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场的“潜规则”

古代官吏集团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和财力，这个集团的所作所为甚至决定着古代中国社会的命运。在深入研究古代中国官吏集团之后，这个集团在历史上的形象充满着矛盾。很多古代官吏是读书人出身，非常擅长舞文弄墨和自我吹嘘，他们宣称自己忠君爱民、清正廉明，是仁义道德的典范。可是，真正支配官吏集团行为的，却往往是另一套规矩。

这套规矩，是古代官吏与官吏之间、官吏与皇帝之间经过长期博弈之后形成的，经过许许多多趋利避害的抉择之后形成的。这是一套没有成文，但是很有约束力的规矩。吴思找不到合适的名词，于是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潜规则”。

中国古代的“潜规则”

以往我们会觉得，潜规则嘛，那肯定是两个人，或者两个利益群体，偷偷摸摸达成的协议。所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在这双方之间。

但是特别指出，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除了交易的双方，还要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

放到历史环境中，这交易的双方，往往就是官吏，而那个“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往往就是皇帝。

所以，“潜规则”这个“潜”，代表的这种规则是隐蔽的，主要就是隐蔽起来不让皇帝看到。

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刚刚即位，他其实很想治理好这个国家，在召见群臣讨论国事时，他就号召，官员应该像古人所说的一样，做到“文官不爱钱”。

有一个叫韩一良的官员给崇祯皇帝写了一道奏折，奏折的大意是，皇上您光喊口号没有用。好多人的官就是拿钱跑出来的，当官之后肯定还得想着捞钱。而且大家现在做官，处处都要用钱，要打点上司，要招待客人，进京述职也得花钱，朝廷发的薪水又不够，这个钱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您想要官员们不爱钱，您说办得到吗？

拿我自己举例子，我算是不爱钱的，平时也没有什么交际，可是我这两个月拒绝收的红包，就已经有五百两银子了，别人什么情况，您就可以想象了，希望您严加惩处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

崇祯皇帝读了韩一良的奏折大喜，当着群臣的面夸奖韩一良忠诚耿直，要给他升官。这个时候，吏部尚书发言了。他说，韩一良说的，都是官场的通病，能不能请他说几个具体的案例啊？都有谁贪污，能不能把名字说出来啊？

一问到这，韩一良就顾左右而言他了，就是不敢指名道姓。皇帝让他必须说到具体的人，韩一良说的，全是前朝就已经被检举揭发出来的官员。皇帝再问，他就改口说，自己也全是听说的事情，不知道具体的人。

崇祯皇帝又问，你说你两个月内拒收了五百两银子的红包，这些银子是谁送给你的，总有名字吧？韩一良还是咬紧牙关，坚决不说是谁。崇祯皇帝大怒，不仅没有给韩一良升官，连现在的官都给撤了。

你看，那位吏部尚书，绝对是个老狐狸，他对于官员腐败的了解，很有可能比韩一良了解得还多，但是他不敢告诉皇帝。不仅如此，吏部尚书还使了个坏，让韩一良指名道姓进行检举揭发，就把韩一良推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说出名字，得罪官员；不说名字，得罪皇帝。虽然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我们可以猜想，韩一良这个时候一定是反复权衡，最后宁肯得罪皇帝，也不敢得罪官员群体。

崇祯皇帝想要革新吏治，他就成为那个“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而当大多数官员产生一个默契，不希望自己的信息暴露在皇帝那里时，“潜规则”就开始出现了。

“潜规则”重在“规则”

刚才咱们说的，是“潜规则”里边的“潜”。“潜规则”还有另一个要素，那就是“规则”。实际上，古代历史中的“潜规则”，不是肆无忌惮的丛林法则，很多时候在官员群体内，甚至是有非常严格的标准的。

比如在抨击清代官场的小说《官场现形记》里，记录了这样一个情节：在清代官场上，官员家里有喜事，下属们自然要孝敬，什么级别的上司，应该给他多少钱，一任一任的官员渐渐就形成了严格的规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

平时去上司的衙门办事，遇到上司的跟班、巡捕、文案、师爷，不同身份的人，应该给他多少红包，也是有严格的规矩，多了不行，少了也不行。外边的官员来本地办事，查驿站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分别应该给人家多少钱，也是有严格的规矩。

诸如此类的种种开销，都是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所以像是县令这样的官员，都得有得力的账房师爷专门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师爷手里往往有一本账，专门记载这些零零碎碎的规矩，如果新来一位县太爷，办理交接时，他就得花几十两甚至上百两银子，把这本账买过来。

有一位候补的官员，好不容易得了一个职位，可是他不懂这个规矩，没有给前任账房师爷银子，那位师爷就做了一本假账，上边记载的送礼的数目都是错的。这位官员按照这个假账本上的标准给上司送礼，结果得罪了一圈人，他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年的时间，这位官员就被免职了。

虽然这段故事写在一部小说中，但是《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李伯元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祖父、父亲、伯父都做过官，李伯元从小跟着一位当知府的伯父长大，耳濡目染之间，见识了当时官场的很多陋习，所以他的记录，还是比较可信的。

送礼的这边，有一套复杂的规矩要遵守；收礼的那边，也不能随心所欲。

有一位清代官员的回忆录，叫《道咸宦海见闻录》，作者叫张集馨。张集馨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在地方上当过很多年官员，最高的时候做过布政使，那是仅次于总督巡抚的二品大员，他把自己在官场上看到的种种事情，写成了这本《道咸宦海见闻录》。

这本书中就有这样一则记载，张集馨曾经担任陕西督粮道。这个职位要管理军粮的转运补给，算是个肥差，所以孝敬上司的钱也比较多，在当地有“财神庙”之称。

张集馨在担任陕西督粮道时，孝敬最多的上司，是陕西巡抚。每一季送给巡抚一千三百两，一年就是五千二百两，除此之外，还有“三节两寿”的贺礼，也就是端午节、中秋节、春节，还有巡抚大人的生日和巡抚太太的生日，都要给巡抚送礼。

陕甘总督的官位比陕西巡抚还要大一些，但是要送的礼反而轻一些，一来是因为总督和自己隔了一层，不算直接领导，二来当时陕甘总督的衙门设在兰州，而陕西巡抚和陕西督粮道的衙门则是同在西安。

根据张集馨的记载，有一年陕西遇到了灾荒，这一年连军粮都停止征收了，但是给总督、巡抚的孝敬依然如常，这让张集馨深感困难。

最让吴思震惊的，是当时张集馨的顶头上司，那位陕西巡抚，他叫林则徐。

请注意，林则徐能力和操守，都是当时官场的楷模，他是一个难得的正派廉洁的官员。事实上，张集馨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好官，他在担任陕西督粮道之前，曾经受到皇帝的接见，皇帝特别赞赏了他的操守。

像张集馨这样的好官，像林则徐这样伟大的人，都没有办法排斥当时官场上的这些潜规则，这进一步证明了潜规则的适用范围是多么宽广。

有一本书叫《曾国藩的经济课》，这本书细致地分析了曾国藩的经济状况，你会发现，曾国藩作为当时清朝最有影响力和实权的地方官员，他虽然极不情愿，但是也不得不遵循潜规则。

比如，晚年的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因为军功，曾国藩还被封为一等侯、太子太保和大学士，封侯拜相，位极人臣。可是他的吃穿都非常简朴，有史料记录，英国雇佣军统帅戈登与曾国藩会面时，惊讶地发现堂堂总督竟然“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他的幕僚和曾国藩吃饭，发现菜里既没有鸡也没有鱼，就问他：“有一家店给各个衙门都送火腿，您这里没有吗？”曾国藩说：“以前有人送，我都不收，慢慢就没人送了。现在就是想喝黄酒，也得上街一斤两斤现买回来。”

曾国藩虽然连火腿都不收人家的，但是任总督时却有自己的“小金库”。主要来源是两淮盐运司和上海海关，名义上是上缴的公费。实际上，这就是两个衙门孝敬给曾国藩的贿赂，而曾国藩的这个小金库，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用这些钱去打点其他的官员。

所以，当时的曾国藩呈现出一种非常矛盾的形象：他自己的生活，可以说是克己奉公，可是在潜规则的支配下，他也不得不行贿受贿。

到这里，我们就能总结出来，到底什么是中国古代的“潜规则”。古代官吏集团的潜规则，它的缘起关键在“潜规则”的“潜”字，在潜规则的生成过程中，当事人实际并不是两方，而是三方。除了交易的双方，还要再加上“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放到具体的情境中，当古代官员和官员之间产生默契，不希望自己的信息暴露在皇帝那里时，“潜规则”就开始出现了。

而古代潜规则的固化，关键在后边的“规则”这两个字，古代官吏与官吏之间、官吏与皇帝之间经过长期博弈，形成了一套规矩。这套规矩会将更多官员卷入进来，哪怕是拥有操守、拥有声望也拥有权力的官员，也不得遵循这套规矩。这时，潜规则就变得极其顽固了。

来源:申浦水户的历史课

吴思，男，著名作家、记者、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