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 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 自高祖至于中宗， 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新唐书》

《新唐书》在总结唐朝衰亡的原因时，将其归咎于武后、韦后、杨贵妃等女色祸国。这种将国家的衰败归因于女性的言论，就是“女祸论”。

以现代人的观点来看，“女祸论”当然是大错特错的，“女人能顶半边天”，在很多领域，女子的贡献不亚于男子。但古代“女祸论”的诞生以及传播自有其原因。

杨贵妃，“女祸论”的典型代表

周礼是诞生“女祸论”的土壤

一般认为，大约5000年前，我们的祖先由母系社会进入了父系社会。在母系社会中，妇女占据主导地位。而在父系社会中，男子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至少在夏商两代，女性依然拥有一定特权，一些女性贵族不仅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财产，甚至还可以参加政治活动。

商朝末年，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的文书中写道：

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泰誓》

周武王向诸侯列出商纣王的各种罪状，其中第一条就是“用其妇人之言”。可见，周武王已经对妇女参与政事持排斥态度。西周建国后，周公旦吸收周武王的这种观点制定了周礼。周礼以男性为本位，将人按照阶级、血缘、性别、部族等分为若干等级。

周礼提出了“男女有别”的主张。“男女有别”将男性和女性区别对待，在政治、婚姻两个层面分别享有不同的权利。首先说政治层面，周礼认为“妇言无用”，因此将女性贵族排除在权力之外，政治成了男性贵族的专利。女性不再享有政治权利后，也就不配拥有军队和财产，在祭祀活动中则从主祭者沦为辅助者。

在婚姻层面，周礼确立了一夫多妇、主夫属妇的制度。周礼规定天子可娶十二女，象征着十二个月份；诸侯可娶九女，象征九州；卿大夫可娶一妻二妾；士可娶一妻一妾；普通人则为一夫一妻的标配。主夫属妇是说在家庭中，男子居主导地位，妻子从属于丈夫。周礼的这种婚姻制度将女性视为男子的附属品，女性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

因此，可以说周礼是诞生“女祸论”的土壤。周礼将商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听信妇言，因此确立了父权制。父权制将女性排除在权力之外，女性失去了话语权，男性可随意批评女性甚至诋毁女性，会诞生“女祸论”也就不奇怪了。

商纣王和妲己

儒学是宣扬“女祸论”的主力军

孔子是非常推崇周礼的，因此提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观点。将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显然也是对女性的一种歧视。

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为“女祸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荀子在《解蔽》中提出：

桀蔽于末喜、斯观，而不知关龙逢，以惑其心而乱其行；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贤良退处而隐逃，此其所以丧九牧之地而虚宗庙之国也。

夏桀因为被末喜、斯观所蒙蔽，而不赏识贤臣关龙逢，以致于心智惑乱做出荒唐的行为来。商纣王因为被妲己、飞廉所蒙蔽，而不赏识微子启，同样因为心智惑乱做出了荒唐的行为。因此群臣都不恪尽职守转而去谋求私利，百姓对他们怨恨不已不肯辛勤劳作，贤能之士都辞官归隐，这就是夏桀和商纣王亡国的原因所在。

末喜是夏桀的王后，妲己是商纣王的妃子，传说她们美颜动人，因此受到君主的喜爱。荀子认为夏桀和商纣王受到女色的蒙蔽，因此做出一些荒唐的行为来，比如妄杀忠良、贪图享乐。君王的行为也会影响臣子，一些贤能之士辞官归隐，留下的则只知道谋求私利。当统治阶级都开始追求奢华淫逸生活的时候，百姓们怨声载道不再辛勤劳作，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夏、商走上亡国的命运。

西汉初期，汉武帝开始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从此以后，儒学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方面继续提高男性的地位，贬低女性的地位，提出“男尊女卑”的论调；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女色祸国”的情形再次出现，一批儒士创作了《烈女传》、《女诫》等书，教育女子放弃对个性的追求而曲从于男性。

“女祸论”背景下诞生的《烈女传》

唐朝将“女祸论”推向新的高潮

自两汉以后，“女祸论”一度沉寂。这是因为此后的中国，要么处于分裂状态，要么统治时间较为短暂。在分裂状态下，比如三国时期，统治者们都能励精图治，把谋求天下作为首要目标，因此不贪恋于美色。而在统一状态下，比如隋朝，王朝还未稳固就遭受了亡国的命运，而他们亡国的原因也较为清晰，大都和内部分裂有关，自然很难将脏水泼到女性身上。

李渊建立唐朝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稳定时期。自唐高祖开始，经过几代皇帝的努力，到唐玄宗时，国力达到了顶峰。在海宴河清、国泰民安的背景下，唐玄宗开始懒政，将大小国事都交给宰相李林甫处理，自己则只顾着与贵妃杨玉环寻欢作乐。天宝十四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盛唐从此走向衰落。

唐朝被认为是古代中国国力的顶峰，当时在文化、军事、经济等领域无不处于世界的顶峰。如此强盛的朝代，在经过“安史之乱”后却走向了衰败，这是很多人所不能接受的。因此有些人就去分析唐朝由强盛转向衰败的原因，曾挽救唐朝于危局的宰相陆贽认为是因为杨玉环祸乱国家，才给了胡人起兵作乱的机会。

陆贽的观点影响了一大批文人，加上唐朝本就是一个包容、开放的朝代，因此在社会中掀起了新一轮声讨“女祸”的热潮。唐朝是一个诗文昌盛的朝代，许多文人通过诗句来抒发“女祸论”的观点。比如著名的《长恨歌》中写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还属于比较委婉的表达方式。白居易的另外一首诗《古冢狐》则直接将美色妖魔化：“女为狐媚害即深，日长月增溺人心”，还提醒君主“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君看为害浅深间，岂将假色同真色。”

唐朝时期，也不乏一些清醒人士，他们认为君主才是亡国的第一负责人。比如唐末诗人陆龟蒙在《吴宫怀古》中写道：“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也就是说吴王种种倒行逆施的行为足以亡国，至于西施的美色也未必胜过所有后妃。陆龟蒙借诗句驳斥了“女祸论”的观点，但可惜在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下，很难得到人们的认可。

长恨歌

结语

“女祸论”是古代盛行的一种言论，它将国家的衰亡与女色联系起来。但这种言论的诞生要晚于国家的出现，至少在商朝时期，女性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1976年，人们在安阳殷墟发现了妇好墓。从墓中出土的文物来看，妇好是一位地位高贵的女性，陪葬品达1928件，其中青铜器440多件，玉器590多件，骨器560多件，此外还有贝壳、陶器等物品。妇好可以得到厚葬一方面因为她是商王武丁的妻子，另一方面因为她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妇好代替商王指挥了讨伐土方、巴方、夷方等的战争，还曾率领1.3万将士攻打羌方，俘获大批羌人。妇好还是国家祭祀活动的主祭者。因为妇好能征善战，商王便赐封给她土地，让她担负守土的重任。

西周在灭商的过程中，将商亡的原因归咎于“听信妇人之言”，因此周武王可以说是提出“女祸论”的第一人。周公旦在制定周礼的过程中，采纳了周武王的观点，确立了父权制。所谓父权制，就是彻底将女性排斥在权力之外，还通过婚姻制度来贬低女性。当儒家成为文化的主流时，周礼的种种主张也被统治者所吸收。此后的儒士将“女祸论”理论化，还为此提出了应对之法，即通过教育来给女性洗脑，使她们曲从于男性。

“女祸论”是一种贻害千年的思想，它从肉体和精神上形成了对女性的摧残。在肉体上，最典型的方式就是裹脚。裹脚这种畸形的行为一方面是了满足男性的病态嗜好，另一方面证明女性在父权制背景下难有反抗的机会。在精神上，“女祸论”压抑了女性对个性的追求，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典型表现就是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她们接受正规的教育，限制她们抛头露面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