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1952年高校院系大调整

冯泽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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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至9月，中央人民政府大规模调整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经过全盘调整后，全国高校数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后的183所，综合性院校明显减少，而独立建制的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大幅增加，高校丧失教学自主权，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社科类专业被停止和取消，私立教育退出历史舞台。

经过院系调整后，日益发展的工科院校为新中国的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大量人才，从适应我国刚起步的经济发展来说，具有积极意义。但盲目全盘引进苏联模式，使高校教育的发展偏狭，长期文理、理工分家，也造成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在这场改革中，历史悠久的南京大学（原中央大学）经历了大刀阔斧的院系拆分和结构改造，当时就读该校的本文作者，对这场院系大调整仍记忆犹新……

1952年的高校院系大调整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大革命，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师生参加了这场运动，满载课桌椅、图书仪器的列车在全国各地奔跑，师生们带着行李铺盖南来北往地奔走，服从调配。那次大调整至今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现在的大学生们恐怕不知院系调整为何物，甚至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

思想改造运动，为院系调整做好思想准备

当年为什么要进行院系大调整？目的是要按照苏联模式发展高等教育体系，因此要把全国高校的院系整顿梳理一遍。

院系调整涉及到广大高校的知识分子，向苏联一边倒地学习，可能会遭到高校师生的反对，此时适逢党政机关开展 “三反”运动，学校宣布：“停止考试、不放假、一律参加运动。”其实“三反”运动——“反贪污”、“反盗窃”、“反官僚主义”和教师沾不上边，这样做的目的很明显：要在院系调整前，在教师队伍中开展一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为院系调整扫清障碍。

与中央大学一脉相承的南京大学首当其冲

院系大调整运动中，有两座大学是重中之重：一座是华东地区的南京大学；一座是华北地区的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是解放前的中央大学，这是一座院系最为完整的大学。到1947年，中央大学拥有7个学院—即文、法、理、工、农、医、师范，41个系，23个研究机构，全校教职员1266人，连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朝鲜等国留学生在内，共有学生4719人。其规模之宏大、校舍之巍峨壮丽、学科之齐全、师资力量之雄厚，当时为全国各大学之首，因而有“民国之最高学府”、“大学中之大学”的美誉。

中央大学师资皆翘楚之材。1941年和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两次共选出45名资深教授为“部聘教授”，中央大学教授中即有12人入选，占四分之一还多。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的81位院士中，中央大学即占四成。国民党的不少高官、甚至蒋介石本人都在中央大学担任过校长。中央大学是国民党高教系统的“王牌军”、“嫡系部队”。

然而中央大学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不少教师和校、院、系三级领导中不少人在国民党政府中做过官或者两边兼职，“亦官亦儒”在解放前是颇受尊敬的一种身份，但是解放后，这种身份相当反动。为了给院系调整开路，必须先拿与中央大学一脉相承的南京大学开刀，树立一个榜样。

1951年，我慕中大之名考取了南京大学，只见不少同学的胸前还挂着三角形的中央大学的校徽，舍不得取下。南京大学院系调整开始前，举办了一个“思想展览会”，展览会的内容力图说明前中央大学教师为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本质。当时我是南京大学学生会宣传部的一名干部，上海《大公报》聘请我为该报的“南京大学通讯员”，要我写一篇文章，报道南京大学教师思想改造的动态。于是我写了一篇洋洋近万字的长文《旧南京大学是为谁服务的？》—刊登在1952年5月20日（也可能是5月10日）的上海《大公报》上。文章指出了南京大学教师崇洋媚外的思想、在研究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倾向，列举了一些教师为国外公司收集情报资料、帮助外国资本家在国内各地工矿企业活动的事例，还揭露了一些教师舍命保存蒋介石担任校长时的聘书。

该文发表后，社会反响强烈。《大公报》陆续收到从全国各地寄来的信件，并将部分转来给我。其中有一封是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的一位同志寄来的，我估计他是中央大学的校友，他来信中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及时，给其他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会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随后他在来信中问道：当年中央大学有位训导主任叫沙学浚的，为人极其凶刁刻薄，人称“沙王”，为何在文章中没有提到？我当即去访问了南大领导思想改造运动的负责人，据他解释，这次思想改造运动的对象是以在校的教师为主，已调走的、或去台湾中央大学的、或到其他地方去的都不在内。

后来有许多高校在进行院系调整前也都先发表一篇文章，论述自己学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本质，先把自己学校和教师搞臭，然后顺顺当当地开展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使院系调整按上级的意图顺利进行。

在院系调整运动中，学生的阻力是不大的，思想通也通，思想不通也得通，叫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统一服从学校调配就是了。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教师进行思想改造，哪怕点点滴滴、鸡毛绿豆大的小事也不肯放过。我们系里有位叫范从振的教授，他在英国留学时，曾在“拔拍葛锅炉公司”实习过，这是一家制造锅炉的公司，他是锅炉教研组的主任，后来他与该公司有些技术、业务方面的往来，曾应邀在长江沿岸一些城市的电厂进行过调查研究。学校就认为他里通外国，把他关在一间小屋子里隔离审查，不许他回家，命我晚上进行看守，怕他“畏罪”自杀。话说中央大学的教师与国外学术团体进行学术访问交流合作的真不知道有多少，他们一个个都成了挨打的“死老虎”。不过到后来，他们除了人格上受到侮辱之外，好像没有听说有判刑的。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样一折腾，院系调整得以风驰电掣地顺利进行了。

院系调整，旧中央大学彻底遭到解体

1952年院系调整时，全国所有的教会大学、私立大学统统取消，相关院系、专业并入其他学校。同时根据中央教育部的规定，各大学校名前一律不再加“国立”两字。

当年南京有三座正规的大学，即国立南京大学和教会办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改制后都被调整得面目全非。以原南京大学的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的文理学院为基础，加上原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组、复旦大学德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震旦大学法文组、齐鲁大学天算系等有关系科，组成一所新的文理型综合性大学，仍名为南京大学（即今天的南京大学），校址迁至天津路的金陵大学原址。南京大学的师范学院独立，并入金陵大学的有关系科，建立南京师范学院（即今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农学院与金陵大学农学院合并，建立南京农学院（即今南京农业大学）和南京林学院（即今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大学工学院则拆得更散了：工学院的航空系与交大的航空系、浙大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学院（后又迁至西安与其他学校合并成为西北工业大学）；工学院的水利系与交大水利系、浙大的水利系组建成立华东水利学院（即今天的南京河海大学）；听说南大工学院的化工、食品、电信等系科后来也划出去了；工学院留下的部分系科由于附属工厂和实验室设备搬迁甚为费事，故原来四牌楼原中央大学或原南京大学的校址就全部留给新设立的南京工学院（即今天的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医学院也独立建校，改名为第五军医大学，后并入第四军医大学；南京大学的哲学系调整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大学；法律、政治系调整至上海的华东政法学院（即今天的华东政法大学）。

院系调整的结果，文理分家的利弊得失，是显而易见的。我就读的前南京大学工学院在院系调整中，由于文理学院全部分离出去，搬离校区，工学院成了“孤家寡人”。等新学期开学时，发现各工程专业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基础课没有老师任课，才又急着向新成立的南京大学求援，再派人过来任教，重新搭班子，想方设法成立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教研组。然而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外语系的任务与工学院相应的数学教研组、物理教研组等不同，差别很大，前者是教研型的，除担任高年级的课程之外，还进行研究工作撰写论文，而工学院的教研组是教学型的，只教低年级的普通数学、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等课，自身的进修机会少，所以没有人愿意来任教。当年教我们大学普通数学的马遵庭老师与何旭初老师就是硬拉过来的，其他物理、化学、外语等教研组的老师也莫不如此。

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年分离出去的工学院，今天都成了工业大学或理工大学，如华中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南京东南大学……现在无不重新设立理学院、文学院、广播影视学院、传媒学院、农学院、医学院等等学院。当年的综合大学，如南京大学也办起了化学化工学院、技术学院等工科学院。

今天回头来看，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完全是一边倒学习苏联办学模式的产物。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以后，这种模式就完全不适合经济发展的要求了，无论是综合性大学还是多科性工业大学，都要根据市场需要，调整自己的专业，所以当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消耗了巨大人力、物力、财力进行的院系大调整到今天已完全改观。

（本文原载《档案春秋》2011(10)，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