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帝国崩溃以来最大的金融灾难——“巴拿马丑闻”

就在布朗热运动余波未平之际，曾让众多股民梦想大分红利的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于1889年2月宣布破产，共和国由此陷入另一种类型的困境，即由金钱交易而引发的困境，此即让共和国斯文扫地的“巴拿马丑闻”(le scandale de Panama )。

巴拿马运河

1881年，以开凿苏伊士运河而闻名的莱塞普斯(Lesseps ,1805—1894)获得了在中美洲开凿巴拿马运河的权利，随后他与工程师埃菲尔(Eiffel ,1832—1923)等人组建巴拿马运河开凿公司。但在随后几年中，开凿工程进展缓慢，资金严重不足。

工程师埃菲尔

1888年，议会和政府授权该公司发行彩票以筹措资金，但彩票发行工作遭遇惨败，公司随后于第二年宣告破产，股民损失高达15亿法郎，成为第二帝国崩溃以来最大的金融灾难。这一事件虽然导致不少股民家破人亡，但在政府的遮掩下，风波开始趋于平息。

然而，时隔3年多以后，即1892年9月，德律蒙的《自由之声报》却以连载的方式抖出运河开凿公司破产前的内幕：为取得发行彩票特权，公司曾向政府、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关键人物大肆行贿，据称受贿者甚至包括激进派头面人物克雷孟梭。

克雷孟梭

而且，在公司与官方之间牵线搭桥的主要中间人都是犹太人，这一“重大发现”也就促使德律蒙在其报纸上对犹太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在社会舆论的声讨与谩骂声中，议会被迫成立调查委员会，最终认定有100多名议员、政府部长以及新闻界名流收受过运河公司的贿赂。

不过，除了前公共工程部长贝托(Bethaut )承认自己曾索贿37.5万法郎之外，其他人一律拒绝承认“罪行”。1893年初，法庭对被告进行审判。在公司方面，莱塞普斯父子被处5年监禁，“铁塔之父”埃菲尔被判两年徒刑。政府官员方面，除那位“坦诚”的前部长必须蹲5年班房而外，其余被告一律免于追究。

工程师埃菲尔

虽然说政府再次渡过了危机，但“巴拿马丑闻”的后遗症却相当严重。对于那些卷入丑闻的政客来说，不论他们是否承认自己曾经拿过别人的钱，大张小报上翻来覆去地出现他们的大名就足以让其狼狈不堪，共和国的名声由此变得更加糟糕。

温和派的政治统治下的——德雷福斯事件

如果说一件接一件的政治风波和金钱丑闻已使温和共和派疲于应付的话，那么随后出现的德雷福斯事件(l'affaire Dreyfus ,1894—1906）则将温和派的政治统治推向了绝境。关于这场将法国政治生活搅得天翻地覆的漫长争斗，有着许多复杂而微妙的细节，有些具体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弄清。

德雷福斯事件

不过，这一事件的表层线索还是可以把握的。1894年12月，任职于法国总参谋部的见习上尉、出身于犹太家庭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Ifred Dreyfus ，1859—1935）被军事法庭宣判有罪，其罪名是他曾将国家军事机密出卖给“某一外国”（指德国)。德雷福斯被处终身监禁，然后被送往荒无人烟且环境恶劣的法属圭亚那“魔鬼岛”服刑。

德雷福斯本人拒不认罪，其家人也多方奔走为之申冤，但是，出于对军队的信任和尊敬，在一段时期内、社会舆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在总体上是比较平淡的，如果说人们有什么不满的话，那也只是认为对德雷福斯的处置太轻。

德雷福斯

饶勒斯曾指责军方对“卖国贼”过于宽容，他说，一名普通士兵因一时冒犯上司就有可能被判处死刑，而一名军官犯了叛国罪却仅仅被处终身监禁。克雷孟梭则认为，将德雷福斯发配到魔鬼岛，就等于让他去了世外桃源。

一年多以后，德雷福斯问题突然出现转折。1896年，陆军部情报处处长皮卡尔(Picquart ,1854—1914)经过几个月的核查之后认定，德雷福斯是被误判了，真正的罪犯应该是总参谋部里的另一位少校官员埃斯特拉齐(Esterhazy ,1847-1923)。

埃斯特拉齐

这一发现使注重“信誉”的军方处于尴尬境地。为了保住面子，军方决定此案不能重审，并下令皮卡尔必须守口如瓶。但是，为德雷福斯抱打不平的皮卡尔还是将他掌握的内情告诉了他的朋友，有关德雷福斯蒙冤的消息随即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

新闻界和政界由此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派主张重审，要求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并严惩真正的罪犯。另一派反对重审，认为不存在什么冤案，那些要求重审的人是想借机向军方泼污水。在舆论的压力下，1898年1月，军事法庭对案件进行“重审”，然后宣布埃斯特拉齐无罪，对德雷福斯的原有判决照样有效。

大规模民众政治运动导火索——作家左拉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

军事法庭的“重审”似乎再次为这桩“间谍案”画上了句号。然而，著名作家左拉（Zola，1840—1902)的挺身而出使得事件出现根本转机。经过数月的观察和思索，左拉认定这是一场冤案，他认为必须动用新闻媒体的威力以振聋发聩的方式诉诸法国舆论乃至世界舆论。

左拉

1898年1月13日，左拉的《致共和国总统的公开信》在《震旦报》(L‘Aurore )上发表，经常为该报撰稿并在该报社有一定影响力的克雷孟梭为此信加上了醒目的黑体字大标题《我控诉……！》(rAccuse .)。左拉故意使这封公开信带上“诽谤”色彩，其中点名痛斥总参谋部的那些高级官员。左拉此举的目的是要将事情闹到民事法庭，然后可以扩大声势。

不出所料，1898年2月，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处3000法郎罚款。但是，一个多月以后，对左拉的判决又被迫取消。随着军方高官的易人，1898年7月，左拉又一次被判刑。这位作家再次充分利用其名人效应，他要使判决无法真正生效，这样就可以使事件进一步公开化并使斗争可以继续下去。于是，他逃到英国“避难”，从而使德雷福斯事件增添了更为牵动人心的戏剧性色彩。

左拉英国“避难”

由左拉等人鼓动起来的大规模民众政治运动由此硝烟弥漫。读报成为全民的一大兴趣（当时大多数报纸售价仅为每份5分钱）。在事件高潮的1898、1899年，巴黎的新闻纸用量每天高达200吨，是此前用量的几倍。

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战就此开启

左拉的受审及出逃更是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他本人就因此收到几千封表示支持他的电报和信件。至此，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战已经开启，德雷福斯个人已经沦为人们进行斗争的一种借口，重审派和反重审派的分野和对峙更为鲜明激烈。重审派以左拉以及恍然大悟的克雷孟梭、饶勒斯为主要领头人，其口号是捍卫民主制度和法律的尊严。

饶勒斯

反重审派则是多种势力的杂烩，包括君主派、教权派、反犹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和许多高级军官。在这场斗争的背后，双方的目的显而易见，右翼是要借此摧毁既腐败又无能的共和国，左翼则是将之视为全面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

两派的口诛笔伐和相互斗殴直至1899年才初告平息。1899年2月，反对重审的总统富尔(Faure ,1841—1899)因过度服用春药而突发心脏病，死在与情妇的寻欢作乐之中。继之出任总统的卢贝(Loubet ,1838—1929)倾向于重审派，在他的斡旋下，1899年6月，法院下令将德雷福斯从流放地召回重审。

卢贝

年方40却已头发花白的德雷福斯满怀希望地回到法国，但出乎意料的是，军事法庭仍然判之有罪，不过，他可以申请赦免。克雷孟梭等人坚决反对这一裁决，但是，主张息事宁人的德雷福斯本人还是于1899年9月19日接受了总统的赦免。克雷孟梭对此大为失望，认为德雷福斯简直就像一位成不了大气候的“卖铅笔的商人”。

克雷孟梭

对于19世纪晚期及其以后的法国政治生活来说，德雷福斯事件的影响是巨大的。君主派虽然全力攻击共和制，但重建君主制的希望再次破灭。教权派虽在前一段时期表示“归顺”共和国，但随后又利用德雷福斯事件激烈反对共和制，这就意味着不久它将受到更为严厉的打击。

德雷福斯事件

保守派军官被赶出了军队，共和派对军队的控制逐渐加强。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由左拉开启的这一先例后来成为法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一条基本标准。温和派在此事件中的暧昧做法使自己大失信誉，而激进民主派则主动出击、全面介入，不久之后便控制了法国政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