单的多了。

张献忠中箭牺牲后，原本就执掌兵权的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位将领（他们都是张献忠的养子）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针对当前的危急境况，商议今后的出路。

经过一番商讨之后，大西军领导层决定放弃四川，进军贵州，再攻取云南，另建根据地，图谋发展。

大政方针一定下来，大西军就严格执行这个战略计划。

由于孙可望等四位将领在军中久掌兵权，威望很高，他们又铲除了干预军政的破坏分子——张献忠的皇后和丞相汪兆龄，确保了政令、军令的统一。因此，大西军余部虽然兵力不多，却是凝聚力极强，保持了众志成城的战斗力。

大西军的领军人物——孙可望

大西军从四川撤退，一路血战，经过贵州，直趋云南。由于大西军采取了严明军纪、不犯百姓的政策，又取得了云南黔国公沐天波的支持，所以，大西军很快就消灭了云南的敌对势力，平定了云南全境。

在这个过程中，大西军形成了以孙可望为首的四将军制的领导阶层。孙可望在张献忠时期就地位很高，素有威信和声望，又识文断字，极富才干，理所当然地成为最首要的领导人。而李定国、刘文秀等人又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智谋之士，因此，大西军领导层很是稳固，军政方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

正是因为大西军余部有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层，所以，大西军才能在危急关头，及时正确决策，转进云贵，摆脱覆灭的危险，建立了新的基业，进而发展壮大，敢于跟清廷一决雌雄，争夺天下。

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

大西军在平定云南以后，潜心发展。他们对百姓秋毫不犯，注重恢复生产，保护民间贸易，发展经济；孙可望下令加强对云南矿山、井盐等矿产资源的管理，改革税制，以此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减轻云南人民的赋税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大西军的这些政策措施，赢得了云南人民的支持和拥戴。

孙可望还很注重团结云南的少数民族。他采取措施，多方笼络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拉拢他们成为大西军的将领。大西军摒弃明朝官僚传统的民族偏见，对少数民族人民一视同仁，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戴。云南各族人民中的勇武之士纷纷加入大西军，而大西军将士们对他们也极为厚待，使他们对大西军产生了强烈的热爱之情；他们积极参加大西军的建设，像大西军以后威震天下的战象阵队，就是少数民族将士们建立起来的。

孙可望等人一面发展生产经济，一面加强军队建设。大西军在云南广开兵源，扩充军队；整肃军纪，加强训练；并且利用经济活跃起来的云南物力，建立了一整套军需供应体制。这一体制在大西军走出云贵，角逐天下的时候，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一句话，大西军在云南建立了稳固的根据地，能够得到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保障，为后来的联明抗清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顺军却在建立根据地方面犯下了严重错误。

李自成死后，大顺军部队停留在湖广地区。当时，一路对大顺军穷追不舍的清军人马疲惫，加上得知了李自成的死讯，于是清军自以为大功告成，就返回北京地区进行休整。清军只在地方上设置官员，留下少部分投降过来的汉军进行防守。而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手下只有一些明朝的残兵败将，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

此时，如果大顺军能够迅速决策，驱逐地方清军和南明军队，在湖广地区发动百姓，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整顿军制，训练军队，建立一块稳固的根据地。那么，大顺军就能够在湖广地区站稳脚跟，进可攻，退可守，立于不败之地。

可是，李自成死后的大顺军一盘散沙，毫无志向；将领们都没有政治远见，头脑混沌，对大军的发展前程毫无规划。他们投靠了南明隆武朝廷（后来是永历朝廷），一味听从南明官僚的任意摆布，彻底丧失了独立自主性，陷入了极其尴尬的境地之中。

南明官员基于封建传统的偏见，始终认为大顺军是“流贼”，对大顺军极为仇视。只是因为大顺军兵力庞大，以南明朝廷那些残兵败将，根本不是大顺军的对手；所以，南明官员在无可奈何之下，才勉强接受了大顺军联明抗清的建议，把大顺军纳入南明军队的序列。但是，以何腾蛟为首的南明官僚对大顺军百般刁难。南明政府控制着地方上的财税收入，南明官僚只给自己的军队提供粮饷；而对大顺军，却一点儿粮饷物资都不供给，更不安置地方供应粮饷，他们蛮横地要求大顺军自己解决粮饷问题。

大顺军缺粮少饷，困顿之下，只得就地筹饷筹粮，解决困难。大顺军这样做，却又招来南明官僚的攻讦。他们立刻上奏朝廷，弹劾大顺军“贼性不改，滋扰地方”。

陷入困境中的大顺军余部，他们缺粮少饷

在南明官僚的种种敌视之下，加入南明抗清行列的大顺军因为失去了独立自主性，落得个进退维谷、万般无奈的境况。

这种后果，就是大顺军忽视根据地的建设、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没有坚持独立自主、处处受制于人的愚蠢作法所导致的。

正是因为没有占领湖南来休整队伍，没有建设自己的根据地来提供后勤补给，大顺军在抗清斗争中困难重重，屡遭挫败。最后，他们只得离开了抗清的主战场，辗转来到三峡地区的深山之中，建立了夔东抗清根据地，好歹算是有了一块落脚之地。

三.对待南明官僚的态度问题

在加入南明反清行列之后，大顺军将领们就对南明官僚唯命是从，完全丧失了自我；在合作过程中态度过于软弱，不敢坚持独立自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南明官僚玩弄于股掌之间，却委曲求全，忍气吞声，处处表现得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

而大西军在联明抗清以后，孙可望就丝毫不把南明那些所谓的重臣放在眼里。孙可望根本不理会南明官僚的态度及看法，他逼迫永历朝廷册封自己为“秦王”，独揽朝廷大权，一切都由自己说了算。只把永历皇帝当作反清的一面旗帜来供奉。

孙可望用雷霆手段来对付南明那些昏庸无能的官僚。举个例子：南明文臣李如月不思抗敌，却无事生非，吹毛求疵地攻讦孙可望妄杀汉奸陈邦傅。孙可望大怒之下，把李如月扒皮处死。

孙可望的手段虽然残酷，但是，此举震慑住了南明那帮昏庸腐朽、只会争权夺利的官僚。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滋生事端，祸国殃民了。

对于那些拥兵自重、不去抗击清兵、只会滋扰地方、祸害百姓的南明地方军阀，孙可望也毫不手软。他派兵去把这些军阀一一消灭，收编他们的军队，严加整训，加强战力。这样一来，孙可望就把南明军队纳入了统一的管理之中，确保了军令的统一，加强了南明军队的力量。

士气高昂的南明军队，其主力是原来的大西军

先后联明抗清之后，在对待南明官僚的态度上，大顺军与大西军的做法大相径庭。大顺军处处受制于人，处境艰难；大西军却是拿来主义，高举永历皇帝这面大旗，把永历朝廷拿来为我所用，以便统一政令军令，号召天下反清义师。

毋庸置疑，大西军领导人在这方面远胜于大顺军的将领们。

四.行军作战的自主性问题

大西军走出云南，展开对清军的大反击，取得了惊人的战果。而大西军的所有军事行动，都由大西军领导人孙可望主持指挥，南明官僚根本无权参与指挥，这就保持了军令的畅通无阻，为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

大顺军在联明抗清的斗争中，情况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战机瞬变的军事行动中，大顺军将领们也完全遵从于南明官僚的命令调遣。可是，南明那些官僚根本不懂军事，每每私欲熏心，胡乱指挥，结果就是贻误战机，错失大好局面。

大顺军加入南明抗清的战斗序列，将领们却对南明官僚的昏庸无能没有清醒的认识，因而在战争中多次吃亏上当。

简单举几个例子：

（1）.1646年，南明颇具才干的大臣堵胤锡督率李过所部大顺军（忠贞营）围攻清军据守的荆州。堵胤锡要求湖广总督何腾蛟率军防守武昌一带，保证大顺军无后顾之忧。

李过率军猛攻荆州，荆州清军紧急向清廷求援。清廷派驻南京的清军开始出兵救援荆州。

何腾蛟所部遇到一小股清军，就以为清军大军到了，吓得他们全军溃逃。结果清朝援军到达以后，如入无人之境，从侧后猛烈袭击李过的围城部队。

李过以为侧翼由何腾蛟所部明军防守，必然万无一失；不料清军却从背后猛冲过来，大顺军措手不及，尚未反应过来，就被清军冲了个七零八落，伤亡极大，惨败而归。

（2）.1648年，南明朝廷遇到了天赐良机。原来投降清廷的将领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在两广地区反正，举起了反清的大旗。在他们的影响下，以前被顶头上司逼着降清的将领陈友龙乘机反正，宣布反清，增强了湖南境内的南明军事力量。

将领陈友龙反正，猛攻清军

陈友龙率部猛攻，连续从清军手中攻取靖州、武冈、宝庆等地。湖南的形势一时变得对南明非常有利。

可是，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与陈友龙有私仇，不愿看到陈友龙立功扬名。于是，何腾蛟就派属下的大顺军将领郝摇旗率部前去偷袭陈友龙。

投奔南明以后，大顺军将领们一向对南明官僚唯命是从，不问是非，不顾大局。所以，郝摇旗当即就带领自己所部大顺军遵令而行。

陈友龙正在猛烈攻击清军，胜利在即。万万没想到，一支友军突然从背后偷袭而来；结果陈友龙的军队被郝摇旗打得很惨，全军溃散。

毫无政治头脑的郝摇旗为了给何腾蛟报私仇，竟然对陈友龙穷追不舍;一直追到贵州黎平，杀死了陈友龙，全歼了陈友龙这支反清生力军以后，才算罢休。

事后，这场破坏大局的内讧罪责，被沆瀣一气的南明官僚们安在了郝摇旗的身上，成为他们污蔑大顺军的证据。

（3）.在1648年形势大好之际，堵胤锡派李过率大顺军乘机进攻，先是收复了常德，紧接着又猛攻长沙。

就在长沙即将被大顺军攻破之时，何腾蛟又来出幺蛾子了。

何腾蛟不甘心让收复省会长沙的大功落入大顺军余部之手，他想让自己搜罗的散兵游勇组成的明军攻取长沙，由自己来独占收复长沙的功劳。于是，何腾蛟就编造借口，强行命令李过率大顺军离开长沙，开赴江西。

李过、高一功等大顺军将领竟然毫不抗拒地服从了何腾蛟的命令，放弃了即将到手的胜利，老老实实地撤围而去。这可真是让长沙城中的清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啊。

此时，清廷已经派主力军大举反攻湖南。何腾蛟不了解敌情，又不擅长军事指挥，他组建的明军又不争气；所以，自始至终，何腾蛟也没有能够组织起一支能进攻长沙的兵力，白白地浪费了大好战机。

1649年，清军主力开进湖南，何腾蛟手下的南明军队纷纷逃窜，何腾蛟自己也被清军俘虏杀害了。

......

纵观联明抗清斗争中的战斗表现，大西军作战是独立自主，大顺军作战是受制于人，双方取得的战果自然是天壤之别呀。

五.将领自身的能力问题

大顺军诸将领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其才能都远远不如大西军的领军人物。

大西军将领中，孙可望是军政全才。他不但是一位军事将领，而且是一位善于治国理政的政治高手；这从孙可望治理云南、贵州的成绩就可以得出结论。

李定国是一位军事天才。他是具有深远战略眼光的战略专家，富有极高的战略才能。李定国后来率军进攻广东，打算联合郑成功，全歼东南清军，一举收复江南，这一军事战略可以说是极其高明，如果郑成功积极配合，完全可以达到战略目的。

大西军中的重要将领刘文秀

刘文秀也是极富谋略的军政干才。他临终时，上表劝谏永历皇帝在危急时刻不要向滇缅边境逃跑，而要撤入四川；整合四川、湖南的明军力量，联合夔东大顺军余部，再建反清基地。这一战略建议极富实用性，后来，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刘文秀的建议是非常切合实际，极具操作性的。

反观大顺军的将领们，在李自成、刘宗敏牺牲之后，再也没有一位威信崇高、能力超群的领军人物出现。可以说，大顺军将领缺乏政治远见，不具备大西军领导人孙可望、李定国等人那种放眼全国的战略眼光。

在被清军一路打击之下，大顺军的原有的军制被彻底打乱，高级将领没有下级将领掌握的兵力多，诸将之间产生矛盾，互不服气，只能各自为政，因为历史的原因，大顺军余部才勉强组合在一起，形成了松散的军事同盟。这就使得大顺军余部不能聚集力量，形成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只能在历史的进程中随波逐流了。

大顺军诸位将领才智平平，毫无魄力；并且在屡经挫败以后，信心丧失，对前途都已失去希望了。他们坐拥几十万大军，竟然毫无斗志，进退失据；没有开拓精神，忽视了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又错误地依附于南明那些昏庸无能的官员，处处受制于人，还被人家百般刁难，万般歧视。最后，只能流落到长江三峡的穷乡僻壤地区，才算安下身来。

结语：在领袖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余部因为没有强有力的领军人物出现，导致大顺军将领们各自为政，力量分散，未能形成合力。空有数十万大军，却没有在联明抗清的斗争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其贡献远远不及大西军余部。在南明抗清斗争中，大顺军余部只处于次要地位。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大顺军余部在屡经挫折之后，先后辗转到达三峡地区，建立了夔东抗清基地。他们在这里长期坚持抗清斗争，不屈不挠，一直奋战到康熙年间（1664年），才被清军彻底打败。

1664年，大顺军将领李来亨坚守茅麓山,与清军作最后的浴血搏杀

大顺军余部虽然在联明抗清斗争中未能成为中流砥柱，但是，他们在中国大陆上坚持战斗了将近二十年，其功绩和气节值得后人永远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