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古代一位文才武略兼备的封建帝王，一直颇受世人的关注。有关隋唐故事的文艺作品汉牛充栋，蔚为大观。李世民的形象随着隋唐故事的世代流传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大体上经历了从主角到配角、从明君到昏君、从多样化到类型化、世俗化的演变轨迹。

一、唐宋时期的李世民故事

李世民对人才和举贤任能的重视以及太宗朝的人才济济，历来被世人所称颂。他对人才相当重视，深知“治安之本，惟在得人”的理念，更是要求大臣时刻为自己求贤举能，据《贞观政要择官》记载贞观二年，太宗要求房玄龄、杜如晦，“公为仆射，当助眹忧劳，《旧唐书》记载了唐太宗与房玄龄、萧瑀谈论隋文帝得失的故事。在两位大臣赞美隋文帝克己复礼，勤劳思政，乃励精图治的皇帝后，太宗以毒辣的眼光反驳道：上曰：“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正是由于唐太宗不独断，兼听纳下，纳谏如流，鼓励臣子畅所欲言，才使得贞观年间谏浄巍然成风，为后世文人士子所艳羡。李世民将尉迟敬德收为己用后，幕僚担心敬德会叛变不断劝诫世民将其杀之。李世民却坚持以真心待敬德，拒绝了他们的建议，“昔萧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并能毕命，今委任敬德，又何疑也。”

魏征为秘书监时，有人告他谋反，而李世民用人不疑，将告状之人斩首示众。魏征死后，他悲痛难过，时常怀念魏征。不仅魏征，而且原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的手下皆得到了李世民妥善的安置。也许，他待敬德、魏征等人的胸襟是带有目的性，但在史书较为客观的记述里，我们不难发现李世民胸怀宽广、海纳百川的容人之量。

同时，李世民叱咤风云、指点江山、金戈铁马的一生，也成为文人和民间创作的热门对象，而史书所录的武战描写也为隋唐系列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文武之道，各随其时。”他以实际行动，实施了一系列偃武修文的文治措施，比如尊崇儒术，兼容佛道，兴办学校，广收图籍，编撰史书，制礼作乐，等等。由于他喜欢舞文弄墨，生前留下不少诗篇，清人将他的诗文编入《全唐文》《全唐诗》中，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治国有方、爱民如子李世民具有卓越的政治才千，在其执政的２３年，爱民如子，赏罚分明，治国有方，时常将民生问题置于重要位置，并努力付诸实践，造就了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贞观之治。

可见，李世民对国家、君主、百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有着较为深刻的见解，这主要是因为他的言谈举止都散发着民本思想的光辉。史书记载里，李世民绝大部分都能做到为民着想，从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政策，创建了一个清平安乐的世界。如《旧唐书》记载了贞观年间“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焉”的安平世界。

此外，史书还记载了贞观六年，唐太宗释放290名死罪囚徒还家，约定来年秋季再来服刑，期限己到，囚犯全都按期回到监狱服刑。这段故事也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亦有类似的记载。正是因为他爱民如子，治国有方才促使路不拾遗、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死囚来归、无复盗贼等一系列美好现象的出现。作为皇帝，他待李世勋的行为是其御人手段的体现，但也让人感受到伴君如伴虎的危险。

唐太宗不以真心待世勣，掌控其生死，可看出皇家无恩情的残酷现实。李世勋战功赫赫，却终究得不到唐太宗的倾心相待，面对他给与的生死测探，还需冷静面对，一不小心就会搭上自己的性命，足以说明他们君臣关系的反复无常、小心翼翼。“饵金石”，换句话说，是吃丹药的意思。史书典籍中不乏对此提出批评的声音，可见李世民晚年因贪生怕死而吃丹药、妄想长生的愚昧无知。

不顾礼法、宠信元吉妃子杨氏已是惹人争议的丑行，李世民不想着去遮拦，反而在皇后才死不久的情况下有意立杨氏为后，大有“不念旧人、只见新人”的意味，可见其贪色。此外，从零碎的史料记载中，我们甚至可以窥见他晚年自满骄奢的负面形象，即一改贞观之初的清静简约而日渐骄奢纵欲，其大兴土木、修洛阳宫、对外用兵、劳民伤财等行为，已有“渐不克终”的趋势。魏征、马周等大臣屡次向太宗上疏，希望其居安思危、善始善终，也能说明李世民晚年的“不善”之处较多。

毫无疑问，李世民的此类行为一直为后人诟病，成为其生活作风和个人品质的阴暗面。他统治后期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但总体来说，史家笔下的唐太宗是功大于微的，且作为明君蚤龙的形象出现。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占据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存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仅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趋势、而且关系着国家兴衰、民族兴亡、百姓生活和个人成败。皇帝作为历史的重要角色之一，在一定意义上是当时可以左右和影响国家、民族命运的最为关键的人物，而研究他们的是非功过，治乱兴替是史官的职责所在。史官秉持着记录帝王日常行为的工作职责，必然所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帝王，所记录的内容也以帝王为中心，而文武大臣的事迹、音乐典章之类的内容也大多紧紧围绕着帝王，呈现出众星捧月般的人物关系特征。

史书典籍作为原始材料，注重实录的原则，能较为客观地察知人物形象在历史中所占据的位置。李世民作为被史书所歌颂的对象，必然会被史官大肆渲染，并以其为主角记录相关的隋唐故事，故史料充实，篇幅与数量占据最多，故事也最为丰富生动。其次是贞观时期的文臣、次之才是武将。秦叔宝、尉迟恭、程咬金等闻名的武将，在史料的记载中寥寥可数，且地位还未有后世小说、戏曲里那么高。

二、《虬髯客传》《唐太宗入冥记》李世民形象的两极分化

唐代杜光庭撰写的《虬髯客传》是一部唐传奇作品，书中，虬髯客是一个极其神秘的人物，他的外貌“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驴而来。”虬髯客具有龙虎之状的非凡相貌，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能识人善相，亦有一统天下的君主气概。然而与李世民相比，他无论是在棋艺上，此段内容一方面通过不衫不履、裼裘而来、神气扬扬、貌与常异、精采惊人、神气清朗等一系列的神态外貌和动作描写，将李世民器宇轩昂、神采奕奕的非凡气度刻画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足见李世民的气质和谈吐非凡；另一方面通过虬髯客和道士对李世民的评价，侧面渲染他天定英主的天命基调。同时，书中不断强调太原冇奇气，大力渲染李世民作为帝王的天命色彩。虬髯客更是将毕生财富悉数赠送给李靖，并告诫他辅佐李世民可得功业。诸如此类的侧面描写，都极致美化了李世民的明君贤主的形象。

此后，风尘三侠的故事备受文人和民间艺人的喜爱。描写他们故事的小说笔记以及表演三人故事的曲剧更是异彩纷呈，且大多以此本《虬髯客传》为故事基底。李世民不仅成为三人故事中穿针引线的关键人物，而且能力超出虬髯公，以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天命所归的明君真主形象出现。《唐太宗入冥记》残本讲述了唐太宗的生魂被阎罗王派人捉拿到冥府，发往到判官崔子玉处审判的故事，是历史人物与民间传说的结合。崔子玉有着双重身份，在阳世是唐太宗的臣子，与李淳风关系匪浅，但官职低微；在阴间是冥司的判官，可断人生死。太宗将李淳风的书信交予崔子玉。崔子玉为了谋取高官厚禄，指点李世民躲避与李建成、李元吉两人的对直，并在命簿上为太宗增寿十年，放他回到阳世。

话本中，李世民初入冥府时想着自己曾经南征北战，杀人数广，昔日的功业造成了今日的受罪，为自己如何归生路而揣揣不安，但他此时依旧还保留着倨傲的王者之气：皇帝不施拜礼。殿上有高品一人喝云：“大唐天子口口□（太宗皇）帝，何不拜舞？”皇帝未喝之时，由（犹）校（觉）可，亦见被喝，便即□（高）声而言：“索联拜舞者，是何人也？朕在长安之日，只是受（人拜舞），不惯拜人。殿上索肤拜舞者，应莫不是人？肤是大（唐天子），阎罗王是鬼团头，因何索贬拜舞？”阎罗王被骂，□□着（羞）见地狱，有耻于群臣。

面对阎罗王的拜舞要求，李世民以言斥之、讥笑阎王为鬼团头，一副唯我独尊、王者霸气的神态。相比李世民的倨傲，阎罗王就显得滑稽搞笑、威严全无。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李世民的帝王仪态全无、也成为了一个滑稽类的丑角形象。后崔子玉提出可以多给他添加阳寿时，他又立即应承崔子玉的求官要求，全不见君正臣贤的影子。然而，他在崔子玉多番示意之下还未曾明白其求官用意，直到其直言才得以明白，可见李世民软弱无知、不懂揣摩人心的特征。在崔子玉的恫吓、要挟之下，他丑态百出、屈尊降贵地向崔子玉求情、服软、攀关系，乃至不惜卖官鬻爵、许以财富，诸类行为使其成为了一幕闹剧里的小丑，让人捧腹大笑。

三、李世民形象的多元化

疗先，李世民的外貌描写在文人笔下得到了创造性的发挥，向着虚构和传奇更边进…步。《酉阳杂俎》《独异志》《南部新书》均有描写他虬须的面貌，如“太宗虬须，尝戏张弓挂矢，好用四羽大苛，长常箭一肤，射洞门阖。”《清异录》更足记录了“唐文皇虬须壮冠，人号髭圣”的奇异外貌。李世民虬髯的形象是非常富冇特色的，然而在隋唐系统的长篇小说中并未见到类似的外貌描写，但为短篇小说《虬髯客传》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除了呈现李世民明君形象的一面以外，还展现了他的其他面，使其形象变得更为多元化。

梦境来塑造李世民和李渊天命所归的人君形象，强调了两人君主之位的正统生，多了许多虚构和传奇色彩。再如：《邵氏闻见后录》更是以“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的天象来强化李世民的天命之主，从而为李世民诛建成和元吉提供了正当理由，君权神授的正统观念十分浓厚。既然李世民为天定的君王，那么李建成和李元吉屡次陷害李世民就是非正义的一方，其结果必然会失败。

李世民以安天下而大义灭亲、诛杀兄弟在这里就成为了天意所致。这显然完全是站在美化李世民的角度去叙述整个故事，与正史保持着高度一致。李世民善射是其最为突出的武艺本领，显然，此处将他射箭的能力往传奇化的方向延伸。作者通过将其弓箭传奇化，从而促使此弓箭成为令众人称奇和敬仰的神器。然而，武器的传奇化，也是李世民形象传奇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此条亦记录在《新唐书？刘黑闼传》里。

其次，李世民形象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他为人处事的矛盾性。《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出现的时间早于唐五代，内容上多被史书所吸取，如他既可以为救李勣而剪龙须，又可以在死前告诫高宗“李勣才智有余，屡更大任，恐其不厌伏于汝，故有此授。今若即发者，我死后，可亲任之。如迟疑顾望，便当杀之。”］《朝野佥载》里也有描述“唐俭事太宗，甚蒙宠遇，每食非俭至不餐。数年后，特憎之，遣谓之曰：‘更不须相见，见即欲杀。’因为唐俭与李世民下棋相争，李世民便令尉迟敬德指证唐俭，以治其罪。若非尉迟的不屈从，唐俭在此刻就会被李世民下令斩杀。即使对于魏征，李世民也屡次想要将其斩杀，但最后还是对他持着赞美和尊重，甚至是畏惧的态度。这种行为的矛盾性，是李世民帝王形象复杂性的一面。

他既努力成为一代明君、克制自己的行为、多以谦逊的态度与臣子相处、忍受臣子的言语冒犯，但当臣子的冒犯使他不能忍受的时候，其愤怒的言语和行为就会让他变得更为真实，也呈现了他内心的复杂性。诸如此类的材料大多被新旧《唐书》等史书典籍所参用，大概是因为这几部笔记出现的时间较为接近唐太宗时期，可信度较高的原因。

结语

有关隋唐故事的文艺作品汉牛充栋，蔚为大观。李世民的形象随着隋唐故事的世代流传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大体上经历了从主角到配角、从明君到昏君、从多样化到类型化、世俗化的演变轨迹。形象内涵上：他在唐宋时期总体上以政绩突出的明君形象出现，在性格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即负面形象和正面形象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