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举制是以选拔人才为核心目标的制度吗？

清朝科举考试流程

“科举制”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至明清趋向衰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官僚选拔制度。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始设进士科，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创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历时1300余年的“科举制”在晚清新政时期正式画上句号。

不可否认，在“科举制”下，历代封建王朝均能够切实甄选出优秀人才充实政府机关，如北宋王安石、南宋文天祥、明朝张居正、晚清张之洞等，他们都是历史上耳熟能详的依靠科举功名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人才代表。不难看出，无论是在“科举制”兴盛时期，或是“科举制”趋于衰落时期，它的存在都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或多或少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众所周知，“科举制”的一大功能在于选拔人才。俗话说：“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在历史上很好贯彻落实了《论语》中提到的这一理念，但试问“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与当下社会我们所面对的各种招聘考试有何区别？”或者问“中国古代科举制是一种以选拔人才为核心目标的制度吗？”

对于后者，笔者认为答案应是否定的。倘若“科举制”是以选拔人才为终极诉求，到明朝时何以兴起如八股文这般固定僵化的答卷样式？清代吴敬梓撰写《儒林外史》，对明清科举制进行了较为尖锐的批判，其中为世人所熟知的《范进中举》，正表现了作者对当时科举制下士人现状的深刻描绘。

科举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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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产生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冯天瑜先生曾作出“科举制—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的论断。回望世界历史，在启蒙运动思潮影响下，英法等国相继推行的文官制度似可视为中国古代科举制的翻版。因此，汉学家卜德认为“科举制是‘中国赠予西方最珍贵的知识礼物。’”

“科举制”起始于隋朝，其创制之初是为解决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充斥官僚阶层的弊病，为加强与巩固中央集权的客观需要。不难想象，同宗同源的门阀大族倘若充斥官僚系统机要并形成庞大的家族政权集团，门阀势力势必对皇权造成极大威胁，久而久之形成架空皇权的局面。

此外，“科举制”之前的官僚选拔流行用“九品中正制”，该制度重在门第、出身以选拔人才；同时随着门阀势力的猖獗，“中正官”长期由世家大族垄断的局面，使得官僚的选拔对象常常为门阀自身的亲信、党羽。这些被提拔上来的官僚，或缺乏真才实学，或倾向听命于门阀士族，皇帝的权威因此落空。

综上所述，基于加强皇权和选拔实干人才的需要，科举制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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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科举制”在创制时重在解决的两大主要问题，即“加强皇权”和“选拔人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加强皇权”才是第一位的，“选拔人才”仅可作为制度本身的附属功能。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历代君主对人才的重视通常仅局限于在某一特定时期，统治者关注的焦点通常也只是自己的皇位问题。统治者追求“皇位永固”的思想是“家天下”世袭观念的表现。

然而各种人才若活动于皇帝左右，势必建立起君臣之间的制约体系，具体表现在皇帝的意志有时候会遭到其他大臣的反对，情况严重时出现像近代“西安事变”那样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实行“兵谏”也是有可能存在的。中国古代自秦朝始，建立起的专制集权政治的核心，在于“一家独大”，皇帝之言即“圣旨”，不容任何质疑和反对。《韩非子.爱臣》篇中，就阐述了君主爱臣对君主带来的潜在危险，意在告诫君主要加强对臣子的防范。

历代君主正是基于上述这种认识，所以才相继出现“鸟兔死，走狗烹”的一系列悲剧。当昔日追随越王勾践的文种还沉浸在“苟富贵，勿相忘”的美好幻想时，不料随后勾践杀害文种的悲剧发生，他才意识到范蠡淡出政治仕途的正确性。文种的悲剧并非特例，历史上如刘邦得势后翦除“异姓王”；明太祖朱元璋得势后相继掀起的“胡惟庸案”、“蓝玉案”皆映证了“兔死狗烹”的历史规律。

可以说，君主上位后残害昔日的功臣宿将，其根源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由此不难看出，在专制政体下，君王对那些有真知灼见和不世之材的人常常带有防范心理，这些人的存在通常只是君王基于时局考虑，以维护自身统治为终究目标所作的战略性选择。

由此不难推论，在“九品中正制”下，门阀士族掌握了选拔人才的特权，垄断了国家组织资源；“科举制”的创造正是要着力解决这一问题，让组织资源集中于“君主”门下，从而加强皇权，避免被其他势力架空。当唐太宗见新科举子从皇宫门中鱼贯而入，不禁欣喜而发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gou）中矣”的感慨，恰恰说明了“科举制”的这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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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创始于隋朝，但到了唐代，昔日“门阀士族”的阴影还未完全走出，“五姓七望”的存在，依旧是皇权毒瘤，但至少这时候的皇帝终于可掌握一部分组织资源。

有唐一代，来自于“门阀士族”的威胁依然不容乐观。《唐书》所载830名进士中，有71％来自于士族；同时，在唐代政坛上，也主要是崔、卢、李、郑、王、韦六大士族占据优势，这些士族其中共出宰相102人。此外，影响唐代深远的政治事件“牛李党争”，依旧反映了门阀子弟与科举士人之间的较量。

到了宋代，同样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防止出现像唐代藩镇割据及五代时期武将专权的局面发生，宋代倡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模式，在此方针下大兴科举，同时对“科举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糊名法”、“誊录法”、“锁院制”等的推行，确保了科举的公平公正，因此宋代这一时期依靠科举入仕的读书人更具真才实学和士大夫精神，如范仲淹、王安石曾相继主持了“庆历新政”和“熙宁新政”；南宋科举状元文天祥亦在国破山河之际，发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声音。

直至明清时期，“科举制”趋于衰落，考试范围被局限在四书五经，考生仅可代圣人立言，不可自由发挥，同时“八股文”强调严格的章句样式，限制了考生的发挥空间。自此，即便是考生有真知灼见的想法，亦需在可控范围内把握文笔。这种局面的出现，实际是君主为加强思想控制的需要，本质上仍是维护自身统治。

因此不难看出，“科举制”从创制开始，其核心目标便不是选拔人才，正是由于制度本身是为专制政治服务的本质，故从隋唐至明清呈现出从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趋势，也不可避免在近代社会救亡思潮背景下，“科举制”由于与近代政治模式的天然不相容性而被时代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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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论证“科举制并不是以选拔人才为核心目标的制度”，似乎有人疑问“中国古代不需要人才来支撑国家建设吗？”或者说“科举制与当下的‘科教兴国’的区别在哪里？”

对于后者，可以说“科举制”是一种君主本位的政治制度；而“科教兴国”是一种人才本位的战略形态。二者的区别在于“君主统治”与“人才甄选”何为第一性的问题。而对于前者，需要表明的是：中国古代长期处于农耕经济形态，同时最重要的是从地理上看，中原民族通常只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从整体上看，联同东西南北游牧民族所处地盘，整个中原文化圈在地理上是封闭式的，两面环山、两面靠海，这在古代不发达的交通条件下，其他任何强势民族的军队根本无法触及中原文化圈。正因为如此，在没有强力的外部压力背景下，中原王朝统治者只需聚焦于内部治理，自然也不需要过多人才来加重自己的统治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