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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明朝的荒漠化历史，大多集中在普通的行政区划上，很少涉及到像辽东这样的地方军事区划。明朝辽东在我国北部的军事防卫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素有“蓟门藩篱”“神京左臂”的美誉。

本文从嘉靖三十六到三十九年（一五五七年到一五六年），这场长达四年的大灾荒造成了辽东地区的贫民饥饿，民不聊生。

兵强马壮的北方的侵略者来势汹汹，对京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关于嘉靖中叶辽东这个特殊的军事政治地区所遭受的四年灾祸和危机的解决，学者们已经进行了一些相关的探讨，但是还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

文章试图把这一场大灾荒和辽东边境的问题联系起来，以便更好地探索明末的史实

一、四季大旱对辽东局势的影响

辽东嘉靖36~39年间的大饥荒，在明朝的灾害史上是很不显眼的。

即使是官方编纂的《明史·五行志》，也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辽东民不聊生，自相残杀。”这场灾荒足足持续了四年，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辽东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一)辽东百年来最大的灾难

这场饥荒是由一场天灾造成的。在这四年间，辽东不但遭受水旱之灾，而且还有鼠灾和地震，灾情连绵，造成了巨大的灾情。

据史书记载：“嘉靖三十六年后，屡遭俘获，年年干旱。三十七年，“人牛荒”，“地荒不可种”，“冬天没有下雪”。

三十八年4月一日，下了一场暴雨，至今五十多天，大地成了海洋，五谷皆被淹。”

其实这场灾难，到了嘉靖三十六年，已经很是厉害了。嘉靖《全辽志》记载：那年“农历6月，六合彩大雨，洪水泛滥，庄稼被淹。”

在绥中县，“每年的这个时候，瘟疫都会蔓延开来。

在《明史·五行志》和《续文献通考》中也有记载：嘉靖36年，辽东地区“民不聊生”，可见当时的灾情有多严峻。

嘉靖三十七年4月，山东监察使周斯盛在一份上书中，对辽东的灾情进行了详尽的描写：“自嘉靖三十六年洪灾之后，一眼看去，尽是湖泊，粮食绝收，方圆百里之人，无一幸免。

自冬天起，粮食日比一日贵，每一粒大米都要贵上五文，且数日市上再没有商贩，百姓更是穷困潦倒，从最初的吃面条，到后来的自相残杀，强盗横行霸道，再也没有了法律的约束，到处都是灾祸，令人难以忍受。”

其后，辽东大饥荒愈演愈烈，这一年的六月份，大司马王进献：

“今年大旱，每一天都有一粒米，每一粒米都要卖到八两银子，而百姓却饿死了九成以上。”据《明世宗实录》记载，嘉靖37年3月，“辽东地区，民不聊生。

据《全辽志》记载，嘉靖37年“民不聊生，互相吞噬。相当于一年斗米银一斤。

一场瘟病，全家都死了。”《盖平县志》、《庄河县志》都说，这一年两个县都是“大饥”。不管是“五钱”、“八钱”、“一两”，都说明了粮价的高涨，说明了粮荒的严重程度，说明了“人相食”的严重程度。

可以看出，嘉靖37年辽东的灾荒已经达到了无法遏制的地步。

(二)食品产量的急剧下降

辽东虽然物产丰盛，但“土地贫瘠，人口稀少”，“谷子一年只能收获一次，一旦下雨，到处都是贫瘠之地”。

可以说，辽东的粮草产量很少，在灾难面前的自我恢复能力也很弱。

明廷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制定了“屯田之策”，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边境富庶，国家不需要负担粮草，这是一个养活粮草，养活军队的办法。”

然而，自明代中叶以来，特别是在成化时期，由于辽东地区的驻防和防备措施被打破，地方防备灾害的力量大大减弱。

“辽东自成制以来，所有的驻守都被换成了操守，但驻守在这里的驻守，却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成化十三年，"辽东诸卫附近的肥沃之地，大都为豪富所占据"。嘉靖八年，辽东镇守宦官淮等，“以兵为农，以农为田，多则二百五十亩，少则十亩”。

在各个卫近城，肥沃肥沃的土地大多被勋戚、军官、富豪所占据，驻扎在这里的官兵往往缺乏粮食储备，一旦遇到天灾，很容易引发饥饿。

(三)边境问题日趋严重

灾祸之大，不但使辽东民间出现了重大的食物短缺，还导致了军队的粮草供应短缺，军队的战斗力锐降，官兵纷纷逃离，军队的数量锐减，使军队的战斗力和防御能力大为下降，对边境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危险。

辽东在明朝是一个以军事、政治为中心的地区，具有特殊的位置，有学者说：“辽东一州，为蓟城之属。”

辽国危则蓟国势岌岌可危，皇城隐秘，此二人之事，非同小可。嘉靖三十七年，周斯盛上疏说：“此郡之军，一向以可资使用，近来由于粮食与赏赐不足，征伐频繁，渐渐衰败。

又遇灾荒，粮草不足，百姓战死，四散奔逃，一营所占兵力，已不足原来一半。

但马匹稀少，边境之地，十有八九只剩下一两只，纵然出征，也不能向前，何谈用兵之道？”又道：“夫军依仗于活着的人，当有粮食，有民夫，有子民，有辅佐。

现在上不能寄望于人，下不能济于户，他们纷纷出逃，实是大势已去。”辽东边境的形势，已是岌岌可危。

.而辽东则因饥荒，国力衰弱，又被北方势力所趁，不断侵掠劫掠，对大明边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嘉靖三十六年，建州右卫军统领王杲，“十月，袭抚顺，斩其守军，恣掠东州，惠安，四面之城，皆不空。十二月，贼破辽阳，斩其民，夺其家畜数万。”

《全辽志》中亦有嘉靖36年“12月，辽阳被北方俘虏”的记录；民国三十七年，“冬至十一日，辽阳被北方掳掠。”

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北方辽阳被俘虏，贾冕被杀，俘虏，劫后余生。三十九年""北掠强军，破中军。"腊月，寇盖州，民不聊生，民脂民膏，房屋，十之八九被烧。收复辽阳！”

二、为解决辽东灾祸而采取的多种措施

明朝朝廷在面临巨大的灾祸和灾祸的同时，也在竭尽所能地解决灾祸，同时也在不断地增援粮草，整顿军队，冀确保辽东边境的安全。

(一)减免赋税，减轻赈银济粮的负担

根据明朝赈灾工作的流程，在发生大范围的灾祸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及时处置灾情。

在这场大灾荒之后，辽东各地的确是在这一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周斯盛奏的那张纸上写着：“臣视察此地，日夜不停，用钱平籴谷粟，熬粥救济，然而边境并没有积蓄，所能救济的还不到这一点。”

很明显，受限辽东的粮食储备，即使在大灾民面前，也不过是九牛一毛

由于辽东地区粮食储备严重短缺，减免税粮和赈银济粮便成了当时政府采取的一种主要措施。这一次辽东的灾荒，并没有太大的用处。

嘉靖36年12月戊戌，“因辽东广宁，海州，宁远，定辽，东宁，沈阳，盖州，义州，复州，辽海，金州诸卫所，因洪水而不征。”

“屯田”的免除，降低了兵役的税收，使得受灾百姓可以把应该上交的税款以备度荒之用。嘉靖37年6月，侍郎王任大将军（上表亦称“商讨救济，并无其他好办法”）。

但是，这一次辽东的饥荒实在太过严峻，耕地的数量锐减，产量锐减，所以，减免赋税对于赈济饥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作用。

虽然《五边典则》与《明实录》都有“议蠲”辽东四年大灾荒的记载，但是《明世宗实录》中关于辽东赋粮减免的其他记载却没有再出现。

根据嘉靖十六年（1537年）的《辽东志》和《全辽志》的记录，嘉靖间，辽东二十五个卫所都建有储备仓。

由于历史资料有限，很少有人知道储备仓的数量，也很少有人知道它们在大饥荒中的分配，但从它们很少打开的“预备总仓”来看，可以推断出，它们分散在各个卫所中，是起到了救灾的作用。

据嘉靖《全辽志》记载："嘉靖25年，张铎在两个地方分别修建了十五个芒果库，储粮10万吨，名为"储备总库"。石板上刻着：“嘉靖三十七年，以粮济民，丰衣足食。”谷子用完，鲤鱼便倒了下去。

四十三年秋天，由李辅加添对于这个预备总仓，张铎曾经在《重修六卫预备总仓记》中对它和其它的预备仓的区别进行了说明：

“或者说一个仓，名字却是另一个，为什么呢？于曰：准备以旧时之名讳，然时有异。

维兹约且隐匿，严关钥且不计。开时，等其荒而开时，伺其丰而收时。以备粮草，惟其所愿，唯命是从。自古有一座仓库，岂不是如此！”

从这一点来看，这储备粮库是辽东六个地方救灾的重头戏，不到万不得已，是绝对不会使用的。“预备总仓”的开放，说明辽东的储备仓库，很有可能是用来救济灾民的，也说明了这一次的灾民是多么的惨烈。

(二)打通陆上通道，开放海上通道

为了保证受灾地区的食物供给，明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打通了陆地上的粮商和贸易渠道，开辟了海上的运粮渠道，将食物和其它救援物品运到辽东。

打通这条陆上道路的措施，一是准予“入关籴买”。为了避免辽东民众逃离，明代对山海关进入辽东的粮源进行了多次严格的管制，造成了大量的粮源被阻断。

嘉靖三十六年12月，世宗皇帝“因辽东广宁，海州，因大旱，不收辽海，金州等地的赋税，照旧，准予进贡。”

“在明代后期，因为财政的收入已经无法满足日常生活所需，所以，在征收一般的税款之外，各地的官僚其实都是默认的。”

山海关作为沟通关内和辽东的要冲，被称为“中通一口”，它的开放使山海关贸易通道得以有效疏通，减少了赋税，从而使关内的粮价得以顺利向辽东出口，从而有效地缓和了辽东粮价高涨和“籴贩不通”的局面。

嘉靖37年12月，魏元吉等奏陈救荒之法，建言“废赋赋。“山海关，还请通融，免开疆拓土。”这一要求被允许，极大的促进了辽东的粮源流入。

嘉靖年间，“倭寇”炽盛，海运受阻，辽东与关内和山东之间的商贸交流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其实，嘉靖中叶辽东接连四年发生的灾祸，与海上交通受阻也有很大的联系。

对这一点，嘉靖三十七年，总管大臣上了一份奏折：“辽镇的物资，都是从山海间运送过来的，一年来，损失惨重，粮食绝迹，加之倭寇频繁，运输受阻，数万人哀嚎，大部分人都是饥寒交迫。”

隆庆三年，盐都总督庞尚鹏对此也很清楚：“辽东临水，原住民以耕种为主。自从他的父亲到了三十六七年，天灾不断，粮价高涨，百姓互相残杀。

盖舟船不通，商人少到，故而丰年积粟，故其所居，亦不可以其法度之；一遇到赔款，就不能说是借钱给别人了。

(三)充实粮草，整顿军队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不论是免除赋税、赈银济粮，或是陆路、海路的畅通，都主要着眼于在大灾荒时期解决辽东人民的生活与再生产资料，而补充军需，整顿边境，也是维护国家军队供给，保证边境稳定的一项主要措施。

辽东都司城是明朝的一个主要军事据点，在这里有大批的兵马。为了缓解军队的粮食短缺问题，朱元璋下令“统领各郡的军队，在各地都建有粮仓，使军队和农民都能耕种，使国家得到缓解”。

明代前期，辽东地区有较多的屯垦耕地，尚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到了明代中期，大部分的屯垦耕地遭到了严重的毁坏，导致了大量的粮食短缺，到了当时的灾祸愈演愈烈。

所以，在大灾之后，怎样保持军心的安定，便成了明代朝廷最为关心的问题。

嘉靖37年3月戊午时，明朝因“辽东民不聊生，互相残杀”，“下太仓金五十万两，充作三十六年之后的粮草之用”，即将所有的粮草都交与了朝廷，由朝廷来支付。

三、关于如何处理辽东灾祸的认识

到了嘉靖三十九年，灾情有所缓解，一些地方出现了丰收的迹象，辽东边境的四年大饥荒终于告一段落，危险的局面也得到了缓解。

但这一次的灾祸，却显示出了神京的左膀右臂和蓟门藩王的弱点，这一弱点不仅仅表现在边境上，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和食物安全都很薄弱。而且，在四年的大饥饿中，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

结尾

面对这次大灾荒以及由此带来的边疆问题，明朝及当时的官员们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作出了各种反应，但受限于辽东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以及自身的备灾与自救的不足，以及在赈灾方面的消极与无用。

致使大灾四年，形成了辽东“百余年来最大的一次大灾”，带来了一系列的灾难，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这场大灾荒，于嘉靖三十九年的时候，已经有了一定的缓和，但余波却一直蔓延到了隆庆去世的时候。

这次由特定军事地区而来，又在特定时期内由“内”到“外”的转变，既是对辽东地方防灾准备的一次又是对明朝赈济制度与效能的一次极大的挑战；

这不但折射出明代中叶晚期辽东这个“以土为本”的军事重镇在救灾上的困难，而且也凸显了日渐式微的明代救灾制度和机制的僵硬和效率低下。

参考文献

明经世文编

明代救灾的基本程序与效率

剑桥中国明代史

四镇三关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