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人原乡的文明回响

资阳城市风光。

1951年3月，在成渝铁路资阳段施工现场，一个古人类的头骨化石在泥泞之中出土。

经过长达6年的研究，学者们认定这颗人类头骨化石距今有3.5万年历史，将其命名为“资阳人”，举世关注，资阳亦被誉为“蜀人原乡”。

3.5万年前，“资阳人”的足迹留在了资阳大地之上；3.5万年后的今天，这片土地依然有着文明的回响。

资阳，意为“资水之阳”，属于《禹贡》古九州的梁州之域，建置始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隋朝大业三年（607年）有资阳郡。由此，“资阳”之名在史册上闪耀着自己的光芒。在苍茫浩渺的历史烟云中，资阳之名、之地沿革虽然复杂纷繁，但不变的是贯通古今的厚重文化。

三贤往事

“三贤”是资阳人文的醒目符号，如今资阳的三贤文化公园正是为纪念孔子之师苌弘、汉代辞赋家王褒、汉代经学家董钧而建。夜幕降临时，公园高处的三贤阁在灯芒下显得神秘而庄重，仿佛在诉说着先贤们的故事。

苌弘是春秋时期周王室的官员，古蜀地资州人。《淮南子》说他“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虽有溢美之意，但他博闻强识应是无疑。相传，公元前6世纪末，孔子到成周，曾问乐于苌弘，与其探讨相关思想。从此，苌弘便被视为孔子之师。

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作为周王室的股肱重臣，苌弘努力维持周王朝的稳定，数次在危机中力挽狂澜。《左传》记载，周景王去世时来不及册立新王，子猛被拥立为王却被子朝所弑。子朝自立为王后，子匄被拥立为敬王。子朝在王城，称西王；敬王逃往外地，为东王。双方多次攻防，战乱不已。苌弘认为，子朝不得人心难成大事，便坚定地站在敬王一边，全力辅佐以维护王朝的稳定，减少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公元前516年底，敬王终于在晋国的支持下，在成周复位，此时苌弘已是耳顺之年。

关于苌弘的结局，不同史籍说法不一。在《左传》《国语》中，苌弘因在晋国内乱时支持范氏，周王室迫于赵鞅压力而杀之；在《史记》《汉书》中，苌弘是因“明鬼神事”，惩罚不来朝的诸侯，而被晋人所杀；在《韩非子》《说苑》中，苌弘则是因叔向的反间计被周王室所杀。总之，苌弘是因为忠于周，触犯了诸侯的利益，“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怀着对周王室的忠诚含冤而死，其拳拳报国之心、烈烈孤忠之勇，令后人感慨。在庄子笔下，苌弘之死被赋予了浪漫主义色彩，“苌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于是“苌弘化碧”成了人们仰慕刚直先贤、寄托报国之志的典故。

“苌弘化碧非奇事，尽取孤忠向九天。”苌弘的精神深刻影响着后人。到了汉代，蜀地人杰辈出，资阳这片土地上也出现了以王褒、董钧为代表的先贤。

与苌弘相似，王褒自幼苦读，精通六艺，但在文学上尤其有天赋。他说自己“生于穷巷之中，长于蓬茨之下”，以耕读为本，农闲则专心治学。相传王褒家门外有大小两个水池，是他常年洗笔涤砚的地方。日积月累之下，池水被尽数染黑，人称墨池。

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王褒在成都游历，停宿在一个名为杨惠的寡妇家中。杨惠的丈夫生前买了一名叫做便了的奴仆，王褒请便了替自己买酒，便了却冲到杨惠丈夫坟前控诉：“大夫买便了时，不约为他家男子酤酒也！”王褒听后生气，要从杨惠那把便了买下。便了却说：“要使便了，得一一写明，不写上，我便了就不能做！”

王褒勃然大怒下写了一份名为《僮约》的契约，洋洋洒洒数百字，从早到晚、从春天到冬天、从年轻到老迈，任何时间都有便了需要做的事。如“牵犬贩鹅，武阳买茶”“四月当披，五月当获。十月收豆，抡麦窖芋”“犬吠当起，惊告邻里”等等。

尽管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僮约》反映出古代社会落后的一面，但“其文谐放”，通俗易懂，口语化倾向浓厚，字里行间充满揶揄幽默。胡适对此评价道：“使我们知道当日民间说的话是什么样子。”学者姜书阁则说：“用骈体写有韵的世俗契约，多入俗事俗语，这一尝试，就是很大胆的创举。”甚至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后来，王褒在益州刺史的举荐下入朝，得汉宣帝召见，作《圣主得贤臣颂》。他直指，治理国家须重视人才，“夫贤者，国家之器用也。所任贤，则趋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则用力少，就效重”，应当“开宽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受到汉宣帝赏识。不久王褒升任谏大夫，多次建议改革朝政弊端。

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王褒奉令往益州，途中写完《移金马碧鸡文》，随后病逝，年仅40岁。数十年后，另一位来自资阳的经学家也入朝为官，他就是董钧。

关于董钧的记载，史籍中只有寥寥数语。《后汉书》为其立传，说他习“庆氏礼”，汉平帝元始年间举明经入仕，后王莽篡汉时托病辞官。东汉建武年间又举孝廉入朝，“博通古今，数言政事”，多被采纳，当世称为通儒。董钧难得之处还在于身居高位，依然教授门生多达百余人，对于传播儒家思想，尤其是传播和发展庆氏礼学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儒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三贤事迹已远，三贤遗风长存。“访苌弘之里，人笃忠诚；读王董之书，户斟淹雅。”在清同治年间的《资阳县志》中，作者如此写道，可见苌弘之忠、王褒董钧之才在随后漫长的时光中，化作了精神的养分，滋养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或是生长于此，或是寓居于此，共同构成了资阳的精神特质与文明底色。

诗意风骨

在安岳县城南郊安泉山的半山腰，翠竹掩映中有一座孤寂的墓冢。墓主人是唐代的苦吟诗人贾岛。

安岳，是贾岛荆棘人生的最后一站。

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贾岛迁任普州（今安岳）司仓参军。普州地处涪、沱两江之间，地势险要，唐初程咬金曾为普州刺史。贾岛来到普州之前任长江（今遂宁蓬溪）主簿，是因“坐飞谤”而被贬，经历了仕途的险恶。

因诗人之名远扬，贾岛在普州受到了当地官员、百姓的礼遇。公事之余，他遍访普州遗迹，写下许多诗作，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夏登南楼》一诗：“水岸寒楼带月跻，夏林初见岳阳溪。一点新萤报秋信，不知何处是菩提。”贾岛借此诗表达了身在异乡、前途迷茫的孤寂落寞。

诗中的南楼是普州城南靠近岳阳溪畔的过街楼，相传杜甫曾路过普州在此楼讲学，贾岛听说后便将此楼更名为工部楼。这虽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说法，却也彰显着当地人慕先贤风雅之情。

会昌三年（843年），64岁贾岛在官舍去世，葬于普州城南的安泉山，友人苏绛为其书写了《贾司仓墓志铭》，记录了他的生平。“未及浃旬，又转授晋州司户参军，荣命虽来，于公何有？”贾岛去世后不久，消息滞后的朝廷将新的任命送抵，贾岛升任晋州司户参军。可故人已去，迟来的“荣命”又有何意义？他一生的坎坷潦倒，归于一抔黄土，平静而寂落，但他给普州留下了光华文脉，却泽被后人。

清乾隆年间，安岳县令徐观海在墓前建造“瘦诗亭”，晚清县令斐显忠又重建并立牌坊。如今，贾岛墓一带村落的名字依然有“贾岛”二字，在历史沿革中，无论是“贾岛里”“贾岛保”，还是“贾岛村”，都寄托着人们对他的感怀。

资阳一地学风浓郁，尤其安岳先后有龙泉、桂香、鱼龙、杏林等书院，“开养正之先”。据清道光年间的《安岳县志》记载，安岳县学宫在龙泉山隈，唐以前则在北岳山下。这说明至少在唐代，安岳文脉已应运而生。在时光的氤氲润泽下，安岳文脉在宋代喷薄而盛，书院林立。

北宋时期，相距不远的眉州因“三苏”而闻名，当时正有“东普西眉”的说法。这一时期，普州之地文人辈出、联翩科甲。据《宋登科记考》，仅是安岳一地，进士就有256人，呈现出“人才之盛，为西川首称”“冠带之士，可并西眉”“科名之盛，并美西眉”“眉州、普州媲于东鲁”的景象。

在浓厚充沛的学风下，普州大地既培养出精于文道的文人，也培养出通晓实务的学者。南宋嘉定元年（1208年），秦九韶出生在普州一个仕宦家庭。

秦九韶的祖父秦臻舜官至通议大夫，父亲秦季槱官至工部郎中、秘书省少监。秦臻舜、秦季槱父子学识渊博，同治春秋，为官清廉，甚有政声。而秦九韶的祖母沈夫人与母亲王夫人亦擅长诗词、绘画。在这样优良家风的熏陶下，秦九韶自幼勤学好思。

秦九韶年少时生活在普州，家乡的先贤对他影响甚深。同是安岳籍的道学家、理学家陈抟在两三百年前留下《易龙图序》。这篇晦涩难懂的序文包含数学、数理和符号数学规律，为秦九韶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随着父亲入朝为官，秦九韶移居京城临安。工部掌管营建，而秘书省则掌管图书。因此，秦九韶得以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并在父亲的关系下拜访相关学者，奠定了学术基础。

安岳文庙大成门前舞一曲。

绍定四年（1231年），秦九韶考中进士，先后担任县尉、通判、参议官、州守、司农、寺丞等职。淳祐四年（1244年），秦九韶因母亲病故丁忧。在为母守孝期间，他闭门钻研，于淳祐七年（1247年）写就彪炳千秋的《数书九章》。

《数书九章》在数学内容上颇多创新，如“大衍求一术”不仅在当时处于领先地位，在近代数学和现代电子计算设计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被称为“中国剩余定理”；“正负开方术”被称为“秦九韶程序”，直至500多年后的1819年，英国数学家霍纳才提出了与这一成果原理相同的“霍纳法”……《数书九章》概括了宋元时期数学的主要成就，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的高峰。

秦九韶等人的成就，正是普州之地文脉勃发结出的硕果。如今，作为“东普西眉”文化缩影的安岳文庙，身处闹市之中，既与市民生活融为一体，又自成独特风味。据《四川通志》记载，元代延祐年间，寄寓安岳的晏道升“掘地得古雁塔碑，遂率同寓卢兴祖芟草莱、创文庙”。清嘉庆九年（1804年），县令刘有仪倡导更改旧制，建大成殿、崇圣祠、棂星门、万仞宫墙等，形成古朴庄重、工艺精湛、气势巍峨的建筑群，见证着安岳乃至资阳流传至今的繁盛文脉。

廉官流韵

昭昭文脉滋养下，必有廉官造福一方。资阳之地“山不高而厚，水不深而长，钟其正气者为忠臣、为孝子，循循乎醇儒之风也”。出生于、成长于甚至流寓于资阳的人才，“上之可以建丰功伟绩，次之可以摛华掞藻、掇取巍科”，意思是他们有能力者可以建功立业，即便稍次一些，也可以施展文采，也可以登科入仕。

作为如今资阳的一部分，乐至县在古时“东连巴渝、西接锦江潼川，远据于北资中，屏蔽于南境内，左倒流而右高寺，据场镇之胜地，实道路之咽喉”。据《乐至县志》记载，乐至有八景，其一是寇公书洞。北宋名相寇准早年政声不传时，曾在乐至做县令。此洞便是他读书之处，也成为教化当地百姓的场所。

寇准在乐至留下了不少故事。乐至气候干旱，往往十年九旱，百姓生活不易，寇准也终日忧心。相传，有一天陈抟游学到乐至，知道寇准的忧虑后，便托梦于他，许愿“一池清水见分晓”。第二天，寇准循着梦境来到乐至南塔山脚下，突然发现一片藕塘，挖出莲藕却只有“七芯”。寇准一点就透，明白陈抟是以“七芯”比喻“齐心”，便号令全县官民齐心协力修建水塘，抵抗旱灾，全县遍种“七芯”莲藕，并且将南门荒地出现的藕塘称为“天池”。因此，乐至八景中又添一景“莲池献瑞”，而池中“七芯”莲藕磨制成的藕粉，就叫做“天池藕粉”。

陈抟是否真的托梦，藕塘是否真的献瑞，真假早已隐入历史尘埃之中，但寇准忧乐至百姓所忧，值得被世代铭记。

明弘治年间的一天，安岳县一户汤姓人家迎来了新的生命。关于这个孩子名字的来历，《明史》载有一个民间传说。相传，这个孩子幼时在家门口玩耍，一名来自峨眉山的僧人路过，看到这个孩子眼睛一亮，大声说道：“他日地有称绍者，将承是儿恩乎？”意思是说，今后在绍兴造福一方的人，就是你这个小娃吧？说完，僧人飘然离去。目睹一切的孩子父亲沉思后，便给孩子取名为“绍恩”，字“汝承”。

多年后，汤绍恩正如僧人所言，赴任绍兴知府。他性情宽厚、生活俭朴、为官务实，初到绍兴便“新学宫，广设社学”“缓刑罚，恤贫弱，旌节孝”。此时，山阴、会稽、萧山三邑之水，汇三江口入海，积沙如丘陵，久雨则成涝，决塘则成旱，进退两难。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汤绍恩实地考察，遍行水道，终于找到了办法，修建三江闸，成功解决了水患。

在绍兴任上，汤绍恩没有辜负自己的名字，除主持修建三江闸，其治水业绩还涉及筑海塘、建新塘，改造南塘（鉴湖部分）、维修古纤道等水利工程，被当地百姓深切感念，歌之曰：“泰山巅，高于天；长江水，清见底。功名如山水，万古留青史。”

从明代万历年间起，绍兴人民就在绍兴府城开元寺和三江闸旁建有汤公祠，每年春秋祭祀。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汤绍恩被敕赐“灵济”封号，雍正三年（1725年）被敕封为“宁江伯”，咸丰元年（1851年）被敕赐“功襄清安”。

明天启五年（1625年），另一名来自安岳的人才走上仕途。36岁的张任学进士及第，任山西太原知县。崇祯四年（1631年），张任学因政绩突出，改任御史。他上奏指出四川存在私征私派、催缴赋税太急及诉讼不公三大苦政。在巡按两浙期间，张任学又数次向朝廷条陈，指出当时盐政方面的诸多弊病。

张任学虽以文取仕，但在明末战乱动荡之中，他义无反顾地披挂上阵。他见起义军纵横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而“诸将缩胸不敢进”，愤然道：“事不辞难，臣职也。贼势如此，我辈可雍容坐镇邪？”崇祯十一年（1638年）二月，巡按河南御史张任学改都督佥事总兵官，镇守河南。

安岳县明进士坊。

在与起义军数次的交锋中，张任学胜败皆有。崇祯十二年（1639年）七月，张任学被撤职回乡。不久后，战火已烧至四川，张任学在家乡安岳主持修建了张公寨，并安营驻扎、屯兵操练，为百姓提供庇身之所。

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张任学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年），张献忠军杀到了安岳张公寨。在张任学长子张像升的排兵布阵下，张献忠军围困寨子长达四个月也未能攻破，一方百姓得以无恙。相传，张献忠入川时，四川境内只有两个寨子没有被攻破，一个是石柱县秦良玉的万寿山寨，另一个就是张任学修建的张公寨。

如今，在安岳文庙西侧，有一座朱红色的明进士坊，上书“明进士坊”“文臣烈士”八个大字，用以纪念以张任学为代表的、为一地文治武功做出贡献的先贤。人们穿行而过，抬头仰望时，想必亦会有所感悟。

昭千古之文明，扬历世之遗风。从3.5万年前的资阳人，到资阳三贤，再到后世无数文臣忠烈，资阳大地的历史厚重绵长，余韵无穷，文人贤士的精神万古不磨，沾溉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