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西班牙穆斯林与基督徒的交融影响

中世纪的穆斯林与基督徒并非总是仇敌。阿拉伯帝国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大量的基督徒成为其臣民。许多基督徒成为了哈里发的官员，普通民众也基本得到妥善的安置。在征服西班牙之前，穆斯林的统治者对如何管理基督徒已经有了充足的经验。

及至西哥特王国灭亡，并非所有基督徒都选择了逃亡。在穆斯林征服的地区有大量的基督徒选择了留在家乡。这群人很快便被穆斯林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所折服，他们反抗情绪也日渐消退。化解矛盾谋求和谐，成为当时社会中的主流。

基督徒也是穆斯林统治下一个不可忽视的族群。西哥特王国灭亡后，大量的遗民选择返回家园。穆斯林同样也选择接纳了他们，二者的族群关系从这一刻开始建立。穆斯林统治下的基督徒的社会地位基本上与其境内的犹太人地位大致相当，都作为“有经人”享有“迪米”（dhimmi）的社会地位。

与犹太人不同的是，穆斯林统治之下的基督徒大部分都有原来所属的国家，这些国家在与穆斯林政权的战争中不是被消灭就是被迫割地议和。因此，穆斯林政权下的基督徒地位更类似于战败条约的规定而非犹太人那样是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

比如，公元635年，大马士革在向穆斯林军队投降之后，统军将领哈立德·伊本·韦立德与当地居民缔结条约规定内容如下。

“奉仁慈的大安拉之名，哈立德·伊本·韦立德答应大马士革的居民：倘若他进了城，他答应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教堂。他们的城墙不被拆除，任何穆斯林不驻扎在他们的房屋里。我们给予他们真主的契约，以及先知、哈里发和信士们的保护。只要他们缴纳人丁税，他们就会享受福利”。

这则条约清楚地显示出基督徒比起犹太人有着更加清晰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并且这些规定并非只是一种宗教原则，而是政治条约的明文规定。基督徒在享受条约保护的同时，对于基督徒的限制也有着更加明确的规定。

比如，《欧麦尔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基督徒在享受保护的同时承担了以下的义务：我们（基督徒）不在我们的城市或城市附近建造任何新的修道院、教堂、隐修院或修士单间。

我们无论夜与昼都不修复任何已倾圮或坐落在穆斯林区的此类建筑。我们要向路人和游客敞开门。我们要向从我们这里路过的任何穆斯林提供三天的食宿。

我们不在我们的教堂或家里窝藏任何密探,也不对穆斯林知情不报。我们不向我们的孩子传授《古兰经》。我们不公开举行宗教仪式。

我们不向任何人传教。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想加入伊斯兰教,我们不阻拦。我们要向穆斯林表示尊敬,要在他们想坐下的时候从我们的座位上站起来。

我们不试图以任何方式模仿穆斯林的衣饰·····我们不以他们的方式说话,也不采用他们的姓氏。我们不骑在鞍上。

我们不佩剑或携带任何武器,或在任何时候将它们随身带着。我们不用阿拉伯文刻自己的印章。我们不卖酒。我们要剪掉额前的头发。我们要一直穿我们的传统服饰。我们要在腰间系“组纳”。我们不在穆斯林大街上或他们集市的任何地方展示十字架或圣经。

我们只在自己的教堂里很轻地击板。我们不在教堂里、也不当着穆斯林的面大声礼拜。我们也不在下葬的列队行进中大声喧哗。我们不在穆斯林大街上或他们集市的任何地方点灯。我们不让我们的下葬队列靠近他们。

我们不把任何已经分给穆斯林的人取来做奴隶。我们不把自己的房屋建得比他们的还高。

条约虽然以基督徒的口吻写成，实际上却是秉承着统治者的意志。借基督徒之口说出，则是为了渲染一种失败者向胜利者主动跪地求饶的情景，体现了契约双方地位的不平等。

但是，在以人身依附关系为主要社会会关系的中古时代，我们很难去苛求一种现代社会的平等。穆斯林世界还是为留在当地的基督徒们留下生存的空间，同犹太人一样穆斯林世界的基督徒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族群。

在西班牙，当地统治者延续了穆斯林在东方的政策。例如，在安达卢斯的“突德米尔”（Tudmir）协议或称“塞奥德米尔”（Theodemir）协议。该协议以当地的一名哥特领袖名字命名，保护伊比利亚半岛东南地区的基督徒继续持有土地和迪米德身份。

作为代价他们必须缴纳相应的人丁税，税额大约是每人1个第纳尔，此外还要缴纳一定数额小麦、大麦、果酒、醋、蜂蜜以及橄榄油。

奴隶也要缴纳一半的税款。

在征服完成之后，穆斯林政权进一步完善相应赋税的征收。此外，在人丁税方面做了更为详尽的规定。将税额定位三级:每年按根据纳税人的经济情况不同分别缴纳12第尔汗、24第尔汗或48第尔汗。

另外，妇女、儿童、老人、穷人、僧侣和有痼疾的残废人免税。除此之外，政府还征收土地收入的20%作为土地税，这项税款是面向所有居民的。

保护政策也继续得到了贯彻。公元725年至727年，科尔多瓦总督亚赫亚·伊本·撒拉姆（YahyaibnSalam)曾要求当地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归还从基督徒居民手中非法夺取的土地。

此外，根据记载，西哥特国王维提萨（Wittiza）的一个儿子阿尔托拉斯（Artobas）他一度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被迫与他的侄子一同艰难度日。

在科尔多瓦，他指责当时的埃米尔阿布拉赫曼一世没有善待安达卢斯的居民。埃米尔听到他的评价后并没有为难他，反而赏赐了他并授予了他爵位。

对于西哥特的贵族而言接受穆斯林的统治并非是难以接受的事情，除非是神职人员。教会对于西哥特贵族向穆斯林效忠的行为也并没有加以干涉。在埃米尔或哈里发的宫廷中许多基督徒为其效力。

在953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向科尔多瓦派遣使节。负责接待的除了犹太人哈斯代·伊本·沙普鲁之外，还有基督教的莫拉比奇主教约翰。随后，哈里发又派出了艾尔维拉主教雷杰蒙杜斯（Recemund）作为使节出使奥托一世。

在军队中也有大量来自基督徒群体组成的雇佣兵在为哈里发或埃米尔服务。对于这些积极主动阿拉伯化并位其统治效劳的基督徒，统治当局一般将他们称之为慕斯塔-瑞本（musta‛-ribūn），而“迪米”的适用对象也主要是这些人。

基督徒中的狂热分子则被称之为纳萨拉（nasāra）或纳拉尼（naṣrānī）后者往往违反保护条约中的相关规定被取消“迪米”身份，穆斯林法庭则会根据情况进行惩处。

这些受到处罚甚至殉教的人并非是源于当局的刻意的镇压，相反这些人更愿意去主动挑起当局的怒火。851年，一名叫做艾萨克（Isaac）的人，他出生于一富裕的贵族家庭。

他本人不仅能够讲阿拉伯语而还在当局中任职。从这些条件上看他是一名典型的阿拉伯化的基督徒，属于穆斯林政权拉拢保护的对象。因此，在他主动向当局发起挑战之前，他没有遭受过任何的迫害和打击。

后来，他加入了塔巴诺斯（Tábanos）的修会并在那里学习了三年的神学知识。随后，他来到科尔多瓦找到一名穆斯林法官佯装自己想要成为穆斯林，并请求这位法官给他讲解相关教义。

但是，很快这场求教就变成了一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神学辩论，在这个过程中他公开对穆罕默德进行了攻击称他是魔鬼的仆从。即便如此，这位法官并未立即向艾萨克发难，反而称他喝醉了想要替他挽回局面。然而，他的好意艾萨克并没有接受。法官无奈之下只能将它关押并将此事上报了埃米尔。

随后，艾萨克被以诋毁先知的罪名处死。在这个事件中，完全是艾萨克本人单方面违反了“迪米”的保护协议，穆斯林一方无论是在事前还是事发当时都没有主动迫害或有意挑起纷争。有趣的是，反而是那位法官有意想要避免矛盾，化解纷争。

实际上，在科尔多瓦当局无意对非穆斯林社会团采取恐怖威胁的政策。毕竟，这些社会团往往积极帮助当局进行各方面管理，在外部政治局势复杂的情况下一个和谐稳定的内部环境显得格外重要。

另一方面，这种蓄意挑起冲突的极端行为也没有的得到基督教社团高层的支持。公元852年，塞维利亚主教雷卡雷德主持召开了一次主教会议对这种主动寻求殉教的行为予以了谴责。

从各个方面可以看出，穆斯林统治下基督徒已经高度融入穆斯林社会。二者之间的求同存异也显示出，两个族群从初期的接触走向更深层额合作。双方依然认识到彼此利益的一致，这一点进一步在表现为文化上日渐的趋同。

穆斯林的文化也深受基督教居民的推崇。阿拉伯语已经成为官方文字，罗曼语则已经沦落为方言，甚至在日常口语上也面临阿拉伯语的竞争。在根据9世纪尤洛吉亚（Eulogia）的哀悼诗，科尔多瓦的基督徒甚至已经忘记了拉丁字母。

另一位不知名的基督教作家则更为直接的哀叹道：“基督教中的俗人，鄙弃拉丁神父的著作；而“醉心于阿拉伯人的辞章。”传说在大约724年，塞维利亚的主教约翰甚至准备了阿拉伯语版的《圣经》，以便当时阿拉伯化的基督徒诵读。

854年，另一位基督徒作家阿尔瓦罗（Alvaro）更为详尽的描绘了当时的人们对阿拉伯文化的痴迷：我的基督兄弟们着迷于阿拉伯的诗歌和传奇故事。他们学习穆斯林的神学以及哲学著作，并非是为了反驳它们，反而是为了追正宗而高雅的阿拉伯风尚。

现如今，在哪儿还能见到阅读圣经的信徒？唉，在年轻的基督徒中一点不了解阿拉伯文学和语言的人反倒是令人感到稀奇。

尽管这些事例都似乎在证明阿拉伯语的强势以及罗曼语的衰微，但是根据里贝拉翻译胡申的《科尔多瓦法官史》显示在整个九世纪至十世纪罗曼语同样穆斯林的各个阶层中。

穆罕默德一世，在864年任命了一位名叫阿姆·比·阿卜杜勒的法官。这位法官主要使用的语言是罗曼语。

尽管有大量记录记载了许多人因为会将阿拉伯语而受到重用，但是阿拉伯语并非是担任公职的一个必要条件。因此，阿拉伯语的盛行并非是源自外部力量的威逼利诱，而是人们自觉选择。

参考文献：

1.王亚平：《西欧中世纪社会等级的演变》，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2.许昌财主编：《西班牙通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

3.张倩红、张少华：《犹太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