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为什么总是出明君？这和太子的教育分不开关系

太子作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其文学和文化素养不仅对一朝一代的文学和文化发展有直接影响，而且紧紧关乎着王朝兴衰和天下安危。西汉历代君王和统治集团高度重视太子教育。面对强秦二世而亡的前车之鉴，汉初统治者集中反思总结秦代制度的优劣以及秦亡汉兴的原因，并力图从中总结出一套绵延汉家天下的制度。

太子的胎教与童蒙教育

“胎教”在今天民众的生活中，仍然是一种被认识但却并未被推广的教育形式。在胎教这种教育手段中，文学性的因素也没有被忽略。但这种文学性的教育往往是通过父母双方的传输形成的，是一种间接性的文学教育。如文王母口不出敖言，那与敖言相对的则是雅言，这种雅便蕴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学色彩。

西汉皇族无疑继承了先秦胎教的教育形式。刘向《列女传》中就已经有了关于胎教的记载，在他的记载中，对胎教的阐释已经趋向成熟，而刘向生活在西汉后期，胎教在此之前必然经历过一段比较长的发展与成熟期。胎教的重要环节在于父母，在贾谊看来，母亲的种种行为将会对孩子产生直接的影响。

直到今天，父母在家庭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贾谊观念的正确性。贾谊还认为对胎教影响颇深的则是孕妇所处的环境，也因此，对怀孕的后妃的照料非常小心严谨。

在皇室中，在太子或皇子出生之前，待产的孕妇生产前要去专门为其准备的居住屋子---蒌室，而这种种屋子都是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胎教环境。而在太子出生之后，紧接着就是设置种种礼节对太子产生潜意识中的影响。

在太子的幼儿阶段，这个阶段的太子尚不具有完整的认知与记忆能力，因此外界礼节影响更多的是表现在潜意识层面。其中“悬弧之礼”便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礼仪，关于太子此阶段的礼仪十分繁复，但其中都蕴含着一种对传统的坚守以及西汉王室“孝”的观念，对这种仪式的传承同样是为了延续王室对天下的统治。

而在这些繁杂的教育系统中，无论是对太子母亲的要求，或是环境中对律律的设置，亦或是太子出生后礼仪的进行，都包含着极为浓厚的文学性色彩。中国传统重视成长环境对于儿童身心发育、道德养成的影响作用。按照贾谊和其他汉代学者的设计，太子童蒙教育从太子一出生就开始了。

太子一出生，首先任命“孝悌、博闻、有道术”的“天下之端士”为六师，从健康保育、道德培养、知识教育（即太保太傅太师的工作）等多方面进行培养教育。因为太子教育关乎国运，所以必须“虚无失什，而举无过事”，要选择正人君子在太子左右。

汉代童蒙教育以识字教育为先，汉代太子文学教育也符合这样的教育规律。识字教育，也是太子蒙童教育的重要内容。

汉代太子文学教育特别强调“德”和“礼”的教育。即便在蒙童时期，也将灌输德育思想，培养礼的观念作为重要任务，从《孝经》《论语》入手，而至一经或数经，是汉代的为学次第。太子文学教育要讲究方式方法，既不能过于严苛，使幼年太子失去学习兴趣，又不能过于溺爱，使储君失教，国无他日。

蒙童接受教育不是被动的、机械的，而是通过其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实现的，《周易》第四卦“蒙”，上艮下坎，天地混沌、万物初始的状态，卦辞正是看中了蒙教中童蒙对于就学的主动性。总而言之，西汉太子蒙教中特别重视识字与书法，学而有进，则讲求《尔雅》以求字义，讲求《孝经》以明人伦，讲求《论语》以知世范，具有明确的层次次第。

太子的礼仪教育

对于太子而言，礼仪的学习与演练，不仅是塑造吻合自身身份形象的重要途径，也是树立自身崇儒尚贤，知礼有节，可以为天下法的的方法。而师儒通过礼仪制度对人君、储君的行为进行规范，不仅能够对皇权进行约束，也能够让皇家秩序乃至天下秩序处于一种相对安稳有序的状态。

太子作为未来的储君，未来国家的统治者管理者，要接受礼仪教育，朝会庙享要符合礼仪要求，祭祀赞礼要符合礼仪要求，车舆服饰要符合礼仪要求，言语行为要符合礼仪要求，连饮食燕居也要符合礼仪规范。太子为国家表率，太子的一举一动符合礼仪，才能约束群臣，约束百姓。礼者不可不学也。

太子文学教育中，礼法的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是太子教育区别于一般蒙学的重点所在。而皇子一旦被确定为太子之后，他们的礼仪教育就具有了自身独特的方面。皇子在被确立为太子之时首先要举行的就是“拜皇太子之仪”，在这项仪式上，百官按照品级站立，这其实就包含着对太子等级尊卑的教育。

而若太子纳妃，则又有相关的礼仪规范。有关太子文学教育的礼仪尚有“朝仪”，太子的朝仪，按照《后汉书》的记载，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的目的：其一是向皇帝汇报自己近段时间的生活情况以及学习内容。其二是对皇帝和太后的膳食进行审视，以表达自己对皇帝以及太后的关心。

而太子朝仪所体现的恰恰是西汉以孝治天下的主张，太子的这种身体力行无疑增强了西汉推崇“孝”的说服力。而在太子日常的生活中，也有着诸多的礼仪规范，如对其权力的界定，太子虽然位享尊崇，但是由于其并未真正接掌大权，因此其权力是极其有限的，甚至太子的许多行为都在皇帝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这其中所体现出的也是西汉中央

集权制国家下皇帝对权力的独揽以及对太子尊卑意识的培养。如果说对太子权力的掌控是皇室对皇帝权威的维护，那么与此同时，太子既然是帝位的接班人，对其地位的凸显则与对皇帝的维护同样重要，因之，都是为了维护一家一姓对江山的掌控。

也因此，太子在日常与朝廷官员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的交往中，无不以维护太子之尊为最重要的的礼仪教育。当然，太子的礼仪教育所蕴含的更多的是非文学性的内容，但其中所体现出的“孝”、“尊卑”等无不呼应了其文学教育，因之，西汉太子文学教育本就以儒家经典教育为核心，而“孝”“尊卑”等观念恰恰是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太子的乐舞教育

而礼乐自古难分，《诗》三百皆可被于管弦，换言之，符合礼法的乐舞不过是礼法内涵的一种艺术化呈现，作为治理内容的一部分，太子的乐舞教育自然不可或缺。现代文物考古，发现了大量汉代画像砖、画像石、画像帛等，其中大部分是乐舞百技表演的内容。

乐舞在当时不仅仅是娱乐工具，乐舞教育更是一个重要的育人手段。古代单独的“丝竹钟侣”的乐教很少被提及，乐和舞、乐和礼、乐和诗总是相伴而存。宴享、封赏、祷祠、祭祀、外交、婚丧等仪式，既是一种礼仪，也常常离不开音乐、舞蹈、吟唱，所以汉代乐舞教育与文学教育也是密切相关的。

在《史记》、《汉书》中，不仅描绘了各种各样的大量乐舞的场景，而且详细描述了乐舞在庙堂、祭祀、宴享、生活中的运用。

关于乐舞教育，太子文学教育的主要是学习乐舞的相关理论方面的知识，和熟练运用在庙堂和祭祀中的所要求的乐舞操练技能。西汉产生了专门著作《乐记》。《乐记》相传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及其门人创作，系统总结了先秦乐教思想，为太子乐舞教学提供教科书的参考，后来戴圣辑录《礼记》，被收录其中。

《乐记》详细论述了音乐的美感认识，音乐与个人修养、音乐与社会、音乐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和教育功能。太子接受乐舞教育主要渠道有三：一是舞蹈课程。乐是“六艺”之一，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太子八岁入小学音乐和舞蹈“六小舞”，十五岁前后学习仪礼和大舞，祭祀时可能还要代替父亲参加赞礼，和丝竹钟磬，手舞足蹈歌咏，是全身心的锻炼。太子乐教也在正是在“不可斯须去身”的严格要求下进行。

二是参加各种礼仪活动的礼乐熏陶教育。太子陪参加或奉王命主持礼仪大典的过程，就是受礼乐教育的过程。三是燕乐活动。太子府有乐师歌舞妓，私下欣赏甚至参与乐舞活动，也是学习方式之一。

太子的经学教育

汉代是经学的形成期，其所用的解经方法及解经倾向，单独成学，后世目为汉学。西汉经学教育也是太子大文学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太子识字开蒙以后，进入小学和太学阶段学习，学习内容多为《孝经》《诗》《礼》《易》《乐》《书》，汉初太子教育内容并不固定，随皇帝或皇（太）后的意志而定。

从皇室到诸侯王，“六经”自始至终都是太子教育的内容，只是在不同时期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已。因为“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西汉太子的经学教育，理论知识主要来源但不限于五经，而对于经书的解读又十分注重家法传承。对于太子教者的选拔，注重通经或德行两种方式。西汉的师儒通过教育太子而使自己的经学观念得到社会层面的承认，这其中不仅包含了一家之学的兴衰成败，更为后世太子经学教育发展，以及经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铺设了基本路径。

而立足于礼乐和经学的教养，西汉太子对于文治的体会显然得到了更多来自经典的可靠支撑，其继位之后，若能将其所学被之于天下，则汉儒在礼乐构建和经典解读中所描摹的王道盛世便可得以实现。西汉时期，礼乐经典被皇家与士人共同认可的盛景，奠定了后世所有依托儒学立国的王朝的基本社会图景。

西汉太子文学教育虽然是以礼乐经典的习得为面目呈现而出的，但其内涵却远远超过了礼乐经典的文本研习层面，成功的储君教育应该是一个王朝理想模式的个人化呈现。即使是“大文学”观念下的太子文学教育，他面向的是这种“大文学”（文以化成天下）在现实中的施用，小则成一代明君，大则开万世之治。因此，在具有稳定继承人制度的汉代，这种立足于权力传承与文化绵延的太子教育制度，是汉代王室与士人对两周王道面向现实的制度性改造。

立足这种重视文教的观念，西汉太子文学教育中所体现的对于储君的规训便十分清晰。太子接受了经由宿儒经师依照前代经典所建构出的一套文治体系，而对这套体系的理解和运用的程度，逐步成为西汉判断储君是否适合继承大统的标准。

太子文学教育对治国方针的意义

西汉太子大都接受过完备的太子文学教育，及其继承大统，所学便会对其当政期间的治国方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天子在诏书或举措中，皆以五经的指导思想，或左右贤良之人的德行为标尺，来衡量自身的德行。这种植根于经学理念的施政方式，对其治国方针、人才选拔、文化思想以及个人文化素质等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太子文学教育中所传承的以农为本、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的君王治国理念也深刻影响着西汉政坛的变动。与此同时，太子文学教育对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的博弈也有所反映，并在中央取得绝对胜利之后，太子文学教育也被作为一种保持中央集权的手段而发挥着更加深远的影响。

以农为本的立国观念，决定了爱惜民力是保障国力的根本所在，这也是儒家在其经典中不断强调的内容。以民为本和以德治国的思想也一直贯穿在太子文学教育之中，并对其立国政策产生重要影响。武帝元狩元年十一月，刘安、刘赐谋反失败，其党羽被处死者逾万人，此乃人祸。十二月，大雨雪天造成无数百姓死亡，此乃天灾。天灾人祸的双重影响下，武帝不得不于次年四月“赦天下”。

太子文学教育实际上是将西汉君王和士人共同认可的、道德、语言、艺术理想与规范，经由太子文学教育而灌输至储君身心之中 ，而这种以讲习实践为形式的教育，实际上贯穿了从太子到天子的整个过程，不过在太子则以教育启之明之，在天子则以制度导之约之。而这种公共认知的不断确立，也使得君臣之间拥有一套可被理解的公共话语，确保了西汉处于君王与士人所共谋的轨道之中稳定延续。

太子文学教育的思想文化意义

西汉太子文学教育对于汉代思想文化的根本意义在于，它通过一种围绕文教而渐成体系的教育模式，将理想状态下明君所应有的能力灌输给太子，并使得太子、君主、士人之间达成一种潜在的文化契约。在这种情况下，太子保、傅、师等的文化倾向与当朝的文化风气就会对太子的文化倾向产生引导作用。

西汉太子文学教育通过对西汉思想文化发展的影响，进而又通过思想文化约归在文学创作的层面之上，西汉文学与经学渊源深厚，尤其值得重视。经学对文学的渗透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