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国中央情报局秘密提供资金帮助两个日本主要的“保守”政党合并成自由民主党。东条英机的得力副将岸信介出狱后成为日本战后初期政治的重量级幕后操作者，他是此番合并的主要推手。岸信介此举是为应对日本左翼有可能接管国会这一非常现实的威胁。

日本的两个政党

日本左翼因为1951年《旧金山和约》引起的争议而分裂，工人运动以及不断增加的选举优势，为左翼提供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即如果能搁置分歧，它们可能会彻底赢得选举。1955年10月，日本社会党的两个主要派系联手，强行推动选举。这足以让华盛顿、商界和其他主要的右翼领袖感到恐慌。如果右翼不采取类似的行动，社会党将取得胜利。一个月后，自民党诞生，众议院的大多数议员也加入了该党，这就阻止了社会党本可以轻松获胜的选举。

《旧金山和约》

对普通的旁观者而言，1955年发生的事情看起来是两党政治之初诞：自民党在右边，社会党在左边。两个政党确实巩固了各自作为日本最大政党的地位，并把这种地位保留给下一代。但实际形成的并不是所谓的“两党制”，如果这个术语指的是一种由左倾政党和右倾政党轮流主政的政治体制，两党都有治理能力，以不同的政策愿景争夺选票，进出权力之间。

自民党最初的目的并非与社会党竞争，而是关闭后者在日本掌握权力的任何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只要自民党在国内筹措资金出现困难，随时都可以依赖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非法资金。当时，大多数日本选民赞成实施左翼的政策目标：全民经济保障、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以及美日军事关系的终结。一个主张上述政策、可靠又团结的政党本来可以赢得按照英国路线组织的选举，并一路走进20世纪70年代。日本表面上执行的国会制度，乍一看很像英国的翻版，但实际的选举方式让社会党根本没有机会。

日本自民党

这不仅是自民党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日本商界获得资金的能力问题——社会党显然无法得到这些资金。日本体制的两个关键因素确保了自民党在财政上的压倒性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掌控力，让自民党在此后50年内尽管很少能控制50%以上的选票，但依然能对国会实行绝对控制。

首先，农村地区在众议院的代表比例过高，而众议院理论上是立法之源，而且随着人们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选票差距越来越大。其次，每个选区都可以选出多名代表到众议院。大多数选举制度是选出一名代表到立法机构，与此不同的是，在一次选举中，日本的每个选区最多可以选出5名得票最高者进入国会，虽然每个选民只有一张选票。（美国各州可以选举两名参议员，但他们不是在同一次选举中。）

日本投票

因此，要保住一个席位，不需要获得比对手更多的选票，只要进入名次内便可以。一个候选人“赢得”选举不能证明他会成为比别人更好的立法者，也不能证明他所在的政党对日本的未来有更令人信服的愿景。“赢得”选举需要确保在选举日有最低数量的支持者出现在投票站，而最可靠的办法就是用这种或那种方式付给他们钱。

自民党控制国会的钥匙就是以资金拉拢足够多的农村选区，确保它的候选人不断当选。政府的主要部门也要参与进来，因为自民党本身分配的现金不足以保证选举胜利。各部门可以将经费分配到各个选区，而选区中同一阵线的立法者会为该部门通过必要的预算分配。

自民党

因为这些安排，日本的政党政治具有以下三个特色。首先，大多数议员会围绕具体的部门形成不同的“族”。最有权力的“族”与建设省有关，因为这个部门是大量基本建设支出的来源，其他重要的“族”则涉及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和邮政省。

右翼政客倾向于自民党

自民党内臭名昭著的派系斗争，是1955年构建的日本政党政治的第二个特色。这种派系斗争与政策立场的差异无关，更与意识形态无关，也就是说，这不是西方所理解的“自由”派、“温和”派或“保守”派的问题。大多数自民党政治家无疑发自内心地反对共产主义，但并非因为他们信奉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因为他们仇恨苏联和日本本土的左翼分子。正是左翼分子的意识形态狂热激怒了自民党和日本右翼。这似乎是“非日本式的”。如果说自民党政治家有任何政治思想，那就是强国社团主义，它成为20世纪30年代“革新官僚”的执政哲学。

共产主义

大多数有组织的日本右翼可能最终走到了自民党的政治保护伞（这个保护伞也为那些在其他地方被称为“中间派”的人提供了保护）下，但日本的右翼并非由经济自由主义者或其他自由市场的拥护者组成。这种日本人在1955年并不存在，在下一代也不会出现很多，只见于某些学术领域和商业领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组成日本右翼的是那些要求恢复战前和战争时期赤裸裸的民族主义，以及公开的威权主义社会等级制度的人。

日本右翼吸引了各种社会背景的人：宫内厅里环绕天皇的官员；旧贵族与战前官僚及商业精英的后代；痴迷于寻求日本“本质”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在建筑和“娱乐”等领域白手起家的老板；还有放高利贷和勒索艺术家的暴徒，他们开着广播车在东京市中心游荡，车上播放着震耳欲聋的战时歌曲。（事实上，日本的政治和文化右翼与黑帮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自民党的各个派系长期以来一直利用黑帮来恐吓政治对手。）

自民党

然而，无论何种背景和阶级，右翼分子团结在一起，是因为他们对理想主义左翼和占领时期的改革怀有仇恨。那些改革不仅使教育制度民主化，而且（在右翼眼中）摧毁了日本儿童对祖国的热爱（这也是为什么，日本教师工会会在整个战后时期一直是日本右翼最大的眼中钉）。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曾说，当人们不再相信上帝时，他们不是什么都不信，而是什么都相信。日本右翼的世界观可以说是对这一评论的间接证明。

明治政府成功地摧毁了日本民间无处不在的佛教信仰，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国粹”的崇拜，留下了一场地方性的精神危机。“新宗教”的兴起是很好的明证。但这场精神危机导致的最严重后果是，日本右翼无法接受他们的国家可以犯下罪行。对他们来说，承认南京大屠杀的规模、重庆大轰炸的恐怖或731部队犯下的暴行，简直是无法容忍的，因为这会玷污他们拥有的唯一基于本体论的神圣感，即“日本性”，以及他们作为神圣土地上的神圣种族成员的优越地位。

南京大屠杀

因此，右翼政客自然会倾向于自民党。边缘性的左翼政党自20世纪40年代末就已经出现，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自民党的霸权暂时被打破，边缘性的右翼政党才有所发展。但是，自民党的各派系不是根据对天皇或旭日旗的共同热爱而联合起来，而是通过金钱和护荫关系组织起来的——要理解日本政治在接下来半个世纪的演变，这是一个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