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金羊

在西汉军队的序列 有着一支从北方草原上的敌军转化而来的队伍：属国胡骑，他们帮助汉朝做到了知己知彼，并取得了多次战役的胜利。这背后的时代精神和经济因素都是值得深刻挖掘的。

一.历史渊源

很多匈奴人加入秦汉军队，与同胞厮杀

在拥有浓厚戎狄色彩的秦国的文献和文物中，多次出现了属邦、臣邦的名称，这些所谓的属邦，其实就是汉代的典属国。到了西汉早期，这样一些属邦，既包括投降的匈奴人，还包括之前归顺汉朝的娄烦、林胡残部，还有先秦时代义渠人的残余势力。到了文景时期，“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掠人民”，这些外族蛮夷成为了首当其冲的入侵受害者和抵抗者。

属国胡骑多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

在汉高祖刘邦征战的时代，善于骑射的娄烦将就出现在了汉军的序列之中，以善于骑射而闻名，这些先秦时代娄烦部族的后裔，在赵国灭亡、秦末混战中广泛参与了各个诸侯国的军队，并多次见于史记的记载：《史记•樊郦滕灌传》载：“击破柘公王武军燕西，所将卒斩楼烦将五人，连尹一人。击王武别将桓婴白马下，破之，所将卒斩都尉一人。……东从韩信攻龙且、留公于假密，卒斩龙且，生得右司马、连尹各一人，楼烦将十人。”《史记•高祖功臣杨都敬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平定侯，受以骁骑都尉。”《史记•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项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之，项王瞋目叱之，楼烦目不敢视，手不敢发，遂走还入壁，不敢复出。”最后，娄烦将甚至成为了当时骑射勇士的代名词。

娄烦部落

二.属国胡骑的前身：保塞蛮夷

到了汉初，历经了秦末混战的重创和白登之围的有惊无险，汉朝被迫承认当时匈奴的巨大军事优势。所以，在汉武帝之前，在汉朝组织起庞大的骑兵军团前，娄烦、义渠等边境上的保塞蛮夷，就是汉朝的车骑部队的主力成员。由于当时的汉朝军制属于征兵制度，即在籍男子一生中需要服役两年，一年在家乡，一年在京师或者边疆。在当时戍边是一件非常艰苦而且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汉武帝时代的贤良文学之士这样评论道：“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而且这些人仅仅戍边一年，在刚刚熟悉胡人的战斗技巧之后，就要返回家乡，所以对于边境的情况并不熟悉，就要把戍边的重任交给下一轮戍卒，可见这种制度既不近人情又缺乏效率。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戍边的重任注定只有交给边境之人，和家乡在边塞的人民才能有效执行。在这样的背景下，边境上善于骑射的人民和保塞蛮夷就成为了当时的重要力量，比如当时主要分布在北地郡的义渠蛮夷、先秦时代义渠国的后裔孑遗。

前线的汉军

名臣晁错在著名的议政散文《上书言兵事》里，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保塞蛮夷：“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可见这些人的战术和习俗和匈奴人相类似，汉朝可以用铠甲和兵弩对其加以武装训练，在平地上用车兵和远射的材官，在险阻地带使用胡骑翻山越岭，跋山涉险，让汉军和胡兵相互配合，是汉朝可以以夷制夷的一支重要力量。

边境汉军中不乏胡骑

三.战争的激化与属国胡骑的出现

到了汉武帝时代，随着汉朝进行关市伏击战、河南地之战、收复河西之战的陆续展开，汉朝逐渐积累起了一批匈奴战俘和投诚的匈奴部族。这些人被安置在之前蒙恬北伐匈奴、确立的边境“故塞”之上。在汉朝的煌煌武功中，这些人为汉朝，与自己同族或者血缘相近的部族浴血厮杀，也建立了不为人知的功勋。

匈奴儿童 战争意味着双向的人口交换

很多胡人将士直接加入了汉军的战斗序列：以霍去病为例，在他从右北平和代郡出击、取得辉煌战果之后，汉武帝这样下诏写道：“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粥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章渠,以诛比车耆,转击左大将,斩获旗鼓,历涉离侯。”诏书中所提到的“荤粥之士”，就是霍去病军中的匈奴、娄烦和义渠人。在战后的封赏名单里，“故归义因淳王复陆支、楼专王伊即靬皆从骠骑将军有功，以千三百户封复陆支为壮侯，以千八百户封伊即靬为众利侯”，这两个人属于之前投降汉朝的匈奴小王；在此之前的河西走廊之战中，追随霍去病封侯建功的将领名单里，其手下的校尉仆多因为战功被封为侯爵，而从姓名看，这个人属于典型的匈奴人。

属国胡骑有着类似于汉军骑兵的武器

而为了安置数目日益增加的匈奴降兵和部众，自武帝至昭宣时期，西汉西部边疆上大致有安定属国、天水属国、上郡属国、西河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金城属国等七个属国。这些属国在行政级别上低于郡县，受到中央典属国机构的统一管理。在兵民比例上，这些属国保持着1:3-1:5的比例，比汉地的兵民比例更高，单个属国的兵力维持在2000人左右，以方便汉廷统一管辖。

汉廷赐给匈奴首领的印玺

四.作战传统和经济性价比：使用胡骑的主要原因

此在汉朝的鼎盛时代，之所以大量使用胡骑和外族军队，是因为外族军队有着汉军难以取代的优势。

从晁错的《上书言兵事》来看，汉朝对匈奴的兵种优势有5点：

1.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

2.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

3.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

4.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

5.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

而匈奴对于汉朝的优势有3点：

1.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

2.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

3.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

汉匈各自的骑兵各有优劣

事实上稍加对比就会发现，其实匈奴人的优势施展更加容易，他们的战法更适应400毫米等降水线附近的地形和植被状况。在这条线附近，是由燕山-阴山-贺兰山组成的一系列山地地形，其中有着山地-河谷-溪流-地陷的复杂战场，远非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形。在这样的地形上作战，胡人“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毌弓，尽为甲骑”的生活习俗能迅速的转化为在这种地形上作战的技能。而且，匈奴人自己对于汉匈军队优劣的评价是：“汉虽大，然不能饥渴”。所以匈奴兵的优势是根植于其生产生活传统的；这种模式的特点是虽然单兵的武器不够精良，但是单兵的战斗技能直接来源于匈奴人的生活生产模式，所以简单易操作，而且单兵战斗力受外界工具的影响、还有地形气候的影响较小，匈奴人更能长途奔袭、吃苦耐劳几乎是得到作战双方一致认可的。

匈奴人的优质根植于生产生活习惯

相比之下，汉人的优势则来源于农耕文明的手工业和农业带来的财富积累和技术武装，而且晁错提到的步兵、材官、战车多兵种协同作战，是基于中原军事模式做出的评价，这套战斗体系比喻在平原地形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优势，否则在复杂地形区难以施展开来。在边塞的复杂地形区，比如山西黄土高原地区战斗，大军会因为行动速度不一致、地形切割而前后脱节，出现类似于白登之围的情况；而失败的马邑之围，和后来的关市出击作战，则是希望在山间低地伏击单于的匈奴主力。可见这些边境地区远远不是非常平缓的一马平川，在匈奴人所在蒙古高原内部地形虽然相对平坦，但是蒙古高原的周边地区，地形依旧是崎岖多边的。

早期汉匈战场位于第二和第三地理阶梯的附近

这就是为什么汉初的汉匈战争往往是匈奴骚扰-汉军追击-匈奴全身而退-汉军扑空的模式告终。正是因为这种机动性和战斗体系的差异，所以汉初樊哙要带兵十万横行匈奴中的建议被怒斥为当斩；而到了汉末王莽时代，基于类似的原因，王莽的大将严尤反对贸然北伐匈奴。

当时严尤认为讨伐匈奴有五难，主要是后勤补给和机动性上的劣势：“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不能奉军粮，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自当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釜鍑、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其中的后勤压力和机动劣势，是所有农耕民族都难以克服的，后勤的压力过大，超过一定距离就会导致后勤体系的崩坏，运输人力消耗的粮食会超出军粮的量额，这就是古典时代军事作战中的“距离的暴虐”，是非常危险而现实的问题。

所有古代军队都要考虑后勤问题

此外，汉军的优势并非根植于他们的生活习惯，农耕定居民族不是以劫掠和战争为主要经济来源的，所以战斗并非是汉族的天性之一。此外，汉人的技术武器是可以为外敌所习得的，诚如东汉人的总结：“凡汉所以能制胡者，徒擅铠弩之利也；今铠则不坚，弩则不劲，永失所恃也。”

匈奴出土的仿造环刀和仿汉剑，证明了武器技术的交换和外流

属国胡骑更加经济高效

最后，使用胡骑还有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在农耕地区牧马的成本颇高，所以汉地的马匹数量难以支撑持久的骑兵作战，因为如此，汉武帝在军旅大兴的时代，“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面对不愿出征的五大夫级别的持爵人，可以以提供马匹的方式代替远征。可见提供马匹的开销不比亲自上前线少；此外，在赵充国平定羌族叛乱的时候，曾经明确的指出：“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以省大费。”可见时间一长，骑兵的维护和维持开支就会大增，那么相比之下，直接使用外族骑士其实更加经济、且更加便利。特别是在汉武帝晚年、漠北之战军马明显损失惨重，只能用囚徒+步兵+少数骑兵的混合部队出战的情况下，属国胡骑就显得更加重要而且宝贵了。

胡汉交战图

而在外敌争相入侵、且汉兵伤亡惨重的情况之下，属国胡骑部队甚至成为了前锋的突击部队：征和三年，李广利部队和卫律、右大都尉的人马在夫羊句山和匈奴相遇，李广利以手下的2000名来自五原属国、由匈奴人雷电带领的属国胡骑与匈奴开战，大败匈奴。可见此时的属国胡骑可能已经成为了具有雇佣兵或者职业军人色彩、不认族群出身的队伍，而是更认可自己所效忠的势力。而随着汉朝在西域与匈奴争夺日益占据上风，西域小国的部队也被汉朝的将领、使节就地征调，避免劳民伤财的长途远征，以最经济的方式在西域和匈奴作战，也是基于类似的远离。

属国胡骑还成为了西汉末争霸的重要利器

在西汉末混战中，属国胡骑也成为了各地军阀们交战或者自保的利器：卢芳最早是依托三水属国的羌胡兵崛起；到了更始皇帝时期，卢芳因为在羌胡中的威望，而被封为骑都尉；在河西走廊，窦融敏锐的意识到了河西对于汉人政权的延续作用：“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正是因为张掖属国有万余羌胡精骑，所以才被窦融看准是可以作为家族自保的根据地。后来窦融也是带着自己麾下的精兵参与了汉光武帝刘秀统一天下的进程。

汉代割据的坞堡

总结

汉代有着饱满而自信的时代精神

而到了东汉时代，由于整个东汉帝国是建立在关东豪族基础支持上的政权，所以有着浓烈的关东色彩；而且这些大家族往往以诠释儒家经典为家传之学术，他们通过私藏人口，抵制中央户口和土地清查的方式维护自身的本地利益，所以他们整体在对外作战上是缺乏积极性的，因此边关防务的重任，就进一步落到了陇西、代北、北地等14个边郡的汉民和属国臣民身上。中央政府的弱集权模式，以及依托关东豪族为统治基本盘，其实为东汉边防萎缩埋下了伏笔。只是此时随着边关环境的变化，汉军中的属国胡骑不仅有南匈奴，而且还有西羌、鲜卑、乌桓的成分。

归化军人对应的是开放而自信的时代心理

因此在使用胡骑的问题上，其实汉代人很少拘泥于族群出身和血统，而是本着实用的原则灵活取舍各种边防资源，从而维护帝国的漫长边防线。和历史上的强国一样，两汉都有大量使用归化部队的传统，并在历次边疆中立下奇功。当时的中国人也非常自信，对于大秦、条支等希腊罗马系的势力，也给出了高度的赞美：大秦国（古罗马）“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而不会向今天的某些学者高呼“希腊伪史论”。这种心态才是正常而自信的。

五胡入侵，神州陆沉

但是随着东汉崇尚儒教文治、关东豪杰对于关西大家族的压制，以及三国混战，正如雷海宗在《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兵》里所言：汉人最后成为了那些边疆属国的属国，这一过程无疑非常令人感慨和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