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德川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封建制国家。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初期，日本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德川时代，日本农业的发展虽然仍较缓慢，但取得的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

在此基础上，商业性农业也有了一定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的比重显著提高。特别是靠近大城市的一些地区，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19世纪上半期已超过稻米的种植面积。

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商品交换关系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生产，是日本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为例，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经营“木棉寄屋”的包买主，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再转售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

商业资本进一步控制生产的形式是“换棉”和“出机”。“换棉”即商人供给皮棉，由农村手工业者分成纱或再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一部分产品作为工资。

“出机”是指商人供给棉纱和织机，由手工业者在家里织成布匹，商人则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后来“出机”资本家便设立自己直接经营的手工工场，从贫苦农家招募“机织下女”即女工从事生产。

幕末，由包买主直接控制生产从事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经营方式，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厂也陆续在缫丝、丝织、棉织、陶瓷、酿酒、造纸等生产部门出现。在

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如浓尾、泉州地区的棉织业部门，工厂手工业已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由于受到封建制度的种种限制，总的说来幕末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还是不高的。资产阶级尚处于形成的初级阶段，他们虽然还没有能力领导革命，但对现存的旧体制是不满的。

商品经济的发展还导致新兴地主阶层的出现。一些农村的富裕农民、商人高利贷者和手工工场主通过抵押或典当的方式非法占有农民的份地，转化为地主。

他们或者雇佣工人自营耕作，或者把土地出租给佃农征收封建地租，同幕藩封建领主之间也存在许多矛盾。这些被称为“豪农豪商”的资产阶级与新兴地主，后来成为倒幕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

处于幕藩领主封建统治下的广大农民是反封建的主要动力。在德川时代日本共发生2809次农民暴动。幕末农民暴动更加频繁，仅1801~1867年就爆发了1169次，在推翻幕府统治的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中叶日本能够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原因，是日本的封建制度异常僵化，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从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

导者。

在德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土地所有制。幕府禁止土地买卖，新兴地主的土地所有权无法得到法律的承认。因此，领主阶级不仅不能将他们包容进自己的队伍之中，相反却将其推向反对派的怀抱。

就国家的政治体制而言，日本是一个封建的幕蒂制国家，它既有作为中央政权的幕府，又在地方保留了由领主一大名自行统治的二百几十个藩国。

一些藩国的领主，主要是外样大名，对幕府的统治心怀不满。这不仅会导致领主阶级的公开分裂，而且为倒幕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

在幕藩体制下，目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二天皇。他虽被剥夺了统治大权，但历史的传统使他仍具有强大的精神影响力，可以成为革新势力反对籍府统治的有力政治工具。

在德川时期，日本在选拔和任用官吏方面，实行的是世袭门阀制。幕府和诸蕃的各种官职，均依武士等级身份的高低来分配。

“权门武士”把持了政府要职，一些门第较低面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则无缘获得较高的职位，对上层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因此，幕蒂体制和武士等级的内部充满了各种矛盾，

一方面使幕府的统治易于陷入孤立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便于在旧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

在德川时期，全体武士的年均收入为35石，下级武士的收入自然要比这个数字还低得多。从18世纪中期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将军和大名“皆感国用不足”，常采用削减甚至停发下级武士俸禄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

对门阀制早已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武士，由于经济地位的急剧恶化而“恨主如仇”。这就使武士等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大批下级武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也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

另外，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的则以从富商家族中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做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济困难。

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

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家，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深受兰学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

正是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地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这就使日本能够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就国际环境而言，明治维新是在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威胁下爆发的，这一外部条件催化了这场革命的提早发生。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一支船队来到日本江户湾的浦贺港，要求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同美国友好相处，缔结通商条约。在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国书，答应在1年内给予答复。

1854年2月培里再次率船队来到浦贺港。3月幕府被迫在神奈川同培里举行谈判，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这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随后，英，俄、荷等国也先后援例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和好条约”。

1856年8月，美国任命的驻日本总领事来到下田，同幕府进行谈判。他利用英、法在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恫吓，终于迫使幕府于1857年6月签订了《日美条约》，1858年7月又通签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

同年，英、法、俄、美也同日本缔结了通商条约。因为这些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通称“安政五国条约”。西方国家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迫使幕府同意开港通商，还取得很多特权，使日本的国家主权道到破坏。

从1859年7月起，日本据约正式开港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日本被迫开国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对革命的爆发起了催化作用。

首先，幕府因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胁而被迫开国，暴露出它的腐朽和虚弱。开国所带来的严重民族灾难与社会灾难，又使幕府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这就使幕府已无法再按老样子统治下去。

其次，开港通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反封建的斗度之争空前高涨，1863~1868年共发生370次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其中仅1866年便发生141次。由于开国而受到打击的工商业者和下级武士也积极行动起来。尊王攘夷派和倒幕派就是以他们为社会基础而形成的。

最后，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随着开国而逐步加深的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使一些出身于下级武士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在日本“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为此就必须首先以武力打倒幕府的反动统治。

他们从爱国主义的立场出发，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道路。正是他们成功地领导了倒幕维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