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与贵妃沉浸在温柔乡，杨国忠的繁忙却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如果你问当时天下最繁忙的人是谁，会有人告诉你，是宰相杨国忠。

杨国忠的繁忙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身兼大大小小四十余个使职，还担任着帝国的右相，兼任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判度支、剑南节度、山南西道采访、两京出纳租庸铸钱使。他掌管着帝国的财政、行政、军政大权，并负责官吏的考核与任命，同时，还监管着四川地区的军政、民政各方面事务。

杨国忠的办事效率奇高无比，在他以前，吏部对官员的选拔有复杂的程序，经过三道唱选，评比从春天持续到夏季，才能将官员选出。但是杨国忠却做得轻轻松松，他在私宅里进行选拔，再召集官员在尚书省的办公室里唱一次票，一天之内就选定完毕。

对于帝国的国库，他也维护得井井有条，不让国库出现哪怕一时的短缺。直到安禄山兵起，各地的物资仍然在源源不断地送到京师长安，将府库填满。有一次，唐玄宗去左藏库视察，看到仓库堆得满满的，对杨国忠推崇有加。

除了吏治和财政之外，杨国忠对于军事也“有所涉猎”。在他的组织下，唐政府对西南方的小国南诏连续发动了两次大的战役，都是全军覆没。不仅如此，战争过后，原本臣属于唐朝的南诏国全面倒向当时最大的威胁－吐蕃。

但是，在杨国忠的汇报中，这两次战役都是唐朝大捷。为了扭转人们私下里对他的非议，他决定在军事上再立功勋，将安禄山拿下。

人们很难想象，唐玄宗晚期的宰相李林甫和杨国忠两人怎么能够获得如此之大的权力。

除了唐玄宗沉浸在温柔乡这个因素之外，更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人能够满足帝国的财政需求。这时，中央政府已经离不开这些敛财能手的帮助了，否则帝国的财政就要亏空。

如果一切以财政为目标来考核政绩，政治权力就会被这些财政专家所把持。更致命的是，同样是基于财政的原因，唐玄宗做出的一项军事改革，让中央政府彻底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再也无法回转。

节度使，不同于之前的都督，因为都督只负责军事，不参与民事；也不同于地方的州刺史，因为刺史不管军事，只负责民事；他还不同于观察使，因为观察使只有监察权，没有军事权和民事权。节度使将所有这些权力都合而为一了，不仅负责招兵买马，还负责民事和税收，同时还可以选择下属官员，拥有任命权和监察权。节度使的兵员也不再依靠府兵制，而是直接从民间募兵，这样，士兵就会和直接长官结成非常强烈的忠诚关系，反而将皇帝边缘化了。

为了解决军费问题，玄宗又设立了几个节度使，授予他们行政权，让他们在统治区域内自行搜刮。

这些节度使并不能帮助皇帝减少财政开支，却可以把财政“隐形化”。他们的许多开支自行筹措，不再受皇帝的管制，也不需要皇帝操心。李林甫成为宰相后，决定再进一步，将节度使授予归顺的胡人。于是，唐帝国边境的军政大权落入了蛮族之手。

就能力而言，李林甫是一个合格的宰相。他能够通过高效的行政系统完成皇帝的一切要求，特别是财政需求。另外，他还亲自主持汇编了一系列的法律典籍，比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六典》就是在他任宰相期间完成的。能干的李林甫享有过多的权力，承担过多的事务，能制约他的力量也越来越小。只要他还在任，他亲手并精心建立的政治平衡就能保持下去，整个政府就不会出乱子。他一旦离任，这种平衡立即被打破，整个政府机构变得千疮百孔，不可收拾。

在他的新方法下，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一批外族名将掌管起了庞大的唐朝军队。李林甫死后，杨国忠为相，外族将军不听从他的指挥，与宰相出现了严重的对抗。

杨国忠试图从最大的节度使安禄山下手，整治藩镇。安禄山也意识到，在杨国忠的逼迫下，自己不得不反。于是，一场悲剧发生了。

在天宝变乱发生后，杨国忠依然保持着高效的财政工作。当各地的勤王士兵们纷纷赶到时，他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保证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为军队花掉太多的钱感到惋惜。他决定尽量不动国库，而是另外找钱来帮助皇帝打仗。但此刻的搜刮已经无助于维持唐帝国的稳定，唐玄宗也把他的理财官与宠妃一起，抛弃在了马嵬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