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余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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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这个词，虽然只代表了一个小民族，但纵观历史，在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建立中华的过程中，他们所作出的贡献，何止是一点，可以说是十分巨大的。

“大一统”的理念，从秦汉至今，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主要支柱，在二千余年的历史中，以儒学为中心，吸纳诸子之有益成分，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并已为各民族所公认。中国少数民族对此不仅予以了认同，还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充实与发展。

一、少数民族与中国统一的历史进程

1.实现统一统治的中国古代社会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国家都是以少数民族为主，比如十六国时代，以匈奴为主的国家有前汉，后夏，北凉；其中，有成汉，前秦，后凉，仇池。前燕，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代国，羌族，后秦，则是羌族。

即便是在盛唐时代，中国也有吐蕃、突厥汗国、回鹘汗国、渤海汗国、南诏等国家，与大唐共存了很久。

五代十国时期，沙陀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大王朝，到了宋代，契丹建立了辽，女真建立了金，党项建立了西夏，还有河湟地区的吐蕃，他们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地区达到了部分的统一，而且也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最终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而元、清两代统一国家的建立，则进一步证明了各民族在中国统一进程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自元代起，中央对西藏、云南和台湾实行直辖，《大元一统志》是对其管辖范围的具体体现，《元史》中的“百官三宣政院条”是对其所辖西藏地区的行政区划和官员体系的具体体现。

清代的行政范围在北部，包括现在的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地区的外兴安岭地区；东部接海洋，西部接葱岭，东北部接库页岛，西北部接巴尔喀什湖，总面积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

清政府不赞成“华夷之辨”，提倡“华夷一家”，“满汉一体”，在一个区域内实行一统，不存在外族和异族的区别。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皇帝下诏，不再修建长城，改变了秦始皇以后，世世代代为防御北方边疆而修建长城的传统。

自康熙25年（1686）到道光22年（1842年），清政府先后编纂了三本《大清一统志》，分别是：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和《嘉庆重修一统志》。

2.实行大一统制度

元代的中书省，主要是管理国家事务，由枢密院管理军务，由御史监督；行中书省，各行省，各有一位宰相，负责管理各省的军事和政务。

在行省之下，下设“路”、“州”、“县”。元代设有十个行省，一处宣政院管辖，一处察和泰王封地，总共十三个地区，“省”这一称谓，至今仍被使用。

史书上说：“太祖登基后，以旧制新，设朝堂，建京师，又令刘秉忠，许衡酌古今之法，设内政，以备内政。掌管政务的是中书省，掌管军权的是枢密院，掌管军权的是御史台，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寺、监、卫、府。除此之外，还有行省，行台，宣慰司，廉访司。其游牧之地，曰道，曰府，曰州，曰县。

官员有固定的职务，职位有固定的成员，他们的首领是蒙古人，而汉人和南人是次要的。所以，一个王朝的制度就这样形成了，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后人就有了依靠。”

清代除中央集权外，地方上还设置了省、道、府、县四个层级。行省（简称省）为当地的最高行政机构，二省三省各有一位总督，总督为当地的最高官员，负责管辖区域内的文武军民，监察戎政，保卫边疆。

每省还有一名督军，负责本省的地方事务，负责对地方官员进行考核，监督粮饷、关税、漕运，监督科举考试，并兼管军政。

清朝还在首都及周边区域设置了与省级级别相同的特殊行政区划，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首都、盛京；一是在新疆，西藏，青海，蒙古，东北各设驻兵将军，驻兵使，参谋使，领队使，辅佐使，以统领各地方的军事和政治，使其成为一套完整的行政系统和机构，以利于维系国家的统一。

3.贯彻统一的文化

文化统一既是政治统一的需要，也是对其加强的需要。“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尊为国师，授以玉印。命制蒙古新字，字成上之。其字仅千余，其母凡四十有一。至元六年，诏书颁布。诏令：“吾只以文字书写，以文字记载，这是古今中外的共同制度。”

我族起源于北方，俗尚简古，不能自创，所以在使用的时候，都是用汉字和畏吾的字体，来表达我们的意思。

考诸辽、金，及边陲诸国，皆有文字，今日文治虽盛，但文字与书本却有缺，于一朝之制，实属残缺。于是我命大学士八思巴创了一种新的蒙古文，用来翻译各种语言，以求顺言达事。从此以后，所有投降的文书，都会用蒙古人的新字代替，这就是统一文字的理想。

以宗教作为统一政权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元朝之初，信奉佛教。到了西域，太祖见其地大而险要，百姓粗鲁而好杀，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于是乃郡县土番，分封官吏，统辖于国师。

又设宣政院，其次要官员，皆由僧人担任，除皇帝之外，其余官员，皆由僧人担任，以统领百姓。所以，帝师的旨意，也在西土，与圣旨同时下达。这百年来，朝廷对他们的尊敬和信任，可谓是无微不至。”

萨迦派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一个宗门，以后每一代皇帝的老师，都是萨迦大师或者是得道的僧人，他们在宗教方面也是非常活跃的，对元代的统一也是非常重要的。

二、论中国民族统一思想的形成

1.各民族的首领都主动地将自己纳入了中国统一的体制，并建立了一个归属炎黄的族源系统

匈奴以夏后氏的后裔自居，或以其后裔自居。汉代北方游牧帝国的建立者匈奴人，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匈奴，夏后氏的后裔”，而开国皇帝赫连勃勃，则是“夏后氏的裔也，我乃大禹之子，即大禹之后裔”

“我的先祖，从北方来到了这里，他的姓氏，就是姒氏，他的名字，就是中国的姓氏，所以他的母氏，就是刘，所以他的姓氏，就是赫连。”《慕容鹿载记》中说，他的祖先是熊氏，也就是黄帝的后裔，他们居住在北地，他们的国都在紫蒙山，所以他们的国号叫“东胡”。

而拓跋氏，在历史上建立了北魏，他们也是黄帝的后人，根据《魏书·序纪》，黄帝膝下有二十五个儿子，有的在华夏，有的在蛮荒，其中昌意少子，被封为北地，被封为大鲜卑山。黄帝赐土德王，北方人称其为“土”，故称其为“拓跋”。

至于宇文泰，《周书·帝纪》中有记载，他的祖先是炎帝时的神农，后来被黄帝灭了，他的后代被流放到了这里。这种制度虽然不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价值，从客观上来说，它体现了与汉族的亲密关系，也体现了中原各族对华夏统一的渴望，以及对统一天下的渴望。

2.对“夷狄也是中华”和“华夷一家”思想的再认识

“华夷之辩”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过程中，日益遭受到来自各民族的强烈影响，尤其是在各民族在各民族之间形成了较强的地域性和全国性的统治之后，这一理论就成了人们争论不休的对象。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把契丹归为“蛮族”，并将其归入“四夷”之列，这一做法引发了辽对欧阳修“妄加贬訾”之举的不满。辽道宗以为，“我所修的文化，与中华不同”，这是一种外来的看法吗？

在元代，蒙古族是一个少数民族，他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华夷之辩”不但受到了当时的统治民族的反对，而且受到了许多汉族学者的反对。郝经曾说过：“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何有于中国、于夷?”“天无必与，惟善是与；民无必从，惟德之从。”“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据一些学者考证，元代“华夷观”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契丹贵族耶律楚材、方外道人邱处机，他们是第一批为解除华夷之迷、与蒙古人进行合作；二是第二批汉人对汉人的认识发生了变化。

其次，修端于金亡八个月之后，又提出了辽金亦可为正统，并尊蒙尊金的主张；然后郝经和许衡两人，从道统和君权两个方面，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推出‘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

郝经称：“大晋朝已有一片疆土，当年辽朝和宋朝鼎盛，以夏化夷，占八州，征伐南海，国力强盛，内政兴旺，安强，可与唐汉比。”

这既回答了“汉—夷”这一根本问题，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以“汉—夷”为代表的“正统”地位，即“中国之道”就是“圣贤之道”，“中国主”就是“中国正统君主”的缩写。不论是汉族，女真，还是蒙古，他们都可以通过使用文人来实现“道统”与“君统”的统一，从而获得中国的正统君王地位。

在中国历史上，清初是第二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国家。在对待“华夷”问题上，清政府作出了一项新的历史贡献，这一点从康熙帝处置曾静吕留良一事开始。

面对以吕留良为首的汉族学者对满族的“排外”态度，雍正以其独到的笔看法，在批评其“华夷观”的错误之余，还系统地提出了“华夷一体”的基本观点，使中国各民族的统一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说，“异域人，是从他们的出身来的，是从他们的故乡来的。”

“满洲人，正如中国人的故乡一样”，满族人和汉族人的区别，不过是地理上的区别，而不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对于曾静辱骂满洲人的话，他说：“人道为人，不人道为畜生，不能因为华夷而区他人为畜生。”

他还指出，“古代中国统一天下，疆域不广远”，是因为“不归顺之人，皆为夷狄”，汉、唐、宋三代鼎盛之时，北狄、西戎为祸边疆，虽未归顺，但仍有自己的领土，所以才有了所谓的“非”之分。

“本王朝在中原一带，一统天下，将蒙古极北之地纳入囊中，是中国的领土，广远，是中国百姓的福气。何得尚分什么华夏、东方、西方！”

关于“改土”，雍正皇帝说：“朕念边疆贫民，乃吾之血脉，欲使其永远摆脱苦难，安居乐业，而不是让其在烟瘴贫瘠之地，仍有其益处，故遂开疆扩土，使其成为中原之流氓。”土司管辖的首领，就是我们的人民。百姓的一切，我们都是平等的。”

由此可见，雍正不但推翻了“华夷之辨”的负面看法，还在民族与边境问题上，对其所采取的新策略，具有较强的优越性。

为实现中国的统一，各民族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近现代的边疆与国家的危机，又从另外一个方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少数民族与汉族、各民族间不断加深的关系，对中华民族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主要民族汉族的亲和力、容纳力、凝聚力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的向心力量共同作用，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客观的史事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参考文献：

1.《史记》卷——〇《匈奴列传》。

2.《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

3.《辽史》卷一〇四《文学下·刘辉传》。

4.《契丹国志》卷九《道宗天福皇帝》。

5.乾隆《喇嘛说》,《卫藏通志》。

6.郝经《辨微论·时务》,《陵川集》卷一九。

7.郝经《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陵川集》卷三七。

8.《元史》卷二〇二列传第八十九释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