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有控制、掌握之意，“相”有交接、扶助之意，故宰相“佐天子，统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

宋初主持皇帝丧葬事务一职的山陵使多由亲王“使相”担任，后逐渐由宰相担任。#头条创作挑战赛#

山陵使的渊源可追溯至唐初，贞观九年（635）唐高祖去世，时任尚书左仆射的房玄龄与长孙皇后的舅父高士廉同主持山陵事务，是为山陵使一职之发端。

至北宋时，围绕山陵使一职已衍生出必由宰相（首相）担任、且山陵事毕即需离任的政治惯例。

先帝驾崩代表着现有的政治局面将发生改变，而皇权易手往往会引起朝中人事的重大变动。

政局一旦有变，位于朝堂政争矛盾中心的宰相必然首当其冲，而宰相若在担任山陵使期间出现失礼或失职行为，便会授政敌以口实，最后导致弹劾与罢免。

这一情况在北宋宰相丁谓、蔡确罢免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擅移皇堂于绝地”——宰相丁谓被免

丁谓于淳化三年（992）中进士，为官期间在安边抚夷、治理水患、整顿经济等方面皆有建树。

宋真宗去世后留遗诏尊刘皇后为太后，因仁宗年幼，由刘太后权处分军国事，而时为宰相的丁谓便在此最高权力更迭之时迅速倒向了刘太后。

北宋皇帝去世后，山陵按行使与司天监官员要负责选址修建皇陵，在确定选址并上报后，朝廷还要派人实地考察，此举称为“覆按”，整个过程中官员不得随意变更陵址。

真宗去世后，丁谓以首相身份任山陵使一职，雷允恭改易皇堂前曾向太后请示，太后命其同山陵使丁谓商议，但丁谓有所顾忌并未明确表态，雷允恭便自行其事，导致山陵工期延误。

事发后，王曾认为山陵使难辞其咎，便打算利用此事除去专权跋扈的首相丁谓。

王曾与丁谓的矛盾早在丁谓贬谪寇准之时便已初见端倪，当时寇准已然罢相，但丁谓趁真宗病重之机，将寇准一贬再贬为雷州司户参军。

王曾认为丁谓对寇准的处罚过重，而丁谓反以将王曾列入“寇党”相诘难，王曾为自保只好隐忍，静待时机以求报复丁谓。

因此，雷允恭伏法后，王曾便以擅易皇堂、心怀不轨的罪名弹劾丁谓，上奏称“（丁谓）令允恭擅移皇堂于绝地”，实为包藏祸心，最后丁谓惨遭贬谪。

从丁谓过往的作为看，将其罢相毫不冤枉。

在真宗朝为执政时，丁谓利用各种手段讨好真宗，不仅大兴土木、大搞祥瑞，还在真宗的宠爱下大肆打击异己、败坏朝纲，时人将其与王钦若、林特、陈彭年、刘承珪合称为“五鬼”，更有“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丁’”的说法。

但将丁谓以雷允恭擅移皇堂事罢相，则不过是刘太后和王曾为驱逐丁谓寻找的借口而已。

只是丁谓在真宗朝执政期间不得人心，得罪的同僚太多，宋真宗一死，刘太后又利用丁谓打压不满意自己垂帘听政的大臣李迪等人，并巩固了自己临朝听政的地位。

尽管丁谓在帮助刘太后实现临朝听政时立下大功，并一度红得发紫，但很快丁谓却被逐出了朝堂，甚至被贬到了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而引发丁谓被贬逐的由头就是其纵容雷允恭在真宗陵墓选址时“擅移皇堂于绝地”。

针对雷允恭擅移真宗山陵之事，朝廷遣王曾覆视。

丁谓之所以被罢相，不仅是因为冯拯、王曾等同僚都有除去丁谓之意，主要是最高掌权者刘太后也已无法再容忍丁谓的弄权。

刘太后和丁谓虽曾一度结成了政治上的隐形同盟，当年寇准和李迪反对立刘氏为后时，正是刘、丁二人合作将寇、李二臣罢免，真宗晚年，又是丁谓与刘后合作，再次贬逐了反对刘后垂帘听政的寇准等，这次合作也扫除了丁谓位极人臣之路上的阻碍。

至最高权力交接后，尽管寇、李二人早已遭贬，但丁谓又进而将寇准和李迪一贬再贬，不仅为了倾泻私愤，也为了献媚于刘太后。

可在刘太后临朝听政后，其与丁谓的关系却逐渐发生了变化：太后欲独受群臣朝拜时，丁谓却明确反对，此一失太后之意；

后来丁谓又提议将月进钱充宫掖之用，此二失太后之意。尤其是丁谓为了方便打探禁中机密之事，竟然与刘太后身边的太监雷允恭结交，二人又内挟太后之势，专横跋扈，打压其他执政大臣。

此时的丁谓不仅对太后失去了利用价值，而且成为众同僚的眼中钉。

雷允恭事发后，太后对如何处置丁谓本犹豫不决，但冯拯等人趁机进言“丁谓身为宰相，乃与允恭交通”，太后意识到自己在朝堂内外都已受到掣肘，便决心丢车保帅，即通过罢免跋扈弄权的丁谓，缓和与其他大臣的关系，从而稳定其垂帘听政后的朝堂政局。

其中“密交孽寺”一语便指丁谓私下交结雷允恭，而也正是因为“密交孽寺”才导致“山园之擅易”。

女道士刘德妙曾频繁出入丁谓宅邸，在丁谓罢相后此女遭到逮捕，经审问后供出“谓使诈为神言誉己，又尝授德妙颂，题‘混元皇帝赐德妙’。”

不尊礼制、为臣不恭——宰相蔡确被逐

嘉祐四年（1059）蔡确中进士，开启其官场生涯，后受韩绛赏识而荐于开封府尹韩维，任管干右厢公事。

熙宁三年（1070），反变法派大臣刘庠权知开封府事，蔡确因拒行庭参跪拜之礼，与刘庠当堂冲突。

因此，蔡确得到了宋神宗与王安石的注意与欣赏，后王安石荐其为三班院主簿，从此蔡确贴近权力中枢。

蔡确的前期履历已经决定了他支持变法的立场，注定了他将卷入残酷的新旧党争。蔡确在政坛的起伏与变法情势相匹配，尤其是王安石二度罢相后，他和章惇等人扛起了变法的大旗。

元丰二年（1079）五月，蔡确任参知政事，成为了变法派实质上的领袖，然而神宗去世时，哲宗尚幼，高太后垂帘辅政，司马光、吕公著、苏辙、吕大防、刘挚、王岩叟等反变法人士相继进用，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再次爆发冲突是早晚之事。

在蔡确任神宗山陵使结束后，反变法派便展开了攻势。

起初，首相王珪依惯例担任山陵使，元丰官制改革后，首相改称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次相改称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而蔡确时为右仆射即次相，故神宗去世后“宰臣王珪为山陵使”。

但不久王珪病故，“诏右仆射蔡确权领山陵使事”，待到是年五月二十八日其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首相时，才正式担任山陵使一职，而蔡确担任山陵使期间的失礼行为，却为刘挚、朱光庭等台谏官弹劾他提供了口实。

若依旧制，大行皇帝灵驾进发前一日，宰臣应宿于禁中，但蔡确“至夜深方抵禁门，不肯依禀圣旨指挥，欲将带人从同入。及见本门臣僚执守诏旨，确遂恚怒而去，更不入宿，亦不闻奏禀”；

灵驾赴山陵途中，山陵使应扈从左右，而蔡确“则驰马先去数十里之远，直趋馆舍以就安眠，后面灵驾一行，并不照管”。

侍御史刘挚、左正言朱光庭便据此连章弹劾蔡确骄慢不恭，御史王岩叟也趁机“章数十上”弹劾蔡确放纵其弟蔡硕贪赃枉法。

因山陵使专为丧事所设，不免沾染凶煞之气，故山陵事毕后，依惯例担任山陵使的宰相应主动请辞，《齐东野语》中便有言：“草草山陵职事，厌厌罢相情怀”。

但安葬神宗后，担任山陵使的宰相蔡确并未主动请辞，刘挚、朱光庭、王严叟、范祖禹等人又连章累疏抨击蔡确心怀不轨、贪恋权位。

不过反变法派的连番弹劾并不是蔡确贬谪的真正原因，蔡确曾扬言：“確有定策大功，嗣皇之所依赖，不可一日去上左右”，此等傲慢托大之语经众人宣扬后闹得内外皆知，太后听闻此语后也无法再容忍蔡确继续立身朝堂。

此时蔡确除了请辞外別无他路，最后只得自请罢相，出知陈州，而太后心照不宣地维持了蔡确的颜面，所颁制敕中未有一个贬恶之词。

蔡确罢相只是反变法派全面反扑的开始，随后变法派大臣章惇、韩缜、张璪等人在反变法派的攻击之下也相继遭到罢黜。

蔡确在神宗丧事期间的诸多失礼行为给元祐台谏官的累章弹劾提供了口实，反变法派从而获得了驱逐蔡确的道德制高点，但这不过是熙丰党争的延续，其后诸多变法派大臣被贬黜出京便是明证，而且蔡确被贬不久后即改任安州，此次又以其弟蔡硕为借口。

最后蔡确于元祐八年（1093）郁郁成疾，殒命岭南。

作为党争中的失败者，蔡确昔日罢相的根本原因不过是神宗去世导致原来的政治局面发生变化，而元祐年间反变法派与变法派间的斗争已到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程度。

反变法派获得高太后支持后开始清算变法派，恰好又赶上蔡确在神宗丧事中的失礼行为给反变法派提供了把柄。

因此，蔡确失去皇权保护后不仅被罢相，而且被一贬再贬，直至困死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