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王氏有多少年的历史，与其他士族的关系如何？

琅琊王氏绵延南北朝几百年，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要与其他士族发生联系，这主要体现为东晋初期对南方士族的争取与安抚，以及王敦之乱后与北方侨姓士族之间的联合与争斗。

从书信看琅琊王氏与南方士族关系

司马氏南渡之后，根基不稳，如何能获得南方士族的支持，以便尽快在江南立足成为摆在司马氏与北方侨姓士族面前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在这一难题的处理上，王氏一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通过放低姿态，主动亲近联合南方士人的方式，极大地改善了南北两方士族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通过王敦对贺循的举荐，以及王导与贺循之间的书信往来得到了很好体现。

贺循为会稽人，曾祖为三国东吴大将贺齐，其父贺邵则官至中书令，贺氏一门为典型的江东名门望族，贺循本人具有高尚节操，进退皆合礼仪，且为政有才干，担任武康县令期间，移风易俗，注重教化。

石冰叛乱之时，响应周玘等江南豪族号召，劝退石冰大将抗宠，平定会稽郡。陈敏割据江东，授予江南士族官职，贺循因疾推辞，陈敏也不敢相逼，可见贺循在司马睿到达南方，建立东晋朝廷以前，已经在江南拥有极大的影响。

王敦曾有《举贺循为贤良、杜夷为方正疏》一文，贤良方正是汉代高级官吏举荐人才的一种制度，当时九品中正制已经施行，而且贺循已经通过以前的功勋证明了自己，贤良方正对其仕途以及其他方面来说，意义并不是很大。

同时期的王敦对此应是知晓，但他依旧举荐贺循为贤良，很有可能是想通过推荐贺循以达到向江南士族示好的目的。

其次是王导《与贺循书论虞庙》、《又与贺循书问即位告庙》。前一篇主要讨论虞皇后之事，司马睿为琅琊王之时，纳济阳虞豫的女儿虞孟母为妃，虞氏薨于永嘉六年，司马睿为晋王以后追封虞氏为皇后。

但是太子司马绍有自己的亲生母亲，故在立庙问题上众人存在疑虑，于是王导就此问题询问贺循，贺循则引汉光武帝之事表达了自己对于是否建立虞庙的看法。后一篇主要探讨的是司马睿即位行告庙礼，朝臣刁协等人主张不告晋惠帝与晋怀帝，因此王导写信把刁协的意见告诉贺循，以此听取贺循的观点，贺循根据古代庙制和现今庙制存在的差异，认为不得以古代礼法作为断论，故不赞成刁协等人的看法。

皇后立庙和皇帝即位告庙礼，都属于古代重要的祭祀活动，王导多次致信贺循，与其讨论相关问题，一方面是由于贺循家学的缘故，其先祖庆普在汉代传《礼》，他的学说被后人称为庆氏学，贺循受家学熏陶，对儒家礼制可谓有相当的研究，这是王导写信咨询他的一个原因。

另一方面恐怕与王导打算加强南北士族联系这样的目的有关，因为琅琊王氏关于礼学也具有家学渊源，在东晋开国之初，晋怀帝太子司马诠被刘曜所害，在朝臣举哀事宜等等相关礼制问题上，王导均有过中肯的看法和建议。

而且纵观东晋一朝，诸多琅琊王氏子弟的文章都显示出了他们对礼法制度的熟悉，由此可见王氏家族在礼法方面根基和造诣之深。但是王导在涉及礼法问题的国家之事上主动写信给贺循，征求贺循对立庙及告庙礼的意见。

既可能是王贺双方礼法认识的交流，还有可能就是王导借此表现对南方士人的推崇，以及欢迎其参与国家建设所显示出的一种姿态。

尽管侨姓士族对南方士族的联合仅仅是为了政局的稳定，朝堂之上南方士族更多时候起的只是装饰作用，大部分人并不能担任比较重要的职位，但南方士族对于东晋一朝的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决不能否认。

司马睿渡江之后，曾对顾荣说道：“寄居他人土地，心中常怀惭愧之情。”顾荣则劝慰司马睿，让他千万不要把迁都的事情放在心上。从司马睿与顾荣君臣之间的这一番谈话，可知江南士族事实上承认了南渡而来的东晋朝廷与北方士族，而江南士族能有如此态度，王氏家族所起的作用非常巨大。

从书信看琅琊王氏与侨姓士族关系

由于在仕途当中受到排挤，难以接近核心权力，南北朝时期江东士族在一段时间内对朝局和国家的影响是有限的，政事的漩涡主要在北方侨姓士族当中，根深叶大的王氏家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其中，和其他士族进行政事上的短暂联合与长期斗争。

在东晋一朝，琅琊王氏与庾氏、桓氏、谢氏、太原王氏等北方流亡士族在政事上都有过交集，并呈现出轮流执掌朝政的现象。前期王氏一族的政事地位极高，其他门阀难以望其项背。

但在王敦之乱后，王家实力大损，其他士族趁势崛起。陈郡谢氏与东晋其他门阀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家族发展基本跨越南北朝，族内优秀子弟辈出，与琅琊王氏埒名，后人常以“王谢”并称，指代高门望族。

正是因为两族门势强盛，绵延时间又长，故较之庾氏等门阀士族，王谢二族之间的交集更频繁，争斗自然也更加激烈。

陈郡谢氏远祖可追溯至曹魏时的谢缵，但真正奠定谢氏一门在社会当中崇高地位的则为东晋时期谢万、谢安等人。谢万为人轻率自傲，却工于言论，擅长作文，加之在众人面前善于表现自己，因此年纪轻轻便得到时人很高的赞誉。

谢安情况类似，桓彝、王濛、王导对其都十分看重，亦年少知名。谢万讨伐前燕失败被废黜，谢安开始出仕，简文帝去世后，他被任命辅政，并且在阻止桓温篡改之事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下，进攻东晋，打算一统全国，东晋朝野上下震恐，谢安临危不乱，从容调兵遣将准备迎战，最终大破前秦军队于淝水，从而使东晋转危为安，谢氏一族政事地位在此时到达巅峰。

王氏和谢氏两个家族在这个阶段联系比较紧密，政事上，孝武帝即位以后，王彪之、谢安共掌朝政，谢安盛赞王彪之，称众臣遇到无法决断的朝廷大事，只要咨询王彪之便全部能迎刃而解；

婚姻上，王谢两家联姻，王导的两个孙子王珣、王珉分别娶谢万、谢安的女儿为妻；生活上，两个家族也多有交往。以上联系可以从王羲之和谢万、谢安的来往书信上看出，现在留有王羲之写给二谢的书信共计四篇，《遗谢安书》主要是王羲之在政事上的一些建议。

《与谢安书》中谈及的东西则极其丰富，书法、乐器、风景各方面都有涉及。在《与谢万书》中，王羲之描绘了一幅祥和的园田景色，并表达出自己对此等美好生活的憧憬。

谢万曾任豫州刺史，督豫，并、司、冀四州军事，但是其本人狂傲清高，不善于安抚军卒，故王羲之给谢万写信，即《又遗谢万书》，希望谢万能够改变做派，与士卒同甘共苦。

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王谢两族表面的友善，一旦涉及根本性的政事权力问题，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被撕破开来。谢安虽对王彪之赞赏有加，但在许多政务的处理上，谢安往往置王彪之的意见于不顾而独断专行。

王珣兄弟皆为谢氏女婿，因为相互猜疑，两族心生罅隙，谢安先与王珣断绝姻亲关系，后又让女儿和王珉离婚，二个家族之间由此生仇。到了刘宋建国前后，王氏和谢氏之间的关系仍然比较紧张，虽然也曾有王弘与谢灵运相互通信就佛法问题交换看法这样的事情，但双方之间的倾轧更加严重。

王弘以谢灵运杀害自己奴仆桂兴的罪名上奏弹劾于他，学者杨勇、曹道衡、镰田茂雄等人都注意到了王弘弹奏理由的牵强，大多认为王弘此举只是借题发挥，趁此打压谢氏家族，是王谢大族之间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

同样宋文帝刘义隆诛杀徐羡之、傅亮以后，谢晦被迫起兵反抗，并上表为自己辩解，表中亦提到：“王弘兄弟，轻躁昧进。王华猜忌忍害，规弄威权，先除执政，以逞其欲。”

指责王氏兄弟品德低下，为个人私欲排除异己，字句之间对王氏一族左右朝政的不满显露无遗。由于王谢两个家族持续时间长，优秀子弟众多，再加上政事上的纠葛，所以矛盾最为激烈。

在随后的齐、梁、陈三朝，王谢二族子弟仍然有许多人见诸史籍，此时的陈郡谢氏衰落较为严重，王氏虽然有王俭、王筠、王融等人活跃于政坛，不过历朝君王把权力紧紧抓在自己的手里。

为此王俭几人更多是在文化上面有所建树，王氏、谢氏失去了政事的土壤，再加上皇权的挤压，两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保全自身上，在斗争方面不能说完全消失，不过较之晋宋时期，几乎是停歇下来。

无论是对南方士族的联合，还是与侨姓士族的联合与斗争，归根结底，推动王氏如此行为的重要力量就是政事。因为要巩固新生政权，王氏主动接近示好南方士族，又因为要获取朝堂权力。

王氏便与其他侨姓士族进行不断的分分合合，最后争斗渐渐停止，也是由于家门权势丧失，而这些错综复杂的政事关系都从王氏书信当中得到了体现。

王氏书信中的家族成员政事观

政事类的书信在王氏现存书信当中所占比重最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由书信基本功能所决定，又是王家世代官宦的身份使然。诚然王氏在政事上确是以自保门第为主。

但在此大的方向之下，王氏子弟仍愿意用自己的才能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在书信中便展现出了王氏子弟以国为重的大局观、任人唯贤的人才观、心怀百姓的民生观等多种政事观念。

大局观

以国为重的大局观主要在王羲之给殷浩的两封信中涉及，东晋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继颍川庾氏而起的士族为谯郡桓氏，桓氏代表人物桓温不同于一些不谙政事的清谈客，其人颇具有一定的才干。

永和二年他率兵伐蜀，屡战屡胜，于次年平定蜀地。桓温灭蜀以后，声望日益高涨，朝廷对其十分忌惮，殷浩为当时名士，年少有美名，尤善清谈，士人将其比作管仲、诸葛亮。为了牵制桓温，殷浩被启用并参与朝政。

由于政事立场的不同，桓、殷二人心有芥蒂，矛盾丛生，在许多问题上针锋相对。王羲之恐二人相争于国家不利，故致信殷浩，信中写道：“下官乃劝令画廉蔺於屏风。”

廉颇、蔺相如由敌人转换为朋友，戮力同心，共保赵国的故事，殷浩必定知晓，王羲之希望二人以前代先贤为榜样，冰释嫌隙，共卫南土，不过王羲之的逆耳忠言，殷浩并未采纳。

为了打压桓温，殷浩在东晋朝廷的支持下准备北伐，王羲之对于此举极力反对，很多人据此定义王羲之为保守派，更有甚者批评其不图进取，这种说法明显不妥。王羲之对南北双方的实力以及殷浩个人才能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给殷浩的信中认为现在朝廷众人内部不和，不仅不能深谋远虑，而且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勾心斗角，以至有好计谋不被采用。

如今“军破于外，资竭於内”，形势更加严峻，北方之地已经难以图取，比较稳妥的办法是诸将退保各镇，对长江以北实行羁縻政策，然后统治者广修德政，招揽贤才，同时废除加于百姓身上的苛捐杂税，轻徭薄赋，如若不然，恐怕会出现陈胜吴广那样的起义。

王羲之有如此建议，既有对好友殷浩前途的关心，更有对国家命运的考虑。可惜的是殷浩对于王羲之的拳拳盛意和真知灼见，依旧不屑一顾，最终殷浩被姚襄击败，不久以后被桓温弹劾，赶出朝堂，东晋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在与北方的对抗中进一步落于下风。

人才观

在人才方面，王氏成员秉持公心，惟贤是举，对于有才能的人极力赞扬和举荐，而才不配位之人则勇于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与看法。如王胡之《上疏荐沈劲》，沈劲为沈充之子，沈充追随王敦参与叛乱，失败后受诛，沈劲因得乡人藏匿幸免牵连。

但因为是刑家之后，在仕途上非常坎坷，王胡之对其才干十分赏识，称赏他高尚的志向节操闻名于乡里，“坚贞足以干事”，故举荐他出任冠军长史一职，事实也证明了王胡之的慧眼识珠，沈劲坚守洛阳时被前燕军俘虏，最终不屈被害，以为国捐躯的代价回报了王胡之的赏识。

如果一个人有才干，王氏子弟举荐不遗余力，假设某个人并不适合某个职位，他们则勇于坚持自己的想法，萧鸾是萧道成的侄儿，受封西昌侯，深受宠幸。王晏卸任吏部尚书一职，萧赜有意让萧鸾继任此职务，故下敕询问王晏的意见，王晏上呈《西昌侯不应领选启》作答。

他认为萧鸾虽然清廉干练，却“不谙百氏”，觉得他不适宜担任吏部尚书。这样的言论从朝局来看，可谓是十分大胆。因为萧鸾当时恩宠日隆，且为人多疑猜忌，稍有不慎，便有可能招致祸患，但王晏却对此毫不畏惧，直言不讳，只就人论事，并不以其权势为意。

当然在人才任用方面，王氏一门虽然坚持原则，但并不刻板固执，在分析事实情况的基础上，仍会做灵活的安排。檀圭是刘宋安南将军檀韶之孙，在王僧虔担任吏部尚书期间，被改任征北板行参军，檀圭对此职务俸禄不太满意，因此写信申诉，表达自己的看法。

檀圭信中先述自己不俗的家世，如家中亲戚多与皇室联姻，先祖及兄弟皆奉身为国，到如今家道中落，朝中无人，以至于自己屡屡被人欺凌，以前所乞求的官职都先后被人所夺，檀圭把这一切原因归咎于负责选官的王僧虔，抱怨其为何苦苦相逼。

相比檀圭来信的咄咄气势，王僧虔的回信则显得平和很多，他指出征北板行参军前后有多人担任，境遇并非檀圭所说如此不堪。而且在官职的授予方面，他也是实事求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而定，并没有徇私舞弊。

最后王僧虔真诚地表示他和檀圭之间向来没有个人恩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