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曾铸家族-离闽寓沪的曾氏之家的探讨

文丨莫泊桑的一生

编辑丨莫泊桑的一生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是近代上海城市发展的起点。在开埠之前，上海便凭借位于长江河口的港口区位因素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会馆林立。

上海开埠后，全国各地的许多商民来到上海谋生。同时，上海也吸引了众多国际移民，逐渐成为一个移民城市。

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驻沪领事与上海道签订《上海土地章程》，设立上海英租界。随后美、法两国也先后在上海设立租界。

19世纪后期，上海在城市格局上形成了上海县城、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三个区域。

上海租界出现后，西人急剧增多。国内各地外埠人也争相进入上海租界，“以广东、福建、浙江为多”。

国内外移民的到来不仅为上海社会注入全国各地的文化，同时也使上海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碰撞、交流的前沿。

在地方政治中，经济转型、社会变化、移民涌入的累积造就了一个复杂而多样化的社会，上海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发生了转变。

19世纪中期之后，上海开埠，经济迅速发展与移民涌入带来的人口变化使得上海社会异质化。

梁元生指出在晚清上海多元化复杂社会中，上海的权力结构不再是传统农耕同质背景下官绅的结合。

19世纪后期，在经历了太平天国等战乱纷争后，上海官员将商人与士绅一起纳入地方权力结构，二者都是政府的重要助手。

商人群体作为“经济精英”，与士绅群体(“指导精英”)一起成为异质社会中不同的“压力集团”。

同时，小刀会起义时，华界许多商民涌入租界，出现了华洋杂居的情况，租界的性质发生转变。

而后工部局的设立，使得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式的租界，脱离出中国政府的行政治理范围，上海出现了华洋共治的局面。

曾铸曾在自述中简要介绍了自己的家族背景:窃职寒族，系出自都派衍沫泅。

李唐光启朝，团练副使延世公自光州入闽，遂为闽中鼻祖，厥后分居汀、福、泉、漳四州县，索叶相承，诗书踵武，迫至赵宋位台鼎而职卿曹者，尤极称胜元明。迄今代由闻人职祖二品封职讳式欣自温陵愈迁来沪，始寄籍焉。

曾铸寓沪背景

曾铸祖籍福建同安，位于闽东南沿海地区，宗族组织极为发达。福建地处东南沿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海岸线曲折，良港众多，东临大洋，便于商船出入。

曾铸所在曾氏之家的祖宅位于福建同安县城内。同安县城位于泉州府西南方，此地是东溪与西溪相汇之后南流入海之地，“依山面海，轮舶往来最为便利”。

同安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及便利的水路交通，适合商业贸易的发展。清代福建对外贸易发生了重大变化。

嘉庆、道光年间，福建闽商海外贸易衰落不堪，贩洋船寥寥，不复康熙开禁和雍正开放南洋贸易之初的繁荣。

鸦片战争后，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迅速崛起。但清政府严格控制商业发展，商税繁重，吏治腐败，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也在远东进行侵略。

清代闽商的海外贸易发展举步维艰。道光二十三年，上海开埠后，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移到上海。

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中国内外贸易的集散中心和重要港口，同时也成为多地之间商品交流的中转站。

闽粤及内地商店纷纷移店上海。随着上海对外贸易的发展，从事对外贸易的地域性团体之间存在着竞争。

19世纪中期发生于上海的商战主要就是在两个地区性集团之间展开的:一方是广东和福建商人，另一方是以宁波帮为中坚的宁波商人。在商业竞争的催化下，各集团商人们开始寻求政治影响力。

以至于到了19世纪中后期的上海，浙江商人和广东商人之间的长期不和与敌视，转化为政治性的争斗。

19世纪50年代，小刀会起义打破了上海自开埠后较为平稳的社会秩序。

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官方的镇压不仅削弱了上海广东移民的势力，寓沪福建人的势力也备受打击。

参加小刀会起义的上海福建人多为失业水手和船上雇工等中低层群体，同时上海闽商也卷入其中。

上海小刀会起义后，上海福建人人口数量因清政府对闽、广人严厉的制裁措施急剧下降。

首先，善后措施中对上海福建人聚集的地区进行了清算，“毁巢穴，清逆产，以绝根株也”。泉漳会馆因此被烧毁。

其次，因小刀会起义中福建人的参与，长久以来在沪经商的闽商形象受损，以致全体福建人居住地点被迫迁往城外。

官方认为上海小刀会起义中“闽、广商人从乱而归，百计搜求，鱼肉百姓，以致沪民无一瓦全”。

全体寓沪福建、广东人的形象深受影响，上海绅民公议“永禁闽、广人入城居住，以伸公愤也”。

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上海闽商群体在城市经济结构中地位日渐退却，在沪闽商的商业活动也受到了很大打击。

广东、福建商人集团的支配地位随着小刀会的瓦解而结束。上海开埠后，对外贸易迅速发展。曾铸随家寓居沪上。

祖父曾式欣时便因商业贸易自福建泉州前往上海寓居，“自温陵愈迁来沪，始寄籍焉”。祖父时自泉州前往上海贸易，可能与当时对外贸易的特点与形势有关。

曾铸父亲曾初泰时由同安迁往厦门，“住外清”，在洪本部经营汇兑业。曾铸随父亲“贸迁来沪，遂家焉”。曾铸在宗祠祭文中尊父亲为迁沪始祖。

由此可知，至少从曾铸祖父起三代经商。曾铸家庭中最终定居上海的世辈自曾铸之父曾初泰始。

乡缘与泉漳会馆

曾铸祖父曾式欣、父亲曾初泰均为地方闻人，在经营自身家庭、家族的同时兼顾乡谊。

虽曾铸幼时便随父亲离闽寓沪，但曾氏父子与家乡福建的联系没有随着寓沪时间的增长而疏远。

曾铸祖籍福建同安，故与曾氏之家有着密切联系的是上海泉漳会馆。

曾铸之父颇注重乡谊。曾初泰因经营泉漳会馆，热心帮助同乡，颇负声望。无论是后代回忆还是方志记载中，均强调其对泉漳会馆的经营。

上海泉漳会馆主要聚集了福建龙溪、同安、海澄三邑的同乡，捐资兴建与管理的成员多为商号、商船主人。

早在乾隆年间，便有来自福建泉州、漳州两郡在上海经商的商人等公议:“捐资置办上邑大东门外二十五保七图滨浦房屋基地，建造泉漳会馆一所，供奉天上圣母神位……并置买北门外二十五保五图灯地，建造泉漳北馆一所，供奉观音大士神位，以护幽魂，而资普济”。

泉漳别墅供奉“观音大士”，“以护幽灵，而资普济”，既有寄枢又有义家。上海开埠后，来自全国各地商民涌入上海，谋求生计。

在沪人员的日益复杂，使地方政府管理难以深入至基层，作为新兴城市的上海显然缺乏相应的有效管理。对于商人和贫困的移民来说，“同乡纽带是可以提供组织和庇护的少数手段之一”。

各个地方人来到上海，分中有合，结成同乡组织，包括前期的会馆公所和后期的同乡会。

由于近代上海人员构成的特殊性，同乡组织某种程度上成为各地来沪移民的“准政府”，既被各地移民所认同，也被上海地方政府、两租界管理机构所认同。

会馆在官方、民众、租界管理机构的三重认可下，被赋予了维护社会秩序和乡谊的双重责任。曾初泰秉性仁爱，旅沪同乡有事，均乐于赞助，在寓沪同乡中颇具声望，深受同乡尊重。大家公举其为泉漳别墅(泉漳北馆)董事。

曾铸子女也回忆道:“今之泉漳别墅，规模宏厂，厦屋渠渠者，即先祖所督建也”。

小刀会起义后，清政府对在沪的福建商民进行限制与镇压。福建人被迫搬出城外，泉漳会馆对政府的影响力也有所下降。

同治初年，因泉漳别墅所在地被划为法租界，法国人以“怕停枢不卫生”和“怕旅沪闽人强悍，易滋事”为理由建议清政府勒令将其驱散。

这一建议得到了上海道的支持，他勒令泉漳别墅迁出该地。泉漳会馆极力抗争，终无结果，只得放弃这“数十亩地”，迁到日晖桥。

法租界最初设立时规定租界内义家免交捐税，后随着租界内人口增多、地价上升等原因便寻求借口扩展租界，迁离各地会馆、义家。

四明公所也在法租界扩张时以“有碍卫生”为由被要求迁离义家，但在宁波人群起反对下，暂时作罢。

面对租界的扩张与对赋税权力的争取，地方政府最终强使泉漳别墅与义家迁离。泉漳会馆与福建人此时势力已经开始衰退。

尽管小刀会起义后寓沪福建人被镇压和限制，但泉漳会馆仍是寓沪福建人共同的精神家园。

曾初泰时为泉漳别墅董事，以一己之力为“移墅迁家”奔走安置。泉漳别墅迁往上海外日晖桥东后，经营者除新建别墅、新辟义家外，还为客逝于上海的泉漳人士建设停灵处所。

同时会馆也为寓沪家乡子弟修建读书用的楼房，曾铸与曾铸之子曾泽霖均曾在此读书。曾初泰在经理泉漳会馆后，上海泉漳会馆与曾氏之家之间联系日渐紧密。

顾德曼强调会馆董事对群体荣誉的维护是会馆权威的重要来源，“只有会馆董事作为奉行儒家价值观的典范，他们才会被旅居者当做群体乃至整个城市当之无愧的领导”。

曾铸父亲曾初泰秉性仁爱，为泉漳别墅义家、迁址等事全力奔走，在乡人间积累了声望。

经过曾初泰及之后众多曾氏子侄、业师苏家对泉漳会馆、建汀会馆的经营，曾铸继承并积累了众多无形资产。

参考文献

[1]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

[2]《工部局档案》缩微胶卷，上海市档案馆藏。

[3]曾铸:《曾氏瑞芝义庄全案》，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