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一开始，日本教师们就对战后文部省的目标有所怀疑。由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全教”（全日本教职员组合，后来成为日教组的一部分），在1945年12月1日举行的成立大会上警告说，隶属于政府的工会被组织起来，允许文部省逃避其战时行为的责任，还压制了自由工会运动。

教师之战

与之对立的，在文部省以及政客盟友的眼中，反对日教组的主要理论依据，是日教组宣称自己代表着“教育界的劳动者”。这是一个战前词语，而且富有深意，隐含着对“教育乃‘神圣使命’”这一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的儒家观点的抗拒。此外，左派观点是官员们在日本教育中最不想看到的东西。必须强调的是，官方以及自民党对日教组的反对，从来都不是出于对教育质量的担心。

在自民党看来，教育质量提升，预算分配也没有优先级，但是“目的在于削弱……对日教组活动的大力支持”。1950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其中包含的条款旨在破坏日教组的组织基础，这标志着教师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几乎完全中断了，由此引发了一场战争，时至20世纪80年代末这场战争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自民党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文部省定期想要征服日教组的尝试，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教师工会表现出的坚韧令人印象深刻。1954年3月，日教组进行了大量校园抵制和拉练活动，以此来反对一些组织要立法禁止教师参与政治活动的企图。国会中的自民党和日本社会党的议员们大打出手，最终法律得以通过。

两年后，政府制定法规，要求任命当地的学校董事会，而不是通过选举。东京大学的现任校长和一位前校长，反对这项“与我们自战争以来一直的主张相背离”的法案。3月18日，大约50万名教师走出教室。6月1日，国会中的社会主义议员在国会大楼里与自民党议员大打出手。第二天，500名警察驻守在众议院会议厅，这才通过了该项法律。

东京大学

在美军占领期间，文部大臣一直都不是专业政客和官僚，而是有着学术背景的人物。但是，在美国人刚撤走不久，文部省就被重量级的前官僚把持了，为的是帮助处理来自日教组的挑战。1953年，在臭名昭著的日本占领期担任新加坡市长的大达茂雄，被任命为文部大臣。他来自内务省，而内务省是唯一一个因其在战前和战时的压制活动而被美国占领军解散的官僚机构。他被任命后还带来了几位被放逐的内务省前官员和前同僚。有好几位文部省的官员，他们为了反对部门日渐受到的政治影响而在这段时间辞职。

另外一位来自被解散的内务省的前官员是滩尾弘吉，从1957年开始，他前无古人地连续在四位首相手下担任文部大臣。因其强硬的做派和刚毅的领导，他在省官员中赢得了不同寻常的声望，他的任务是要扭转占领时期在教育上的“越轨”政策，所以他成了日教组最害怕的敌人。他提出一项严格控制教科书内容的法案，让国会不能接受，因为这太容易让人想起战前的审查制度。但多亏了文部省将法案变成“行政指导”，法案在实践中才得以实现。

最严重冲突发生在1957—1959年，在某些地区甚至发生了流血事件，当时有人抗议政府所支持的教师效率评分系统，这个系统带来的威胁，要让校长手中拥有对抗日教组成员的武器。为了评分而填写的表格里都是些空洞、模糊的问题，而采用的评判标准看起来也非常主观。世界教师职业组织联合会1959年在华盛顿开会，会议通过决议并声明，所谓的评分系统对教育和对教师都是有害的，还发了一封电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这次与文部省的对抗让日教组付出了代价，大约8万名教师退出日教组，其中有15000名是校长。有超过200名教师被逮捕，超过400名教师被辞退或停职，超过1000名教师被降职，超过3000名教师受到训斥，还有超过52000名教师被减薪。日教组的财务问题就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并让自民党和文部省中的利益方在组织中出现裂痕。

教师

日教组的意识形态立场让系统很容易就将其描绘成脱离现实而且破坏了国家和谐的组织。确实，除了反对重新引入道德教育之外，日教组还战斗在一系列左翼活动的前线：反对日本拥有所谓的自卫队，反对与美国的双边安全协定，反对在日本设立美军基地。但是，外国学者只要研究过这个主题，就会得出近乎一致的结论，就是日教组一般成员中的大部分人支持日教组是出于对独立教育的担心而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担心。事实上，这个组织经常被称为“丹顶鹤”。日教组里的那些活动家通常被认为是最好的教师，“他们精力最充沛，愿意改善教育系统，富有前瞻性”。

如果教师工会中的领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角色主要是教师，而不是致力于一场艰苦斗争的社会活动家的话，那么日本的教育是否应该从这个工会受益？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看上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他们真的只是教师的话，他们就不会如此强烈地反对日本行政人员在道德教育上重新施加控制。其他反对团体的命运也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屈服于“接纳”，而丧失了发起有效反抗的能力。

自民党和文部省为一派，日教组为另一派，两派之间的战争破坏了推行教育改革的多次尝试。问题不断郁积着，因为日本左翼的力量整体在消亡，系统的力量逐渐占了上风。1987年，日教组的领导者与一部分会员和系统中与教育相关的核心人员形成了友好关系，这一事态的发展表明，在无休无止的压力下，他们的决心慢慢地丧失了。

日教组也是新的右翼分子喜欢的目标。他们用装了扩音器的车子发出噪音来对日教组进行攻击。自从右翼分子成功地绑架了日教组总部的工作人员作为“人质”，大楼入口便一直戒备森严。每天两次，右翼分子的喇叭车都会绕着大楼转10—15分钟，给大楼造成高分贝噪音的骚扰。右翼分子在试图阻挠日教组召开年度会议时，经常会发生肢体冲突。1968年9月，270个右翼团体发动了2620名成员去骚扰会议，所以日教组要找到开会的场所变得越来越困难；很多市政府注意到右翼分子对普通民众的骚扰引起了混乱，便不再允许日教组使用公共会议厅。警方也拒绝为日教组提供保护，使其免受右翼分子的破坏。

饱受折磨的政治良心

为什么只有教师坚持反抗系统？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所有日教组的领导（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末）都有一个不寻常的共同背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上过东京大学或是其他任何培养行政精英的大学，于是他们就被永远禁入决策层。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感到自己是对社会负有特殊责任的知识分子。

在大萧条时期，他们在乡村和小镇的小学里教书。他们在教师培训学校中受到教育，而这些学校以其严格的意识形态训练著称，之后他们又不得不参与传播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民族主义神话。所有这些场景都有助于他们认真地反思自己工作的意义，并在日后的生活中固化其知识分子立场。

大萧条

但是很可能还有一个相关的原因。我们本章开始已经看到，信仰通常能够提供另外一种力量来源，去对抗并限制当时统治者的权力。日教组的领导人忠诚地秉承马克思主义信仰并从中汲取力量。在该运动早期的组织者中，有一些人因为信仰而坐了好几年牢。日教组为总评提供意识形态以及知识方面的指导也绝非巧合，因为日教组证明它有一种在日本很罕见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推行普世思想，作为一种工具，它可以对现存秩序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