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撑死老百姓饿死，隋文帝杨坚创造了一个超级浮夸的盛世

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历史再次迎来了普天下的免税。根据《隋书》记载，这一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除去所有的花费之外，京城的府库还放满了钱币，多余的储藏甚至堆积到了走廊上。由于没有地方容纳新的赋税，隋文帝下令停止征收这一年的正赋。历史上将这次事件当成是隋代鼎盛的标志之一。

许多人将功劳推给了隋文帝。这位皇帝厉行节俭，不仅本人省吃俭用，对待大臣也非常抠门。宫廷里一切花费能省则省，因而积攒了大量的财物。

在登基三年后，隋文帝罢黜了酒坊和盐井税，将帝国的财政重心放在了农业上。隋代的农业税也比北周时期降低了很多。从北魏到隋代，以北周的农业税为最重，为每户五石，到了隋代降为每户三石，唐代则降为每户二石。这一切措施令民间的日子更加好过，经济取得了迅速的发展，成就了一番盛世。

然而，隋文帝的盛世又引人生疑。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经验，一个乱世中诞生的王朝，从开创到真正的盛世往往需要五十年左右的时间。汉代由于一直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是所有朝代中恢复最快的，从汉高祖建国（公元前202年）到汉文帝末年的盛世也经过了四十年的时间；唐代建国（公元618年）之后，虽然很快进入了所谓的“贞观之治”，但“贞观之治”更多是政治上的调整，经济仍然萧条，直到高宗时期，社会才显出了富裕的势头，而进入盛世则是在建国百年之后了；宋代从建国（公元960年）到仁宗（公元1022年登基）时期的太平盛世用了六十多年；明代从建国（公元1368年）到“仁宣之治”（始于公元1425年）也用了五十多年；清代从统治中原（公元1644年）到康熙后期社会繁荣时期，也用了五六十年，到乾隆时期则用了百年以上。

只有隋代是个例外。以隋文帝免税的公元597年为例，这时距离北周灭北齐只有二十一年，距离隋代替北周只有十七年，距离隋灭西梁（南朝梁的残余，北周的附属国）只有十一年，距离隋灭南朝陈，统一全国只有九年。在这些年里，整个中国一直处于战乱之中，加之北方突厥人不断侵犯，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休养生息。战争结束的九年之后，隋代就到达了繁荣的高峰，令人感到意外。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隋文帝时期刚达到盛世，经过他的儿子隋炀帝的统治，隋代竟然在各地的反抗中分崩离析。如何将隋文帝的盛世与隋炀帝的衰亡联系起来？这让上千年来的历史学家挠头不已。

然而，如果从帝国的财政角度去抽丝剥茧，就会发现，隋代的“鼎盛”是一种人为制造的泡沫。所谓“繁荣”，不是民间经济的繁荣，而是帝国财政收入的繁荣。隋文帝建立了一套极端高效的抽税系统，在民间还没有真正恢复时，就将资源源源不断地从民间抽取到政府手中，塞满了政府的仓库。所以，繁荣是虚假的，只是政府财政的丰裕，却并不意味着民间的富足。

由于这个抽税系统过于强大，到了他的儿子隋炀帝时期，终于抑制不住花钱的冲动，以为府库充足，于是四下征战。但他的活动将民间彻底抽干，导致了政府的垮台。人们都已经吃不上饭了，各地纷纷叛乱，但当叛乱的首领们打开政府仓库时，还可以看到堆积如山的粮食······

在三国的魏文帝时期，有不少郡县新归附了魏国，这些郡县老百姓的户籍残缺不全，逃户现象严重，皇帝希望对他们的户籍进行一次严格整理。这时，司马懿上奏说，不能这么干。正是由于敌国采取了严密的控制，郡县的老百姓离心离德，归附了魏国。魏国不仅不应该严查户籍，反而应该宽容，允许政府和人民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区域。司马懿作为当时最聪明的政治家，看到了集权时代的一个本质：为了财政，政府必须建立户籍制度让老百姓纳税。可是，为了不过度压榨老百姓，户籍制度又必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这样，老百姓能够逃避一部分苛捐杂税。历代帝王也都面临着这个难题：既不能让户籍和土地统计过于混乱，以致于无法征税，导致政府的失败；又不能让统计过于明白，否则征税必然过度，造成民间经济的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