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世纪末，诺斯人留里克以及他的兄弟们入主了属于斯拉夫人的诺夫哥罗德，而后被世称之为奥列格大公的、他的继承者又南下，将基辅囊括入版图，一个全新的政权逐渐在第聂伯河沿岸周边开始形成：基辅罗斯大公国。

基辅罗斯大公国，即后世俄罗斯帝国的前身之一——它的创立者继承了诺斯人尚武的精神与劫掠的传统，而作为民族主体的斯拉夫人，则保有了他们原有的信仰与文化特色，在东欧盘踞一方。

在十世纪时，来源于拜占庭的东正教信仰逐渐进入了这个国家，自此之后，基辅罗斯的历史就与拜占庭文明和东正教紧紧捆绑。因俄罗斯的宗教文化受其影响的程度之深，英国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甚至曾将俄罗斯文明视为拜占庭文明的子文明。这里笔者将以东正教的传播为中心，阐述俄罗斯接受东正教信仰与文化的过程，分时期进行剖析，并从文化角度分析其产生的影响。

一、原始时期：诸如雷神佩龙、月亮女神西丝拉伯格等，斯拉夫人信奉具有自然崇拜特点的无组织多神教信仰

在东正教传入之前，斯拉夫人的信仰属于原始的无组织多神教信仰，为了与其余多神教——例如罗马人、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的多神教——作出一定区分，这里将其称为斯拉夫多神教。

与其他多神教相似，斯拉夫人的多神信仰主要崇拜着自然现象：雷神佩龙，大地、水与冥界之神维列斯，月亮女神西丝拉伯格等。这种原始的、无组织的自然崇拜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一系列神话与迷信仪式的综合体现。但也正是这种信仰体现出了民族所生存的相应环境，和人民普遍的意识形态、世界观等因素，才增强了斯拉夫人族群内的凝聚力。虽然其传统在现在看来显得愚昧、野蛮也更为原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部落氏族为基础的社会稳定。

而当斯拉夫人因外来的领导者逐渐凝聚为一体、逐渐由分散的部落社会走向封建时，多神教的弊端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多神教无组织的仪式与传统难以进行统一，各地所主要信仰的神灵也不尽相同。

这一点对于维护一个国家政权的统一是相当不利的，罗斯的统治者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增强国家凝聚力的宗教辅助统治，这是内部的问题。而当时罗斯的周边地区，捷克与波兰等地的西斯拉夫人已接纳了天主教作为信仰，保加利亚等地的南斯拉夫人则信仰了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附近地区的宗教变革也影响了罗斯作出改信的抉择。

而另外一点则是，多神教传统之中许多血腥、愚昧且野蛮的部分令罗斯人在一定程度上遭受到相对更文明的基督教国家的排斥——特别是富饶、繁荣的拜占庭帝国。这样的排斥带来的是经济与外交的阻碍，长久以来必然会有碍于罗斯的经济与文化发展。

所以出于以上原因，摒弃原始的多神教信仰，转而接受相对文明且广泛的基督教信仰，就成了罗斯不得不面临的一大历史趋势。

二、抉择时期：东正教的正式传入，始于女大公奥尔加与弗拉基米尔的主动皈依

于是，基辅罗斯就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之中，默默行进至公元10世纪。这一时期的拜占庭采取了“宗教外交”的政策，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处于拜占庭皇帝的管辖之下，所以当时的拜占庭传教士在其他异教国家进行传教时，通常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通过将东正教传播至周边国家，令其改信后，再以自身宗教的权威地位加强对周边国家的控制力与增强联系。这一点在拜占庭对东欧国家的政策上尤为明显，甚至可以说政治目的要更大于宗教的传播本身。

而这种政策的成效在罗斯人身上显然成效显著。公元860年，罗斯人就趁着米海尔三世讨伐穆斯林的机会，以维京人的方式首次突袭了君士坦丁堡，并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不断地重复这一行为。

但到了10世纪中旬，罗斯人，特别是在经常与外界接触的商人群体中已，经有相当部分改信了东正教。而更大的成就则是一位女性——罗斯大公英格瓦的王后——奥尔加的改信。

这位女性在自己的丈夫遭到残忍谋杀后，在儿子未满周岁的情况下成为了罗斯的摄政者，她富有能力与才华，以一场残酷的且令人惊叹的复仇表演诛杀了谋害丈夫的仇敌与他的部下。这样的复仇既巩固了统治，也令她的智慧与手段得到了承认，国内的诸多势力与王公大臣都对她极为信服。

而正是这样一位富有远见的摄政太后，为了找寻一种理念来团结国内各个部族，从而主动将目光投向了繁荣而统一的拜占庭帝国。于是在公元955年左右，她前往了君士坦丁堡，并于圣索菲亚大教堂内，由君士坦丁七世皇帝亲自进行施洗，成为了一名基督教徒，教名为海伦娜。

在奥尔加回国后，她试图推行基督教，却受到了诸多阻碍，甚至她的儿子都对此表达了反对与抗拒。但她的皈依却对她的孙子，也就是后世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带领罗斯人最终改信铺平了道路，她所埋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这位目光深远，手段强力的传奇女性，在16世纪时被东正教封为圣人，以彰显她对东正教在俄罗斯传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于是到了公元987年，奥尔加的孙子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尝试改革斯拉夫多神教失败后，最终选择皈依其他宗教。但他并未直接做出选择，而是派出使团分别对天主教、东正教乃至伊斯兰教进行考察。

伊斯兰教的严格斋戒令大公下意识感到抗拒，而当时的天主教会也尚未腐化到后世宗教改革时期的程度，教堂的装饰相对朴素。只有拜占庭的皇帝瓦西里二世在听闻弗拉基米尔正在考察后，立刻派遣使节进行游说，并在考察的使团抵达君士坦丁堡后让牧首在金碧辉煌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内举行一场最为壮观的礼拜仪式。

果然，罗斯人的使节深受震撼，他们从未参与过如此宏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仪式。

“我们一下子弄不清是置身于天上还是地下，因为地面上从没有这样的景色和美丽的地方。”

——使节团如此回报大公，可以想到的是，这一场仪式对他最终选择改信产生了深重影响。

而到了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出兵帮助瓦西里二世平定了国内的叛乱，而条件则是迎娶拜占庭的安娜公主。但在叛乱平息后，皇帝很快后悔了，于是弗拉基米尔便占领了克里米亚地区的赫尔松，逼迫皇帝履行诺言。

最终双方以弗拉基米尔改信东正教为代价达成和解，大公带着新婚妻子与一众东正教神父、圣像与法器回到了基辅，然后立刻下令摧毁了所有多神教偶像，并将基辅的市民全部赶到第聂伯河中，完成了受洗。这便是所谓的“罗斯受洗”。自此，罗斯人开始正式接受东正教为官方宗教。

三、过渡时期：多神教信仰与东正教信仰在冲突与融合下并存，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每一个罗斯人

但显而易见的是，一次大规模的受洗仪式并不代表着罗斯人完全接受了东正教信仰，而只是官方设立正式宗教并禁止多神教崇拜的一个开端。

诺夫哥罗德地区作为多神教信仰的中心，当地的多神教信众以暴力的方式对东正教进行抵制，同时这也是一直以来拥有共和传统的诺夫哥罗德人对基辅大公专制统治的借机反抗。被迫皈依东正教并且无意反抗的罗斯人则在日常生活中同时遵从原本的多神教习俗，在向上帝祈祷的同时也敬奉着雷神佩龙，并依旧在多神教的传统节日里举行庆祝活动。

这一点在宗教传播的角度来看是难以避免的，而皈依了东正教的统治者们显然也心知肚明，对此虽然明令禁止，但就民间的多神教崇拜残留在大多数时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这样的宽容态度也令东正教的一些仪式与习惯逐渐与某些形式相近的习俗融合，从而促进了东正教信仰的普及。

譬如，基督教的诸多信徒与圣物，最初在罗斯人民眼中与原本的守护神和崇拜物相契合，而洗礼、礼拜等宗教仪式则仿佛原始的巫术魔法一般，甚至神父与修道士在他们眼里就是术士的替代品。灵魂不死、复活等宗教观念也很快与原始的死者崇拜在罗斯人心里逐渐融合。而拜占庭的传教士也有意对此加以引导，他们承认多神教中诸神的存在，但将其视为逝去的魂灵与鬼怪。同时，也承认传统祭祀活动的地点与日期具有神圣性与纪念意义，在过去纪念旧神灵的地方修建教堂，甚至将一些基督教的纪念节日挪至与传统节日相近的日期，而多神教的一些节日也被吸收成为东正教的节日，譬如东欧地区的谢肉节等等。

于是，在这一时期内，上帝、圣子、圣徒与多神教的诸神并存，基督教的仪式与多神教的祭祀共存，而基督教的生活规范与传统的习俗也同时存在。东正教会并未采取激烈的手段强制改信，而是将基督教的思想逐渐代入到多神教之中，以至于产生了一种信仰的实质并未改变，只是纯粹更换了一套名称的现象。

这样不拘泥于正统的宗教政策，对于罗斯人快速接受新宗教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也令俄罗斯的基督教文化相较其他地区产生了相当多的独特习俗。这些习俗既受到拜占庭传统的东正教影响，又拥有大量的多神教特点，最终形成了俄罗斯独特的宗教文化。

四、最终健全时期：加上来自拜占庭的外来影响，东正教很快地渗透罗斯人的思想、文化与生活

在罗斯人改信的最初阶段，的确是东正教依附于多神教而逐渐进行改信，但随着东正教随着时间的逐渐发展，最终拜占庭东正教终于占据了主导地位，对俄罗斯的影响也因此而不断加深。

首先是罗斯的东正教会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改信初期的教会人员几乎都来自于拜占庭。尽管这些来自拜占庭的神职人员很快培养出了一部分本地的神职人员，但教会高层仍然由拜占庭人所占据，都主教由君士坦丁堡牧首直接任命。

在基辅公国时期，只有两任都主教由罗斯本地人担任，而这两次都恰逢拜占庭与罗斯产生了冲突。凭借着如此影响力，拜占庭后续对罗斯的各类外交与施加影响力几乎全部交由东正教会进行，这属于政治与外交层面上产生的变化。

其次，拜占庭东正教的苦修传统与神秘主义也传入了罗斯，不断有罗斯修道士从拜占庭取经归来，而与之相应的修道院也大量出现，形成了与希腊地区相似的修道院文化。在具体的教义上，罗斯教会也完全套用拜占庭的教义，并承认拜占庭教会的主导地位，视其为正统，并将自己看作拜占庭教会的子系。

除此之外，拜占庭的圣像崇拜传统、宗教艺术、建筑艺术等等，也无不受到拜占庭风格的影响。十分易见的便是罗斯的修道院与教堂建筑，俄罗斯东正教堂都有着拜占庭式的圆顶、空间结构以及壁画。而罗斯最早的绘画便是来源于拜占庭，其中拜占庭的宗教圣象画更是占据了主要地位，成为相当长时间内罗斯绘画艺术的主要内容。至于文学、文字等，更是不一而足，这便是东正教传入后在文化层面上产生的影响。

然后则是思想层面。基督教化的逐渐深入必然令其理念走入罗斯人民的思想之中，产生了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与世界观方面的影响。基督教的博爱观念促进了罗斯人心中关于平等意识、民族自我意识与人类共同意识等等思想的萌发。同时，罗斯人也开始倡导与基督教相关的诸多美德，如怜悯、节制、虔诚等品质逐渐代替武勇、粗犷成为了罗斯社会倡导的主流品质。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使罗斯人开始注重教育、法制法律。可以说在基督教完全为罗斯人所接受之后，罗斯人也告别了所谓的“野蛮”，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文明阶级”。

最后，正如试图接受基督教以维护统治的奥尔加与弗拉基米尔所希冀的那样，东正教在拜占庭一直以来构造的君权与教权间的关系也成为了罗斯统治者们凝聚国家力量的助力。君权神授——这样的观念使得罗斯大公的统治地位无论对于其他国家还是对于罗斯的国民来说都更加神圣、正统，也宣告着罗斯正式从一个由武力统合的部族联合成为了与西欧相类似的封建制国家。

五、结语：在与拜占庭的双向选择，与东正教的多方面影响下，罗斯人的文化认知终于向“第三罗马”转变

总而言之，罗斯由原始的斯拉夫多神教转化为东正教。虽然有部分当时执政者的有意推动的成分，但从后世看来，这一转变必然选择基于地缘环境、历史因素与时代发展的必然潮流。正是在皈依了东正教之后，罗斯才逐渐摆脱了多神教落后观念所带来的桎梏，从而走上了强盛与文明的道路。

后世的俄罗斯人也都几乎将拜占庭文明作为俄罗斯文明的母本，乃至于在拜占庭帝国毁灭与奥斯曼之手后，也是正是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迎娶了拜占庭的落难公主，并进而宣称自己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君士坦丁堡是“新罗马（Nova Roma）”，也即第二罗马，那么继承了第二罗马的俄罗斯，自然也可以称为第三罗马了。这并不仅仅是政治意味上的对宣称权的攫取，更是一种文化与宗教认同的体现。俄罗斯的文化与东正教的拜占庭文化，正是如此密切相关、无法分隔的。

参考文献：

《拜占庭帝国史》

《往年纪事》

《基辅罗斯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