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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区的出现是以威尼斯在帝国危机时刻提供海军支持为先决条件的，但当拜占庭受到的外部威胁逐渐缓和，威尼斯由于支持帝国而获得的特权就难以得到保障，这也反映在威尼斯区的盛衰情况之中。

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区自1082年设立后，受到了拜占庭和威尼斯这种关系的影响，经历了一系列的波折和扩展，最终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前达到最大的面积。

（一）稳固：

1126年金玺诏书与威尼斯区的“延续”1082年金玺诏书颁布之后，拜占庭与威尼斯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处于“蜜月期”，在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中期，拜占庭与威尼斯之间就曾出现摩擦。

1099年，威尼斯派出了时任总督维塔莱·米凯里（VitaleIMichiel，1096—1102年）之子乔瓦尼·米凯里（GiovanniMichiel）指挥9000人和200艘战舰参与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彼时的阿莱克修斯一世一方面焦头烂额地应付着借道君士坦丁堡和帝国其他领土的贪婪冒险家和宗教狂热分子，另一方面也与十字军领袖、塔兰托伯爵博希蒙德就安条克公国的归属权闹得不可开交。

所以极力要求威尼斯撤出第一次十字军运动，甚至还对此下达指令，劝诫威尼斯人远离十字军运动，否则将会收回他们在帝国内的特权。

但是随军的信仰领袖卡斯特罗的主教（BishopofCastello）恩里克·孔塔里尼（EnricoContarini）警告他的同胞们，如果他们为了世俗的利益而背弃十字架，他们不仅会在世人面前蒙羞，还冒着上帝发怒的风险。

因此，威尼斯人信守了他们的十字军誓约，违抗了拜占庭的旨意。

拜占庭虽然没有对威尼斯施加直接的惩处，但是却扶植了威尼斯的其他竞争者，如比萨就在公元1111年获得了商业特权，这导致了威尼斯并不是唯一获得金玺诏书的意大利商业城市。

尽管并没有像威尼斯一样被免除了所有的关税，但是比萨仍获得了一个位于君士坦丁堡的商业区和登陆码头。

这种“特殊待遇”威胁到了威尼斯在拜占庭帝国的商业垄断地位。

拜占庭与威尼斯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发生在拜占庭皇帝约翰二世时期。

约翰二世于1118年即位，此时的意大利南部对拜占庭不存在潜在威胁。

随着博希蒙德在1111年去世，诺曼人已经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人可以发动入侵巴尔干的战争，加之许多贵族也取得了自治权，南意大利日益分裂，这一地区对拜占庭帝国的潜在威胁也相应减少，威尼斯舰队不再是拜占庭的“必需品”。

除此之外，经过30余年的发展，在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人形成了一股挑战政府管理的社会势力，甚至在1110年偷走了圣斯蒂芬的遗骸。

另外，在匈牙利占领达尔马提亚的问题上，威尼斯和拜占庭也产生了分歧。

所以，在1119年，当威尼斯的总督多梅尼科·米凯里（DomenicoMichiel，1117—1130年）在位派遣使节前往君士坦丁堡时，新皇帝拒绝了威尼斯希望能与拜占庭续订阿莱克修斯一世颁布的金玺诏书的请求。

在皇帝的观念中，给帝国制造麻烦的敌人已经不在国门之外了，而是渗透进入了帝国——威尼斯人。

既然皇帝给予威尼斯共和国的金玺诏书和特权是一种维系盟友关系的手段，用来帮助帝国对抗外敌，如地中海的穆斯林和诺曼人，那么当威尼斯在帝国境内势力逐渐膨胀时，皇帝可以收回特权来限制威尼斯的发展。

出于维护帝国统治的目的，约翰二世并不愿意续签阿莱克修斯一世颁发的诏书。

按照惯例，一位皇帝颁布的金玺诏书对下一任皇帝并没有约束力，所以约翰二世取消了1082年金玺诏书赋予威尼斯的贸易特权。

起初威尼斯人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在君士坦丁堡的商人们并没有立刻打包行李离开。

三年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仍在君士坦丁堡进行贸易，但是当时的交易条件已对他们大为不利。

在威尼斯人看来，约翰二世的行为十分忘恩负义，威尼斯人将阿莱克修斯的金玺诏书视为一种荣誉和补偿，因为威尼斯人曾在对抗吉斯卡尔的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于是在派遣使节商讨无果后，威尼斯人选择了报复拜占庭，以进攻的方式迫使皇帝重新回到和谈桌上。

恰逢耶路撒冷的鲍德温二世（BaldwinIIJerusalem）向威尼斯求援（1120年），希望能得到基督徒的帮助去对抗穆斯林，这成为了威尼斯起兵的契机。

他们并不着急前往巴勒斯坦，反而先在达尔马提亚海岸劫掠一番，随后在1122年的冬天围攻了科孚岛，第二年的春天，鲍德温被穆斯林俘虏，总督米凯里不得不暂缓进攻科孚岛的战事，前往阿克（Acre）去提供援助。

1124年，穆斯林在提尔（Tyre）投降之后，威尼斯舰队在凯旋回城的途中先后掠夺和破坏了拜占庭的罗德岛（Rhodes）、希俄斯岛（Chios）、科斯岛（Kos）、萨摩斯岛（Samos）、莱斯博斯岛（Lesbos）、安德罗斯岛（Andros）和伯罗奔尼撒西南角的迈索尼（Methoni）等。

除此之外，威尼斯总督还禁止威尼斯人蓄须和模仿拜占庭的穿着。

1126年，总督又派出舰队突袭凯法洛尼亚（Kephalonia），再一次给皇帝施加压力。

这是威尼斯与拜占庭帝国的公开决裂，附庸竟然攻击了他的上级。

事件的结果证明了皇帝的软弱——在没有舰队、但诺曼势力的持续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皇帝无法离开威尼斯的帮助。

最终，约翰二世不得不改变主意，重申甚至扩大了阿莱克修斯金玺诏书的特权范围。

1126年8月，他在金玺诏书上签字，确认了阿莱克修斯一世在1082年授予威尼斯人的所有权利。

威尼斯对拜占庭岛屿的袭击与其说是一种危险，不如说是一种滋扰，由于皇帝手头还需要处理其他政务，无法承受与地中海最强大的海军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海上战争的代价，所以最好的解决方式是与这个力量和平共处，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得到它的帮助。

这种拉拢威尼斯的外交政策同时也证明了帝国对威尼斯海军势力的依赖，威尼斯政治地位的上升趋势难以逆转。

于是在短暂的挫折之后，威尼斯区又恢复了昔日的繁荣，直到迎来下一任皇帝曼努埃尔一世的统治。

（二）波折：

1171年“反威尼斯”事件与威尼斯区的“停滞”在曼努埃尔一世统治初期，威尼斯区的范围曾得到了扩大，意味着威尼斯的“盟友”身份再一次得到拜占庭皇帝的认同。

但是在12世纪70年代，随着拜占庭与威尼斯的关系急转直下，威尼斯区陷入了长达十余年的停滞时期。

1.威尼斯区的扩展。

曼努埃尔一世在即位之时，威尼斯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也在迅速发展中。

出于限制帝国境内威尼斯势力膨胀的考虑，皇帝并没有重新授予商业特权。

但是诺曼舰队的卷土重来使他不得不重新向威尼斯示好，请求威尼斯派出海军舰队协助帝国抵御外敌。

威尼斯海军对于帝国的重要性远远超出曼努埃尔一世的预期。

诺曼人对拜占庭的再次进攻抓住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契机。

1144年，十字军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埃德萨（Edessa）被穆斯林攻占，耶路撒冷王国岌岌可危。

这场“灾难”直接促使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传播和壮大，法兰克国王路易七世（LouisVII，1137—1180年在位）和德意志皇帝康拉德三世（KonradIII，1138—1152年在位）都参与了这场东征。

康拉德三世的离开为诺曼人提供了机会，西西里的罗杰二世派出了一支舰队于1147年的夏天进攻并重新占领了科孚岛，随后在岛上的城堡里部署了一支约1000人的卫戍部队。

然后他们绕过伯罗奔尼撒半岛到埃维厄岛，前往爱奥尼亚群岛，进入科林斯湾。

底比斯和科林斯在几乎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就投降了，诺曼人带着丰厚的战利品和俘虏回到了意大利。

虽然他们只像海盗一样袭击了帝国的西部边缘，丝毫没有靠近君士坦丁堡，但是科孚岛被再一次占领，使得曼努埃尔一世担忧诺曼人很可能会像他们的祖先那样，利用它入侵巴尔干半岛，进入拜占庭的心脏地带。

于是在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问题上，威尼斯和拜占庭的利益再次重合，最终曼努埃尔一世向威尼斯提出了援助的请求。

1147年10月，威尼斯的使臣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了曼努埃尔一世的金玺诏书。

曼努埃尔一世最终承认了阿莱克修斯一世和约翰二世所授予的特权，希望威尼斯人能履行他们对皇帝和拜占庭帝国的效忠和服务的义务。

这份诏书扩大了威尼斯的商业特权，允许威尼斯在1082年诏书中未提到的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两地进行免税通商，这意味着威尼斯人可以更加便利地进入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市场。

贸易特权得到恢复，威尼斯总督迅速做出反应，准备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支援科孚岛。

1148年春天，舰队已经准备好起航。

皇帝为了表达自己的感谢，也为了拉拢威尼斯的民心，在战前他颁发了任内对威尼斯的第二份金玺诏书。

在诏书中，曼努埃尔一世为君士坦丁堡威尼斯区的大规模扩张做了准备。

“皇帝应威尼斯人的请求”，赠予了他们一些首都的新地产，还为其建立了第四个登陆码头。

作为回报，威尼斯的舰队为皇帝服务了六个月，最终在威尼斯的帮助下，拜占庭于1149年收复了科孚岛。

但是在战争过程中发生了一个插曲，破坏了皇帝对威尼斯人的好感。

拜占庭和威尼斯双方在军队驻地发生了争执，口角冲突很快演变为武力攻击，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矛盾迅速激化变得难以控制。

即便有官员进行调停，还是有大量的威尼斯人冲出战舰加入战斗。

当拜占庭的陆军指挥官发现安抚根本不起作用，不得不派出精锐部队进行镇压，这极大地激怒了威尼斯人。

他们迅速撤回到了自己的战舰上，袭击并烧毁了拜占庭的战舰，还抢夺了皇帝的旗舰，在皇族特有的紫色和金色的装饰之下，上演了一出埃塞尔比亚黑人加冕的闹剧，借此来嘲讽曼努埃尔的深色皮肤。

皇帝对威尼斯的憎恨达到了顶点，开始思索是否要容忍如此恶劣品性的威尼斯人定居在帝国的首都。

根据同时代史家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的记载，事件发生之后，皇帝本想立刻惩罚威尼斯人，但他担心会引起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影响对科孚岛的收复，于是他特意派遣了自己的亲信颁布对威尼斯人的特赦，“尽管曼努埃尔吞下了愤怒，但他从未忘记仇恨，就像余烬中的星火，只需要适当的时机就会再次引燃。”

参考文献

陈志强：《君士坦丁堡城市功能研究》，《城市史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