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的婚姻关系考察

随着宋朝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开始悄然发生变化。魏晋南北朝之时,婚姻十分重视门当户对,盛行所谓门第婚也就是说,士族与庶族之间是绝对不允许通婚的。

及至唐朝，此种风俗仍有很大影响，“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世家大族甚至仍然坚持“男女婚嫁，不杂他姓”，南宋著名史家郑樵对此有十分精辟的论述“自隋唐而上，家有谱系。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自五代开始，虽然人们对世家大族的钦羡还没有消失，但由于世家大族的散失，“婚姻不问阀阅”的现象逐渐开始出现。

入宋以后，一方面是人们心理上仍然存在的对大族的崇尚情结，另一方面是官僚新贵的崛起，于是在婚姻观念上，门当户对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而使中国古代的婚姻观念开始发生转变。

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中，仅有苏易简、李沉、向敏中、寇准、王旦、张泳、马亮、马浩等人的婚姻资料相对比较丰富，即本节将对他们的婚姻情况逐一进行分析。

苏易简是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科考试的状元，自进入仕途后即一直比较顺达，后官至参知政事，可惜由于酗酒而英年早逝。苏易简的父亲娶的是仕宦家庭之女薛氏，这对于苏氏家庭的兴盛,无疑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奠基作用，不过关于苏易简妻子崔氏的情况则不甚明了。

易简与崔氏育有四子，长子苏寿官至水部郎中,三子苏宿官至大理评事，二人的婚姻情况无相关史料记载。二子苏省一门独盛，娶王氏，即苏易简同年王旦的次女，同年之间如此联姻，既进一步增进了同年之谊，又可谓门当户对。

苏易简四子苏雯先后娶周氏、吴氏、张氏三位妻子，但她们的家世情况却均无从知晓。可见，苏易简及其子的婚配对象中，除了次子苏省的婚家外，其余皆无足称道，如此单薄的婚姻关系，对于苏家的发展是不利的。

李沉出身于中下级官员家庭，少时曾接受过很好的家庭教育，太平兴国五年中进士甲科，解褐授将作监垂、通判潭州，其后很快即入中央任职，太平兴国八年摧为著作郎，雍熙三年除右补网、知制浩。

第二年召入翰林为学士，淳化二年入宰辅，拜给事中、参知政事，咸平元年十月拜相，辅佐真宗处理朝政，时人谓之“圣相”，景德元年七月卒于相位，年五十八，真宗对李沉的去世十分伤心，下令“废朝五日，赠太尉、中书令，溢文靖”。

据《文靖李公墓志铭》记载，李沉曾先后娶过两位妻子，前妻张氏，出身于低级官员家庭，其父张忠辅为九品的永兴军司马，李沉进士及第时年己岁，张氏应是他及第以前所娶，依李坑的家世，李、张联姻是比较门当户对的。

续娶朱氏，亦出身于官宦之家，朱氏之父朱洞是岳麓书院的开创者之一，“开宝中，尚书郎朱洞典长沙，左拾遗孙逢吉通理郡事，于岳麓山抱黄洞下肇启书院，广延学徒”,后朱洞以太常少卿致仕，赠工部侍郎。

李沉出身于中下级官员家庭，因此他的妻家也是属于这一阶层。李沉进士及第以后，在仕途上升迁较快，逐渐步入高级官员的行列，这对他为子女选择姻亲对象显然有较大影响，他在世时所选的女婿，要么是进士，有文才，有能力，前途不可限量，如薛映、王曾，要么是高级官员之后，门当户对，如向传正。

即使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家庭选择女婿仍然看重进士出身，如高清。向敏中前后曾娶过四位妻子。元配妻子梁氏的家世不清，敏中进士及第时己岁，估计梁氏是敏中及第以前所娶，以敏中的家世，梁氏很可能也是出身于低级官员家庭或寒素家庭。

续妻张氏的祖父张谊，自小父母双亡，但他好学上进，于后唐长兴年间举进士，任耀州团练推官，后晋时官至礼部郎中，后汉乾裕初，拜中书舍人，后由于不依附权贵遭贬，卒于房州司马任上。

张氏之父张去华是太祖建隆二年的进士科第一人，及第即拜秘书郎、直史馆，后官至给事中，于景德元年改工部侍郎致仕，景德二年卒。张去华有文才，善谈论，也算是宋初的一位名人。张去华之子，即张氏之弟张师德，于大中祥符四年举进士亦为第一，张去华家庭以父子状元闻于给绅。张氏就是出身于这样显赫的官宦之家，若非向敏中进士及第。

他们的联姻是不可想象的向敏中的第三位妻子广平宋氏是七品武官、已故毡毯使宋延昭之女，娶宋氏的时间应在雍熙四年因妻父张去华事出知广州，至咸平五年议娶王审琦女之间，这一段时间内，敏中在仕途上稳步上升，自知广州耀广南路转运使，为枢密直学士，迁同知枢密院事，加兵部侍郎、参知政事，直至除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达到其官宦生涯的顶点。由于民中政z地位的上升，娶妻之时自然要考虑到妻家必须与自己的身份相当，而广平宋氏在唐朝就是一个大家著姓，曾出过一位著名的宰相宋璨，至五代宋初，又有宋廷浩父子光大门庭，宋廷浩娶后唐庄宗女义宁公主，其子宋握宋延涯娶后汉高祖女永宁公主，握长女又于开宝初年被太祖纳为皇后，即孝章皇后。

这样的一个大家族保留到宋朝，虽然不可能再有世代为官的特权，但其社会影响及在宋初士大夫们心目中的地位肯定是很高的。遗憾的是，未查到能直接说明敏中妻父宋延昭与宋延握关系的资料，不过宋延昭属于广平宋氏家族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所以，尽管延昭只是一个小小的低级武官，敏中也愿意娶其女为妻。向敏中四娶王氏，属于典型的高级官员家庭之间的联姻。王氏之父王审琦是五代、宋初的一员著名武将，曾“仕周至防御使，沉毅善谋，所至有政绩”，后与时任殿前都点检的赵匡撒结为义社兄弟，又与石守信、高德、张令铎等人一道拥立赵匡撒黄袍加身，是赵宋的开国功臣，宋太祖赵匡撤为表彰他们的拥戴之功，立宋当月即为他们加宫晋爵。

其中“王审琦自殿前都虞侯、睦州防御使为泰宁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后出为节度使，加同平章事，开宝七年卒，太祖“幸其第，哭之拗。赐中书令，追封琅娜郡王，赅赠加等。葬日，又为废朝”。审琦之长子，即王氏兄长王承衍，选尚太祖女昭庆公主，王氏家族又成为皇族的姻亲。从向敏中的妻室来看，敏中在进士及第以后的婚娶，比较看重妻家的门第和在现世的政z和社会地位。

寇准父寇湘在后晋开运年间举进士甲科，寇准也应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他于太平兴国五年登第，释褐授大理评事，先后知归州巴东县和大名府成安县，寇准一入仕就显示出卓越的治郡才能，在成安县时，若逢征收赋役，则“书乡里姓名，揭之县门，民无违者”。

后累迁殿中垂、通判郸州，授右正言、直史馆，再摧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拴，淳化二年四月自枢密院直学士迁左谏议大夫除枢密副使，在他的进士同年中第一个升为宰辅官员。两年后因与同僚张逊不协，争执于太宗前而遭罢枢副，不过很快又得到重用，淳化五年九月拜参知政事，至道二年又因在选拔官员之时进其所喜、抑其所恶而被罢参政，直至真宗景德元年才又自三司使、行尚书兵部侍郎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达到他仕途的顶峰。

寇准前后所娶两位妻子均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尤其是续妻宋氏，家世显赫且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这应该是寇准娶妻的重要原则。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他下一辈的婚配对象，他的女儿基本均嫁与有官宦世家背景者，或本人为朝廷官员者。

王旦妻子赵氏，是宋初名臣赵昌言的女儿。赵昌言父赵靓在太宗未作君主之前曾侍太宗左右，太宗对其印象不错。太平兴国三年昌言举进士，第为省试第一，但在殿试时因不如胡旦文思敏捷而未能摧为榜首，入甲科，授将作监丛、通判鄂州，很快迁右拾遗、直史馆，后历任右补网、职方员外郎、御史中垂等职。

雍熙四年四月入宰辅，自御史中垂除枢密副使，仅仅一年之后就因与胡旦、董俨等人公开结为同年党，为太宗所不容而遭罢免，后起复，以右谏议大夫知大名府，淳化四年十月召为给事中、参知政事，至道元年正月遭人算计被罢。真宗即位以后，昌言又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坐王钦若受贿事贬，不久又起用，拜刑部侍郎、户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赠吏部尚书，溢景肃。赵昌言“喜推奖后进”，李沉、王禹俩等人均是昌言所荐，这对于他本人及其婿王旦的仕途都是很有裨益的。

王旦与赵氏育有三子四女。长子王雍官至两浙路转运使司封郎中，他先后娶有两位妻子，“前李氏，大理卿湘之女，后吕氏，即文靖许国公之女也”，前妻父为四品的现任官，续妻父则是仁宗时期很有影响的宰辅大臣吕夷简。

吕夷简出身于著名的官宦世家—河南吕氏家族，史料可考的吕氏第一代吕梦奇在唐朝曾任兵部侍郎、北京副留守，梦奇二子曰龟图、龟祥。龟图仕至起居郎，其长子蒙正于太平兴国二年摧进士第一，端拱元年二月除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监修国史，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首先光大吕氏门庭者次子蒙休为咸平年间一进士，官至殿中垂。

吕夷简即为蒙亨之子,夷简咸平三年登进士第，授绛州军事推官，又于大中祥符年间一试材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此后仕途顺利，乾兴元年七月除参知政事，始入宰辅，天圣七年二月拜相，明道二年四月因初执大政的仁宗受郭皇后唆使，怀疑夷简依附太后而罢相，实际上仁宗对夷简还是十分赏识的，故同年十月召其回朝，再拜相，后因与同为相的王曾数次争执于仁宗前，于景裕四年四月再次被罢。

但是三年后，即康定元年五月夷简第三次拜相，可见仁宗对其宠信之深庆历二年三月夷简因老求罢，以太尉致仕，夷简此举受到朝议赞赏，及卒，赠太师、中书令，曰文靖。王旦就是与这样的家族结为姻亲。从王旦及其子女的婚姻情况来看，王旦家庭在选择婚配对象时，看重的是对方的家庭背景及本人的才干。

虽然也有韩亿这样的典型寒素家庭出身者入选王氏家庭姻亲之列，但与其他更多的姻亲对象比起来，毕竟是少数，何况韩亿本人德才兼备，故王旦会中意于他。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为他们的子女选择婚配对象来说，的比例说明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对方的家庭出身，也就是说他们更愿意与祖、父仕至高官者联姻，这其中亦包括他们同年中佼佼者的后代。

如向敏中的子女中，有婚姻资料可考的为人，其中就有人与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者结为姻亲，这些婚配对象中，既有位至宰相的同年李沉之女，以及宰相王显之子，也有二品武官吴元房之女，甚至还有宋太祖的曾孙女。

显然，向敏中在子女的婚姻问题上，还是比较看重对方的家世的。就连宣称“婚姻不求门阀”的王旦在为子女选择婚姻对象时，也将家世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王旦子女中有婚姻资料记载者为人，就有人与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者结为姻亲。

王旦长子王雍先娶四品官李湘之女，后又娶名相吕夷简之女，次子王冲娶宰相沈伦之孙女，幼子王素先后所娶三位妻子中就有两位出身于高官之家，一位是三品官李维之女，一位是宰相张士逊之女。

王旦四女，有二位嫁与高级官员之子，其中还有两位是宰相之子。再如曾三次入相的寇准，他的四位女儿中有两位均先后嫁与宰相毕士安之子，应该说这样的婚姻与姻家毕士安的政z地位密切相关。

可见，在太平兴国五进士精英分子的婚姻观念中，尚家世、尚门第之风仍有较大的影响。当然，在选择婚姻对象时，他们自身的政z地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士族形成在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在政z上的世袭特权，实质上就是保证当朝显贵的世袭特权，因而魏晋显贵家族最有资格成为士族”，从今人的研究来看，士族一方面具有文化上的优势，“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以儒雅的门风和较高的文化修养不同于一般庶族。

另一方面亦拥有政z上的特权，在选官入仕方面优等于庶族寒门。显然，魏晋士族是士人阶层学与仕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汉魏之时选官制度注重于才学、品德和第渊源的结果。

这一阶层为了保持其血统的纯洁和高贵，一般不与寒门联姻，即所谓“爱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俗以为常”，从而形成典型的门第婚。

虽然魏晋士族自身已开始衰败，隋唐科举制又促成了它政z优势的渐失，但就家学渊源和家庭背景来说，其后代在李唐王朝政z生活中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就门第和家庭背景对唐朝婚姻观念的影响来看，仍然是“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

甚至于压抑士族的李唐王室在联姻原则上亦有很强的门第观念，德宗时，因某些宗室女婚嫁失时，德宗特意下诏“令有司取门阀者配焉”。

很显然，唐朝婚姻推崇门第的观念仍十分流行，他们所谓的“门当户对”仍然还是传统的门第婚。北宋初期，门当户对仍然是人们选择姻亲的一个重要原则，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婚姻状况的分析就很能说明这一点，不过，门当户对的内涵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从前的大家著姓历经南朝到五代各专制王朝的不断压制，再加农民起义和战乱的沉重打击，到赵宋王朝建立之时有很多已是销声匿迹，正所一谓“衣冠旧族多离去乡里，或爵命中绝，而世系无所考”,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传统的门第婚也就失去了对象。

人们只能“婚姻不问阀阅”了，但人们心目中对大家著姓的渴求实则还是存在的。真宗章献明肃刘皇后，本是蜀人，出身微寒，“善拨鼓，蜀人宫美携之入京。美以锻银为业”，当时真宗以太子身份尹开封，见刘氏后“大悦，宠幸专房”，真宗继位，越发宠爱刘氏，咸平年间一李沉为相，真宗欲封刘氏为贵妃，事先遣内使持自己的手札问于李沉，李沉当即烧了手札，对使者说“但道杭以为不可。”

综上所述，太平兴国五年进士精英分子中有婚姻状况记载的人中，无论是他们本人的婚姻，还是他们为其子女选择婚配对象，均十分讲究门当户对。进士及第前所娶妻子皆与他们自身的出身一样，及第后的续妻则一般均是与他们身份相当的高级官员之女他们为子选妻。

首先关注的是对方的家世，为女选婿，则在看重对方家世的同时，亦考虑到对方本人的才能。此外，他们之间也有结为姻亲的现象，不过与之前门第婚双方相互奥援的情况不一样，这种同年之间的姻亲关系更多地是他们同年之谊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