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对“文臣”的优待

宋代上承汉唐，下启明清，是一个划时代的坐标点。两宋三百二十年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座顶峰，在世界古代史上亦占领先地位。宋代对文臣的“优待”也是历朝历代少有的。

宋初最高统治者为惩唐末五代武将乱政之弊，围绕宋王朝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立国的方针政策，以“兴文教、抑武事”，崇尚文治，奖励儒术，并为基本国策。宋太祖赵匡胤尤为看重文臣，太祖先后起用的文臣谋士，除开国功臣赵普外，诸如李崇矩、王仁赡、楚昭辅、李处耘、刘温叟、窦仪、吕徐庆、刘熙古、李穆、薛居正、沈伦、陶古、徐铉、窦俨等，都是各有特长的专家，或为前朝幕僚，精于吏治，或学有专攻的学者，或善于辞章的文学之士，太祖能擢而用之，这对当时稳定社会，吸引文人参政，都很有好处。

宋太祖赵匡胤

他还立下“祖宗家法”，告诫后代子孙不得轻杀大臣和言官，实即优待士大夫的一大政策。太宗以下十七帝，大体上都能遵守祖法，故“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虽也有党争兴狱（如“乌台诗案”等），但从不轻易杀戮文人，多半是贬官了事，或不久又起用。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大放异彩的。

太宗赵光义对知识的尊重，对读书人的优礼奖饰很是突出。比如，端拱元年（988）八月庚辰（二十六日），太宗到国子监，谒文宣王，看见讲座，得知博士李觉正在讲书，即召觉对御讲学，亲自听课。第二天，对宰相赵普说：“昨听觉所讲，文义深奥，足为鉴戒，当与卿等共遵守之。”

宋太宗赵光义（原名赵匡义，因避其兄太祖讳改名赵光义，即位后改名炅）

重视文臣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在科举上面，赵宋建国之初，急需各方有用人才，对科举取士之制十分重视。建隆元年（960）二月，举子杨砺等十九人中进士第，开宋代贡举选才之路。为禁前代贡士中第谢恩知举官之弊，宋祖亲自过问科举，并于开宝六年（973）亲至讲武殿命题试士。后二年，廷试如六年，是为“殿试”之始。这使参试者一跃为“天子门生”。太宗继位，特重取士之制。他认为，科举“止要求人”（即要网罗人才）。

这种取士宽厚之风，自太祖、太宗，历真宗、仁宗而不衰。如真宗咸平三年（1000）贡举录取总额竟达一千五百余名（其中进士四百零九名）。除正规考试外，宋代还先后设有制科、杂科（如“童子科”等）和特奏名（“恩科”），以广开才路。这一传统国策，即使在国势危急的徽、钦二帝时，仍相沿不替。如徽宗宣和六年（1124），礼部试进士一万五千人，诏特增百人，故这年进士及第者竟多至八百人。钦宗靖康元年（1126），金人已围困汴京，钦宗仍下诏“复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苏轼

晏殊

范仲淹

太宗以后，赵宋诸帝如仁宗、神宗、高宗等，也都很重视读书，以资治世之鉴。正是因为宋朝重儒重文的风气所致，宋代君臣多以读书为荣，蔚然成风。

宋初经过太祖、太宗、真宗和仁宗前期的整顿和奠基之后，在仁宗庆历时期出现宋文化的鼎盛，也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