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总是依存于一定的社会土壤，并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发展演变。隋唐洛阳城的佛教寺院，在分布空间和上有一定的特征，这与当时洛阳城的地理环境及佛教形势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概而言之，隋唐洛阳城佛寺的特征大概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佛寺兴建上表现为宫城设寺，额寺为主。其二，在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临水而建，临街而立；以洛河为界，南北里坊区的佛寺密度有所不同。

一、宫城设寺，额寺为主

隋朝建立以后，为强化对寺院及僧团的控制与管理，实行了严格的佛寺赐额制度。佛寺的兴建，首先要由檀主上书奏请，向官方申请寺额，而后由皇帝赐给寺名，按此程序，有君主赐额的寺院称敕额寺或有额寺，亦即合法寺院。民间私建的、未获得授额的寺院为非法寺院，私建寺院不得名“寺”或“院”，只能称招提、兰若。

隋唐洛阳城佛寺的一大特征表现为宫城设寺，额寺为主。大业四年，炀帝迁都洛阳后，即在宫城内设立内道场。内道场的说法最早出现于东晋，宫城设寺在后魏已正式出现，但发展至隋唐时期，才真正形成一种固定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

隋唐时期的佛教内道场，设于宫城内，或比邻宫城皇城，临近皇族住所的地方，便于上层贵族前往聚集供奉。隋末农民战乱，百姓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唐代建立以后，无论社会上层贵族，还是普通百姓，均十分渴望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而佛教中相对温和的教义理念，迎合了社会大众的这一心理。

隋唐两朝多位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推动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在隋唐时期发展至顶峰。上层贵族在内道场的宗教活动，国忌行香，节日聚会等带动了民间崇佛之风，里坊区佛寺的兴建当然也随着佛教势力的发展而壮大。从另一个角度看，佛寺是民众活动的主要宗教空间，佛寺的大量兴建又反哺了佛教文化的发展。

隋唐时期，除了安史之乱这种社会动乱，洛阳宫城内的道场一直香火不断，供上层贵族供养修行使用。内道场的设立，反映了上层皇族对佛教的信奉，是佛教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佛教赢得社会各阶层笃信的表现。

宫城内道场的用途也十分广泛。隋炀帝迁都洛阳后即下令在皇城内兴建慧日，法云内道场，并定期举办佛事活动，广邀高僧大德，弘扬佛法。唐承隋制，继续于宫城内设立内道场。武周迁都洛阳后，大兴佛事，假借佛教为自己的政治前景造势。

武宗灭佛时期，长生殿内道场的佛像佛经均遭到了破坏，僧侣被遣散，佛教遭到毁灭性打击。内道场也被改作道观，用于安置天尊老君像，供道士修习的场所。然而这个记载也从侧面描述了唐代洛阳宫城内道场佛教事业极为兴盛。

隋唐洛阳城佛寺在兴建上的另一个特征表现为额寺为主，民间佛寺为辅。这里并不是指额寺的数量多于民间佛寺的数量。隋唐两朝，尽管对寺额的控制相当严谨，然民间私创寺院的风气十分兴盛，会昌灭佛时期，拆毁招提、兰若等民间佛寺四万余座，数量几乎是有额寺院的十倍。

实质上，唐朝政府早就注意到民间私立佛寺的状况，并对其加以限制。玄宗以后，唐朝政府多次查禁民间私立佛寺，然从会昌灭佛时期所拆毁的招提、兰若数量来看，效果并不明显。本文所概括的隋唐洛阳城佛寺的额寺为主，民间佛寺为辅的特征，指的是额寺的建置规模，形制布局，地位影响等在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

从佛寺的规模形制来看，具有政府官方背景的佛寺，其形制完备，规模宏大。因为此种佛寺，往往由帝王敕建，佛寺要承担朝廷组织的翻经、译经任务，以及组织国忌行香等宗教活动。如嘉善坊的圣善寺，“开拓五十余步，以广僧房，计破百姓数十家。”，仅建僧房就侵占数十家百姓的住宅，可见圣善寺规模之宏大。

毫无疑问，类似这些额寺在洛阳城佛寺中牢牢地占据着主流地位，相比之下，民间私立佛寺，兰若，招提的影响力就小得多。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唐朝时期对寺额的限制，民间所建的未经官府授额的寺院均为非法，要遭到拆除。因此，民间私立佛寺的兴建规模不能太大，否则很容易被朝廷发现，予以拆除。

其次，也是因为我国古代佛教势力的消长与政治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统治阶级尊崇佛教时，往往动用官方力量，不惜财力物力的兴建佛寺，布施僧众，从而推动了佛教的发展。这些信奉佛教的上层贵族所拥有的物质财富，非民间普通民众所能比，为表现自己的虔诚之心，他们在布施佛事上更为用力。

皇族内的一些成员，不宜外出游玩，而宫城内道场的设立，恰好为这些信徒提供了修行供奉，祈愿祈福的场所，满足了其精神生活。而洛阳城里坊区的额寺，则成为崇奉佛教的官员士大夫频繁活动的场所，每逢皇帝皇后诞辰，佛教节日，这些上层佛教徒在佛寺内举办盛大的佛教活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民间寺院往往规模较小，无法承担大型宗教活动，只能供某个小范围内的民众供奉修行之用。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古代史籍记载的习惯，大量的民间小型佛寺，兰若等没有得到记载，或者记载没有流传下来，使我们无法完全了解民间寺院的全貌。

二、临水而建，临街而立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农耕社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水资源。经济发达，文化繁盛的城市往往孕育于大河流域。佛寺是僧尼及社会大众频繁活动的场所，为便于民众前往居止聚集，佛寺在选址上要充分考虑维系佛寺日常生产生活用水的需求，也要尽可能的考虑交通因素。隋唐洛阳城佛寺在布局上表现出临水而建，临街而立的特点。

本节重点探讨唐代洛阳城佛寺的上述特征。洛阳城地处华北平原西隅，地势总体上西北高而东南低，因而宫殿区位于洛阳城西北隅。其“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隋唐时期洛阳城的地理因素较为优越，水系极为发达。

有洛水，伊水，瀍水及涧水四大自然河流纵横其间，众多支流交错；加上人工开凿的漕渠，泄城渠，通济渠，运渠等发达的人工水系，构成了洛阳城充盈丰富的水源环境。为宫城及里坊区的民众提供了充足的生产及生活用水，以及便利的漕运交通条件。

从水源的供给及交通方面考虑，隋唐洛阳城内大部分佛寺的选址都充分的考虑了河流的因素，大部分佛寺都沿着主流水系沿线分布。洛水以北，漕渠沿线有积德坊的福先寺，毓材坊的净土寺，景行坊的同德寺，归义坊的太平寺；南北流向的泄城渠沿线有道光坊的昭成寺，清化坊的昭明寺。

洛水以南，通济渠沿线有宜人坊的荷泽寺，行修坊的奉国寺。通津渠沿线有宁人坊的龙兴寺，宣风坊的安国寺，观德坊的景福寺，尚善坊的天宫寺。伊水沿线有嘉善坊的长寿寺，陶化坊的修行寺，章善坊的圣善寺，道化坊的永穆寺和善化寺，怀仁坊的敬爱寺。洛水沿线以南还有旌善坊的崇化寺，和恵训坊的翻经馆。

洛阳城内便捷的水陆交通推动了沿线佛寺的发展。隋唐洛阳城佛寺的另一特征表现为临街而立。佛寺是信众组织修行佛事的场所，除了洛阳城内的僧尼信众，有些仰慕东都佛教盛会的僧众，也常常到洛阳城远游礼佛，学习佛法，因此佛寺必须选在交通便捷的地方，以便于民众前往聚集。

《元河南志》和《唐两京城坊考》对洛阳的里坊街区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隋唐洛阳城内的街道较为规整，南北东西大街构成十字形街道。根据现代考古工作者的勘探，洛水以北有3条东西向街道，4条南北向街道；洛水以南有6条东西向街道，12条南北向街道。

从洛阳城佛寺的选址特征来看，大多临街而立。洛水以北里坊区，上东门街，北侧有教业坊的天女尼寺，德懋坊的佛寺，南侧有积德坊的福先寺，毓材坊的大云寺，景行坊的同德寺，归义坊的太平寺。定鼎门大街沿线的佛寺分布特征更为明显。

以定鼎大街为分界，东侧有尚善坊的天宫寺，宜人坊的荷泽寺，西侧有观德坊的景福寺，宣风坊的安国寺，宁人坊的龙兴寺。洛阳城东南建春门街道为东西走向，街北侧有怀仁坊的敬爱寺，街南侧有章善坊的圣善寺，嘉善坊的长寿寺，陶化坊的修行寺，道化坊的永穆寺。

可见，隋唐洛阳城内佛寺的选址并非毫无依据，而是认真的考虑了河流与街道的因素。将宗教场所与城市建设相统一，这是我国古代佛寺营建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是我国古代包括佛教僧尼信众在内的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临水而建，临街而立的特点，既为佛寺僧尼的生产生活，交通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推动了洛阳城佛教事业的发展。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不仅官修佛寺，民间的建寺之风也蔚为壮观。尽管朝廷限制寺额的授予，且对民间私建的兰若，招提等小型佛教建筑进行查禁，拆毁，但仍然无法阻挡民间兴建佛寺，供奉佛像的虔诚之心。从数量看，民间私建的寺院并不少于额寺，然额寺的规模形制，地位影响无疑是兰若，招提所不能比的。

在佛寺的空间分布上，绝大多数佛寺都是临水而建，临街而立。这是因为佛寺的选址要充分考虑水源与交通的条件。将宗教建筑与城市建设相统一，是我国古代佛寺营建事业发展的自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