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和高丽国之间是怎样交往的？有什么社交礼仪？

辽丽交往过程中，除了使节派遣和文书来往外，双方对于对方国使节的接待礼仪和对待方国重要时间所举行的礼仪也能体现出辽丽在交往过程中彼此的关系地位。

《辽史》中记载的礼仪主要是高丽使节入辽时，对辽皇帝的朝见礼、返还高丽时对辽皇帝的朝辞仪，以及高丽向辽皇帝告国丧仪。《高丽史》中所记载的与辽交往相关的礼仪有对辽使者的迎接礼仪，高丽国王对辽国丧的举哀仪，对辽重要节日的望阙贺仪。

从《辽·礼志》篇名及篇幅构成来看，高丽使节入辽，在中央朝廷只拜见辽皇帝，且辽皇帝对高丽使节的赐物与宋相比也有差距。辽对于高丽的国丧，没有向对宋一样进行举哀，足以说明辽的地位于高丽来说，是上位宗主国。

高丽对辽使的迎接是十分重视的，尤其是辽派遣来册封高丽国王的使节。因为高丽国王的合法继承需要得到辽的许可。同时，在辽国丧和辽皇帝生辰、正旦等重要事件上。

虽然高丽会派遣使节前往辽，高丽国王在高丽也要举行相应的礼仪，这也证明了高丽国王是辽的藩臣。

辽史中高丽使节的礼仪—高丽使入辽朝见朝辞仪

关于辽的礼制很难找到其他礼书，只能通过《辽史》来确认，《辽史·礼志》的体例是吉、凶、军、宾、嘉仪，外交礼仪主要记录在宾仪和凶仪中。《礼志》中宾仪共十六篇，其中前六篇是辽国内君臣关系的礼仪，后十篇是外国使节的礼仪，从外交礼仪的篇名来看，按照宋、高丽、西夏划分。

《辽史·礼志》将对等国宋的使节的礼仪写在最前面，编目数量也最多，有宋使见太后仪、宋使见皇帝仪、曲宴宋使仪、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太后仪、贺生辰正旦宋使朝辞皇帝仪五篇， 宋使礼仪的最大特点是对辽皇太后也行礼，而且和向皇帝所行礼仪分别单独成篇，说明两个礼仪在程序上是不完全相同的。

另一方面，宋使的礼仪朝廷辞仪与其他礼仪不同，篇名中就明确写着“贺生辰正旦”，说明当时宋朝使节被派到辽主要是为了向辽皇帝、皇太后的生辰贺礼或正旦贺礼。

从宋使见皇太后仪，宋使见皇帝仪的内容来看，在开头就提到“宋使贺生辰正旦”，虽然篇目中没有标明，但表明了宋使的访问理由就是这一点。

对高丽使的礼仪记载有三篇，高丽使入见仪、曲宴高丽使仪、高丽使朝辞仪，全都是在皇帝面前行的礼，没有在皇太后面前行礼。由上引文可看出在宋使礼仪中有高丽使没有的国书传达这一步骤，有正副使及从使退场后，再入场参加宴会，但没有高丽使礼仪中的传递进奉物和上呈私献物的程序。

对于辽赏赐问题，宋的正副使在退场后收到了衣服和金带，从使退场后得到衣服，因此再入场前会换上赏赐的衣服，相反高丽正副使在第一次入场直到宴会退场后才得到了辽赏赐的衣物，没有提到对从使的赏赐。

高丽使在露台与辽皇帝互问安否，宋使则在栏内进行。宋使和高丽使的共同礼节程序是问安、谢恩以及参加殿上的宴会，包含宴会的入见仪是辽外交礼仪的最大特征，都是唐宋以及金的礼仪中没有的。

曲宴高丽使仪与曲宴宋使仪的差别之处在于，宴席间辽皇帝会出閤，并在幕次间向宋使赐花，宋使簪花。高丽使朝辞仪也和入见仪一样，没有在皇太后面前所行的礼仪，站在殿前，只是简单的跪拜，赐酒食衣物，然后归馆。

高丽向辽告终仪

《辽史·礼志》的凶礼共七篇，前三篇是国内礼仪，后四篇是外国使节礼仪，有宋使祭奠弔慰仪，宋使告哀仪，宋使遣遗留礼物仪，高丽夏国告终仪。其中前三篇是对宋使的仪礼，最后是对高丽和西夏使节的仪礼。

宋使祭奠弔慰仪是在辽发生国丧时，前来的宋朝祭奠使和吊丧使所行的礼仪，由祭典使宣读祭文和进贡祭礼物的程序，以及吊慰使呈递国书和吊问等程序构成。此外，后面“高丽和西夏的奉弔进赙等使节礼也大致如此”。

外国使节的祭典、弔慰礼仪的规定在唐礼和宋礼中看不到，在辽礼中尚属首次。宋使告哀仪是宋的告哀使到辽告知国丧，辽的皇帝举哀的礼仪，大唐开元礼及政和五礼新仪中讣奏下有“为某某举哀”。

宋使进遗留礼物仪是宋使将遗留物即去世的宋皇帝的遗品奉上，告登位使呈上国书及礼物的礼仪，该礼仪在唐礼和宋礼中找不到篇名，可以算作是辽礼的特征。凶仪的最后一篇是高丽夏国告终仪，即高丽及西夏在发生国丧时，为告知辽而派遣的告哀使，与宋使告哀仪是性质相同的礼仪。

但《宋使告哀仪》中还记载了辽皇帝的举哀,《高丽夏国告终仪》中未见辽皇帝向其的举哀程序， 高丽和西夏的告哀使上奏国丧，辽皇帝主要负责对其是否定下嗣子进行宣问，使节则回答。

因此，在《辽·礼志》中，辽皇帝对宋的国丧举哀，但对高丽和夏的国丧则不举哀，反映出高丽的藩属国。

高丽史中两国使节的礼仪—高丽迎辽使仪

《高丽史》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九为《礼志》，顺序为吉、凶、军、宾、嘉，与《辽史》相同，外交礼仪包含在宾礼、凶礼和嘉礼中。《高丽史·宾礼》共五篇，有迎北关诏使仪、迎北关起复告敕使仪、迎大明诏使仪、迎大明赐劳使仪、迎大明无诏敕使仪。

从篇名来看三篇是对北关来使的接迎礼，两篇是迎明朝使节的礼仪，内容是高丽国王和来使在高丽王宫大殿上所行礼仪，与中国史料中的《入见仪》相对，从双方正史中关于外交礼义的篇名来看，也反映了高丽与中国的上下级关系。

北关是高丽对于辽和金的统称，接待北关使的场所是在乾德殿，并且接待的是辽来册封高丽国王的使节。 迎北关诏使仪大致可分为公礼、幕间礼和私礼三个部分，这些程序中就具体体现了高丽国王和辽使节的地位。

先是使节的副使以上入乾德殿向高丽国王行礼，接着高丽国王出殿门，与辽使节东西相对作揖后如殿，然后辽使传召，辽使面南站立，高丽国王向西拜契丹皇帝并问安（与迎宋金诏使礼相比，独特之处在与向辽皇帝问安），辽使传召。

高丽国王接过诏书给宰臣，宰臣臣向持诏使节行礼，最后辽的赐物国过庭，高丽国王再拜，然后出殿送传诏使，此为公礼。幕间礼即公礼结束后，高丽国王传宰臣确认辽皇帝诏书，所赐物品以及辽使的参状。

私礼是辽使在完成传诏任务之后，作为高丽上国的宾客，高丽国王出殿相迎并以茶酒食物款待，这期间，第一杯茶高丽国王亲劝，并且结束后还出殿门相送。

辽朝汉族官员的丁忧最早在辽穆宗时期，“因俗而治”的南北面官制建立后，汉人官僚重新沿用中原丧葬中的“丁忧制”，辽因统治需要，对丁忧的官员酌情起复，并且将这一制度用在了与高丽的外交中。

高丽发生国丧，辽向高丽派遣敕祭使、慰问使、起复使，三年丧期结束辽会再次向高丽派遣落起复使。 史料中可以找到的关于辽向高丽派遣起复使的记载是高丽宣宗二年的“落起复使”，高丽宣宗元年十月乙未高丽顺宗去世，公元一零八四年四月初辽派来了敕祭使和慰问使，但此时没有起复使的记录。

一般情况，辽的敕祭使、慰问使和起复使同时期派遣，因此推测高丽宣宗元年是辽最初向高丽派遣起复使的时间。十一世纪初期正月丁卯，“置迎宾会仙二馆以待诸国史”高丽太祖、惠宗、定宗去世，向后晋、后汉、后周告哀，光宗和景宗去世后向宋告哀并送去称嗣表，五代与宋按高丽请求册封新国王未权知高丽国事或高丽国王。

从成宗丧至睿宗丧，高丽告哀使均向辽派遣，成宗于十世纪末期十月末去世，十一月穆宗即位时向辽“遣閤門使王同穎，如契丹，告嗣位。”，辽史中也记载王同颖于十一月到达，遣使速度十分迅速，十二月辽便“遣使祭高丽王治，诏其侄权知国事”并且同时派遣起复使，一年后才派册封使册封穆宗。

十二月来册封文宗。顺宗即位时向辽派遣告哀使，第二个月辽任命顺宗为“权知国事”并派遣来起复使但顺宗在一个月后去世，高丽宣宗二年十一月《高丽史》中记载辽落起复使的到来，之后每逢高丽告哀，辽一并派来敕祭使慰问使、起复使，之后再派遣册封使节高丽告哀后。

辽先派来祭奠使、吊慰使、起复使，高丽新王向辽派去谢礼使，辽再向高丽派去落起复使和册封使，高丽最后再向辽派遣谢礼使。这就是关于高丽国丧中双方使节的来往。

除了在高丽国王去世后，辽向期派遣起复使，高丽王太后（新王的母亲）去世时，辽也派遣起复使，第二年正月，“辽遣崇禄卿杨举直来命王落起复”2 ，证明此前肯定是派遣过“起复使”。而在《高丽使》记载中，五代和宋朝从未对高丽派遣过起复使。

上表中有迎北关起复告敕使仪的具体内容，迎北关起复告敕使的具体的程序和迎北关诏使仪基本一致，因为迎北关起复使仪是在丧中进行的礼仪，所以有“服色并用玄冠素服除彩棚乐部揷花”的描述，并且起复告敕使所携带的文书名为“诏书官告”。

高丽新王继承王位，因为在丧中不能接受册封，所以其国王身份还没有正式被辽授予，但在外交层面又需要他来担任这样的角色，官告作为一种任命状就是来辽遣使宣告使之承担这种职责的。迎起复使对高丽国王来说更注重的是得到身份的认可。

《辽史》中高丽穆宗即纪录中就有“十二月甲寅，遣使致祭，诏其侄诵权知国事”同年十一月，辽又派遣册封使，靖宗丧中，文宗也是在一年后才得到册封，到了宣宗即位时，二十七个月辽就派遣册封使对其进行册封。

高丽对辽其他礼仪

《高丽史·凶礼》共有十一篇，十篇为丧礼，有国恤、陈慰仪、祔太庙仪、上国使祭奠赠赙弔慰仪、先王讳辰正殿酌献仪、上国丧、邻国丧、诸臣丧、五服制度、百官忌暇，一篇为荒礼，重型奏对仪。

其中于中国相关的礼仪是上国使祭奠赠赙弔慰仪、上国丧，但上国丧中又没有具体的礼仪程序的记录。而高丽的礼志中，高丽皇帝会对上国和邻国丧都进行举哀，而辽皇帝只对宋的国丧举哀，由此也能体现辽和高丽的地位属于上下级关系。

显宗二十二年的记录内容有所不同，因此时高丽显宗也去世，所以辽圣宗的告哀使与高丽魂堂宣读给高丽显宗的诏书，并且德宗在三个月后才派去会葬使，也是因为此原因。

再结合之后高丽对金的举哀，可以总结出，高丽的举哀礼仪在告哀使到达开成后两天内举行，主要程序是高丽国王从告哀使手中接过诏书，然后进行举哀。国王身穿白色素衫，臣僚着玄冠素服，辍朝市三日。

举行告哀的场所在昌德门。并且要向辽派遣会葬使、弔丧使、祭奠使。

《高丽史·嘉礼》中有一篇《元正冬至上国圣寿节望阙贺仪》如下，可以看出，高丽除了向辽派遣贺正旦、冬至和生辰使外，高丽国王及百官也要在宫殿举行望阙贺仪，但是否向宋、金行同样的礼仪，还需要进一步的史料支撑。

可以看出，在向辽行望阙礼时高丽国王的站位是站在大殿南侧面向北，而迎辽诏使和起复告敕使时，高丽国王要出殿，站东面西，而《宋史·高丽进奉使见辞仪》中高丽使者的入见朝辞宋皇帝礼仪顺序是“使捧表函，引入殿庭，副使随入，西向立，舍人鞠躬，当殿前通高丽国进奉使姓名以下祇侯见。

引当殿……舍人曰各祇侯，揖西处……辞日，引使副入殿，西向立，舍人揖躬”因此《辽史》中的相关礼仪描述中，高丽国王站在东边是按照辽的传统而不是中原王朝的汉制传统。

而在接到辽皇帝诏书时面西则是为了避免在辽皇帝面前显示自己的君主身份以示臣服，也有研究认为可能也是与辽丽双方的地理位置有关。

小结

辽和高丽相关外交活动中的从辽丽史籍相关记载以及礼仪的集体内容来看，辽对高丽这样的藩国和对宋这样的敌对国是有明显差别。辽朝的史书中对高丽使节的相关记载甚少，《辽史·礼志》中关于外国使节入辽的礼仪做了个规定。

虽然篇名为“外国使”的礼仪，但其中宋、高丽、西夏的使臣各自入场，各自行礼，且从礼仪程序可以体现出宋使与高丽、西夏使节地位的不同，这种不同与彼此的关系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在高丽的《高丽史·礼志》中，并没有单独写对辽使节的迎接礼仪，而是将辽、金使节地迎接礼仪统称为“迎北关使”礼，对宋朝却有单独的迎宋诏书礼，证明了高丽对汉族以外的中国王朝始终文化认同感存在差距。

并且因少数民族王朝有自己的固定习俗，所以在接待其使臣时的礼仪也与以前有所不同，需要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