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武学是怎么产生的？有什么特点？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整个天下经过战争的摧残已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因此，恢复前朝制度以维护和稳定统治秩序成为明王朝最简单、直接、有效的选择，其中明朝就继承了元代推行的分封、廷杖、行省、军户、匠户等制度。

并根据情况继承元以前各朝各代的有效制度，如科举制就是历朝历代都无法不重视的存在，而明代也继承了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包括文举与武举，然而明初继承的科举制度只包括文举，由于武举所产生的作用不如文举，所以它的地位也不如文举，也得不到与文举相同的重视。

而与武举同脉相连的武学也与武举处于相同地位，自武学兴起以来就未曾得到统治者的足够重视，因此明朝在借鉴前朝经验时武学不是被首要考虑进去的，加之元代并未推行武举，武学也不兴，这进一步导致了明统治者对武学的忽略，加上明初有大批开国将领作为支撑，培养将材之事即顺理成章的成了稍后再议之事，因此，明初统治者根据现实需要并未急于推行武学以培养将材，而是依靠众多开国将领保家卫国。

然而随着大批开国将领的消逝，以及武官世袭、荐举制度已初现颓废的端倪，建立专门性学校以培养将材变得日趋紧迫，因此，各级武学就应时而行了。

有明一代，凡将材大选，其途径有世职、武举、行伍、纳级四途，而武举兴起较晚，即使推行以后也时断时续，因此明初武将的选拔主要是通过世袭、荐举及其他一些方式来实现的，而世袭武官子弟的教养则是通过明初各级学校来实现的。

明初，对武官子弟进行教养的学校，根据武职爵位高低、地域差异的不同，有京卫武学、地方武学、国子学三种主要存在形式。从爵位等级高低来看，国子学主要教养公侯伯及驸马应袭子弟，京卫武学主要教养公侯伯、都督以下应袭子弟及在京武官子弟，地方卫学主要教养各地卫所军职子弟。除了国子学以外，京卫武学和地方卫学都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和教育武官子弟，是一个独立的教育系统。

明初武学的建立和发展变迁，为将材的培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其职官设置、武生来源、武生出路、武学规制、武学内容、考试程序等相关武学事宜，都为后世武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明代武学的产生

所谓武学，王凯旋认为：是指中国古代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所设置的用以教育和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及其相关的制度规定。此外，明代武学包括用以教导和培养将材的专门性学校以及辅助性培养将材的其他机构和场所。

而关于武学的设置，王凯旋在《中国科举制度史》、赵冬梅在《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中均认为，中国最早的武学始于宋仁宗庆历三年。对此，许友根在《武举制度史略》中则认为武学始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其完善才在宋代。

而关于武学在宋代的设置、教学内容、考试程序以及发展变迁等情况，王凯旋、赵冬梅在著作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在元代，因蒙古族因本身特色和各方面发展程度的关系，元代近一百年的时间始终不曾设武举。

到明代，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并未如前代一样推行武举，而武学在明初亦未兴起由此可见，朱元璋认为建武学用武举是分文武为二途，天下从此无全才，故也不赞成立武学。

然而，伴随着国家太平而来的就是享受，开国武将功臣因其辉煌战绩而获得荣宠，因此他们的后裔则不再需要建功立业，即使有战争需要也尚有健在的父祖辈支撑，同时建国以后战争也日趋减少，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享受祖上余荫，缺实战经验和锻炼。

对此，朱元璋也表示忧虑。因此，为了教育武官子弟，使之认字识礼，在武学未兴之前朱元璋对武官子弟采取了比试奖惩制度以激励武官子弟上进：然而，各都司卫所武官子弟赴京较试主要以武艺为主，并未涉及太多文化教育方面的内容，这不利于将士的全面发展，要打胜仗靠的是有军事才能的将材，而不是力大无穷的莽夫。

而且将才除了能征善战以保家卫国以外，统治者还需要其对国家忠贞不二，要不就反而在自己身边留了一大祸患，这不是统治者愿意看到的，统治者需要的是忠君爱国的人才。

因此，武官子弟比试制度督促的只是武艺素养，并不能培养武官子弟忠君的意识，所以，这种激励比试制度并不能彻底解决武官子弟的教养问题，这要求统治者出台更有效的制度措施。

同时，赵冬梅在《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中还分析了明代户籍管理及内地、延边卫所教育存在的差异等情况，即为军士建立户籍—军户，军户世袭，实行军民分治，内地和边疆军籍子弟受教育的机会不平等。那么，在军民分治的现实和统治者希望加强思想意识控制的共同作用下，作为专门教育武官子弟的学校—武学，也就应运而生了。

武学在明初的建立是明初政治需要的产物。关于明代武学产生的时间，王凯旋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中认为，朱元璋于洪武三十一年在南京虎踞关曾设武学，又于洪武二十六年在辽东地区建立了武学色彩极浓的学校，因此他认为明代武学产生当在洪武三十年前后。

通过翻阅史料发现，武学色彩浓厚的类似学校在洪武二十三年已经出现。明初，九边最早建立的卫儒学是洪武十七年四月创设的“岷州卫军民指挥司儒学，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随后，辽东都指挥使司儒学于于同年闰十月设立，“设教授一员，训导四员”，这是九边地区创立卫儒学之始，此后的14年里才相继建立的大宁等卫儒学。

而初建的这些卫儒学，虽然其初衷是为了适应卫所的具体情况而发展起来的，但最初并不是为了教养武官子弟而设的，它的推行旨在通过儒学教化边境之人，使之在潜移默化中移风易俗，达到加强思想控制以巩固中央集权的目的。

因此，可以认为，洪武二十三年所置的大宁等卫儒学，对武官子弟的教养，仍以儒学教化为主，并未把武艺、弓马等囊括在内。

但另一方面，武官子弟因出身武将家庭，受其家学影响，对弓马、武艺等都应略有涉足，只是其标准、程度不一，需要进行统一的教养和训练，加之儒学对武官子弟的教化有待加强，因此，把武官子弟纳入卫儒学教养的范畴正好适应了统治者加强统治的需要，同时也适应了武官子弟缺乏教化的需要。

综上所述可知，洪武年间的卫儒学应该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武学，它只是根据现实对教授武官子弟进行儒学教化的学校，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这为后来武学的全面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是明代武学的雏形。

京卫武学

明代京卫武学的产生及其发展明代武学，按照设置区域来划分，可分为京卫武学和地方武学。京卫武学即建立在南北两京的武学，京卫武学始建于建文四年，朱棣时京卫武学停办，直到明英宗正统六年，京卫武学才得以重建。

洪武十七年，在九边地区为了进行儒学教化而设立的岷州、辽东卫儒学有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到洪武二十三年设立的专门教导武官子弟的有浓厚武学色彩的大宁等卫儒学有教授一员，训导二员；而到建文四年京卫武学的设置时有教授一员，训导二员。

由此可见，国家对儒学的重视是要高于武学的，从洪武十七年所建的岷州、辽东卫儒学与洪武二十三年所建的大宁等卫儒学官员的建制就可见一斑，而且此后京卫武学建立时，仍沿袭大宁等卫儒学建制，直到正统六年复设京卫武学，武学训导才从两人增加到六人，虽然对武学的重视有增加的趋势，但仍不能改变其受儒学支配的局面。

由此可见，京卫武学的规制虽然在逐渐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但其最终的目的是让其忠君报国，严重受到儒家君臣、忠孝、礼义等思想的束缚，旨在巩固国家集权统治。而京卫武学则是在这一主导思想之下兴起的，其产生之初就具有浓厚的儒学色彩，对儒学具有强烈的依赖性，这是有其必然性的。

关于明代京卫武学的始置时间，明人余继登还提出其始于正统六年。余继登认为京卫武学始于正统六年，应是从京卫武学开始发挥作用算起的，毕竟建文四年虽建京卫武学，但1403年朱棣即起兵造反夺取政权，胜利以后京卫武学就停办，并未发生任何较为明显的作用，此后近四十年的时间还不存在，所以他认为京卫武学始置于正统六年，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以认为，京卫武学始于建文四年，真正开始发挥作用形成建制，并为后来京卫武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之举则是在正统六年重建京卫武学以后。

到正统八年时，设南京武学，南京武学设于正统八年，而景泰五年任礼就上奏要求革去，从其建立时间看南京武学晚于北京武学，甚至晚于其复设时间，其间还要求罢去，且其中武学生数量止百人之多。由此可见，其地位是不如北京武学的，毕竟从永乐十八年迁都北京以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心都已北移，南京只是作为留守，地位低于北京武学也是正常的。

从史料可知，统治者对武学生的教育已注重讲读兵法战策，认为这是用武的根本，不再只是注重弓马武艺，这使得京卫武学的教学层次又上升了一个台阶。但是，京卫武学在景泰年间又废置，致使军职子弟无学可上，即使有俊秀子弟也无武学可教，只得令各卫所充军文职以教官军子弟。

由上可知，景泰间废置的京卫武学是指北京武学，京卫武学自景泰间废置以后，因无学可教之故，导致武学生失学、将材乏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旧学或者间房专门教导武官子弟，这是京卫武学于景泰时被废置的境况。天顺二年要求复设京卫武学，然而，京卫武学的复设不是一朝一夕就完成的，虽然天顺二年即有人提出，但直至天顺八年京卫武学才得以重置。

综上所述可知，京卫武学的设置和推行是时废时兴的，而京卫武学生作为武举的生源之一，京卫武学的这一发展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武举的发展，但尽管如此，京卫武学的存在仍为国家将材的培养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

京卫武学的规章制度是极为严密周详的，《大明会典》详细记载了正统初和成化初审定的武学教条，对此，王凯旋在《明代科举制度研宄》中详细论述了武学教条的相关内容，而赵冬梅在《武道彷徨：历史上的武举与武学》中，则以京卫武学教条内容为例，按重要程度依次分析论述了京卫武学的教学内容、学习内容等方面。

明代京卫武学官员设置的特点

从京卫武学建立之初，则设教授一人、训导一人，后来训导增加至二人。到正统六年复设京卫武学时，教授仍一人，但训导增加至六人。到万历时，兵部武库司专设主事一员管理武学。

从武学官员设置的情况看，明统治者对武学的重视是日趋增加的。可知，官员的建置随着朝代的更替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增加了武学训导人数、增设了提督及武库司主事等官。

而随着国初众多优秀将领的陨落以及武官世袭制度的日趋没落，通过新的途径培养一批新的武将士官保家卫国己是迫在眉睫。因此，在国初武将选途未确立的情况下，统治者及统治阶级加强对武学的管理，以图获取将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同时，京卫武学教授、训导的品秩俸糜都仿京府儒学之制，对其有明显的仿行性，而且，国初建立的以儒学教化为主的九边卫儒学是为了适应卫所实际情况发展才兴起的，而后来建立的具有浓厚武学色彩的大宁等卫儒学是在那些边卫儒学的基础之上演变而来专门教导武官子弟的，因此后来武学的发展对儒学有极大的借鉴性，同时，在没有武学的地方，武官子弟是依附于地方府州县儒学的，所以更是遵循儒学规制，由于儒学与武学从建立之初就有其联系，所以两者发展到后期在各方面都有很多借鉴和交叉。

虽然，武学跟儒学相比，其建制是不独立的，不如儒学系统那样清晰和健全，但武学发展到后期有专门管理的职官和教官，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相对独立的。京卫武学中除了设立教授、训导等官以外，还有直接面对武官子弟授业的教官，他们来自于各种出身。

从正统到万历年间，武学教官的择取是有明显变化的，但还未制度化。不同历史时期京卫武学教官的择用是有其共同点的：一、从德行上讲，都选择学行端正、教导有方的人充任教官，其中让纪振留任、阎禹锡改任监丞都说明了这一点。

同时，纪振曾担任江西吉安府儒学教授，又复任京卫武学，阎禹锡曾任国子监助教，京卫武学复设以后为国子监监丞掌武学事，由此可窥武学与儒学在教官任用上的交叉性；

从专业素养上讲，都要求文武兼备、有经验者任之；从时段来看，都根据各自的需要来明确教官文武侧重点的不同。正统天顺时，因为政局相对稳定，相对而言选择教官侧重文事跟品德，成化弘治初，西北边陲的蒙古族严重威胁了明朝统治，因为战事需要，这一时期对武学教官的择取更侧重武事和经验；到万历时，密云等卫选三科武举充任教官，更从一个侧面说明现实需要的迫切性。但总而言之，武学教官的选拔文武兼重，但相较而言仍侧重于武事，由此可见文武全才型教官的选任有利于武学质量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