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拉宾德的独白

编辑|拉宾德的独白

面对瘟疫这种能造成几乎全方位社会影响的现象，可以想见，同时期的欧洲社会各界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反应。同样可以想见的是，同一社会中的不同身份不同处境的人群对同一现象也会有不同的反应。

就瘟疫期间的中世纪社会而言教会官方、大众和世俗政府可以说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体。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世纪基督教会在主流信仰、主流意识形态乃至文化教育上占据主导地位同时社会各阶层又具有基督徒这一身份，所以在瘟疫应对这一问题上，各阶层的反应或多或少会呈现出彼此的“交集”。

与此同时，由于教会官方、民众和世俗政府之间毕竟具有不可忽视的差异，故而在瘟疫应对一事上，他们又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在后文关于这三方面的讨论中，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作为此时期主流价值观的主导者的教会，面对瘟疫又有何表现呢？

主教与神父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黑死病时期，教会是欧洲最有组织性和最有影响力的机构。欧洲每一个城市里的教堂以及教堂里的神父，都是这个庞大组织里的一部分。由于宗教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无处不在，所以主教在应对瘟疫和维持神父的组织与纪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世纪时期的主教是教会中的重要领导者和决策者，除了负责培训任命和指派神父到教区履职外，他们还监督所有与他们有关联的宗教机构和设施的管理与运作。当然，随着众多修会如本笃会(OrdoSanctiBenedict)和后来的托钵修会(theMendicantOrders)的兴起，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

在主教区，主教通常会为教区任命一名神父，这名神父有“医治灵魂”的权力，他通常可以负责管理基督徒的圣礼和临终前的涂油礼。同样，基督徒们聚集在以教区为中心的社区里，因为教堂往往是教区的中心。

大多数基督徒都会在教堂里过他们的精神生活,与之相伴的,还有他们的慈善行为。在这种慈善行为中，他们可以获得救赎的机会。一个人在教堂里受洗，在教堂里结婚，在教堂里为了赎罪而忏悔，最终在教堂里得到永恒的安息。换言之，对一名基督徒而言，在神父的主持下听取布道、接受洗礼、进行忏悔、食用圣餐、举行结婚和葬礼仪式，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生活氛围也影响了他们在瘟疫期间的反应，对此后文将有详细论述。在瘟疫期间，神父们也需要履行自己的义务。他们要像平时一样为教徒们服务。有些大主教曾向教区的神父们发布一系列指示，强调:他们有义务在“目前怀疑(疾病)蔓延的情况下继续住在自己的教区，并执行忏悔、圣餐、临终涂油和洗礼:即便他们在接近病人时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他们也不能拒绝听取病人的忏悔”。

此外,教会官方还指责一些神父“几乎不满足于两倍的薪水水平”认为他们以“当今的罪恶为借口”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认为他们不受世俗社会的约束，违反教会秩序和教导，拒绝为病人听取忏悔。

别具一格的“潜修”

与教区不同，本笃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们属于“潜修”一族，他们的生活献给了“祈祷和工作”要务。就本笃会来说，每个成员应严格遵守每日弥撒、集体祈祷和聚餐的时间表。他们发誓要贫穷、贞洁，服从规则和领导，过着潜修的生活。

不过“潜修”并不意味着要与世隔绝，或者将自己的大门紧闭；相反，以托钵修会的修士们为例，他们恰恰会走出修行之地的大门，走向城市，走向大众他们会接待各种各样的来访者——从皇室和教皇的代表团到贫穷的朝圣者;从富有的商人到衣衫褴褛的农民;即便病人也不例外。当然这样一来，瘟疫也就有机会趁虚而入了。

在瘟疫最初袭击墨西拿后，许多墨西拿人决定向神父去忏悔他们的罪行，并立下自己的遗嘱。然而很多神父、法官和公证人都拒绝他们前去拜访，因为他们害怕去了墨西拿人的家中后，无论是为他们听取忏悔还是让他们立下遗嘱，都会因病而很快死去。

这样一来，在当时只有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修士愿意去探望墨西拿人，并听他们忏悔，但也正因如此，两个修会的很多修士死于瘟疫。

例如在1347年至1352年期间，多明我会中有49人死于锡耶纳，39人死于卢卡57人死于比萨。位于佛罗伦萨的新圣母大殿(SantaMariaNovella)可以同时容纳150名多明我会成员，然而在他们当中，有68人都死于1348年。

死亡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去为染病的患者做临终祷告。由于大量的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的成员死亡，他们的修院或住所“几乎都被遗弃”。1348年，佛罗伦萨的本尼迪克修会成员中有28名僧侣病倒，其中只有7人幸存下来。

人性的考验

尽管很多修士死于瘟疫，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信仰。例如方济各会的修士约翰克林在自己1348至1349年的《爱尔兰年鉴》的末尾写道：“但是我，基尔肯尼(Kilkenny)修道院的约翰克林修士，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些在我的时代发生的值得注意的事件，这些事件是权威的和值得信赖的，我看到这么多的不幸，几乎整个世界都陷入了恶毒的境地，(我)在死者中间等待着死亡,我把我所听到的和验证过的都作为真相写下来。

我把羊皮纸留下来，如果未来某个人偶然逃离了这场瘟疫，(就)可以继续我已经开始的工作。”爬身边的人都死于鼠疫时，克林没有选择逃离，而是按照自己所想记录下当时发生的事情，以期后世的人们可以了解当时的情形。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神父都会贪生怕死,也有一些神父选择坚守岗位。例如，当1374年瘟疫袭击博洛尼亚时，乔瓦尼(Giovanni)家族和波洛(Polo)家族为了躲避瘟疫逃到了乡下，两家人住在一所房屋内，平均分配费用。

一名叫瓜尔贝托(Gualberto)的仆人负责管理两家人的生活必需品和监督所有的开支。有一天，他意识到自己感染了瘟疫并快要死了。在病床上，他用美好而神圣的诗篇，虔诚地向上帝推荐自己的灵魂。

随后，他当着每一个人的面，坦白自己花了10或12里拉用于自己的事务。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和神父一起大声地祈祷着，声音大到所有人都可以听到。或许是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他催促神父更快地背诵，在祷告完毕后，他说了最后一句话，“感谢上帝，阿门”，然后闭上了眼睛，把灵魂交给了上帝。

由此可见，临终前的忏悔对于将死之人来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对于神父来说，在此种情况下“坚守岗位”，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作为身处瘟疫环境的人群，神父自然有“危险”意识，不过就瘟疫一事而言，神父群体究竟有没有应对瘟疫的切实措施，如果有的话又在何种意义上具有，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们知道的是，在瘟疫期间，通常来说在病人临死之时，神父要做的主要是向病人的亲属致以祝福，并在病房周围洒上圣水，作为“抵御恶魔”的“预防”措施。

随后，他会询问垂死之人的遗嘱，并拿出十字架让他亲吻；接着，神父会用橄榄油涂抹垂死之人，所涂部位包括眼脸、鼻孔、耳朵、手、嘴唇、脚和背；最后，在准备好圣餐后，神父会继续为即将离世的人的灵魂祈祷，祈求上帝对罪人的怜悯，直至病人逝世。

相传在公元590年的“查士丁尼瘟疫”时期，为了向上帝祈祷，时任罗马教皇的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I)召集了七个阶层的罗马人进行七重祈祷活动。

每个阶层都有来自该城七个教区的神父陪同，他们在罗马七个不同的教堂聚集，然后一起前往圣母大殿(BasilicaS.MariaMaggiore)。在游行开始前，人们往往会唱忏悔诗篇。在队伍行走时，他们会反复唱出圣徒的祷文和其他诗篇，待仪式结束后，他们会进行请求上帝饶恕的“请愿”活动。

关于此事，罗马还流传着一个传说：当游行队伍行走了一半时，大天使米迦勒(Michael)突然出现在哈德良陵墓的顶部，并将他的剑收入鞘中，人们兴奋地认为，这是上帝的愤怒得到平息的标志。后来，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哈德良的陵墓被重新命名为圣天使城堡，并在墓顶修建了大天使的雕像。

虽然大天使米迦勒是否真地出现不可考证，但是主教们为了抵抗癌疫而采取的措施是可以肯定的。在1576-1578年，也即米兰瘟疫爆发期间，米兰大主教波洛梅奥(Borromeo)也在竭力号召神职人员维持城市的世俗和精神生活秩序。

世俗和精神的倡导

他的倡导具体可分为世俗和精神两方面。在世俗方面，他组织清扫房屋和街道，下令捕杀猫狗，通过出售自己的财产甚至借钱来进行慈善救济工作。而在精神方面他访问了整个教区，并组织宗教游行，解决隔离家庭的祈祷问题，甚至还亲自照料病人。为了更有效地向上帝祈祷以应对瘟疫，他还仿照格里高利一世举行了游行活动。

由于瘟疫期间人们被隔离在家中，波洛梅奥还提出了“精神游行”的举措他在《防范鼠疫之规章与教令》(Constitutionestdecretadecurapestilentiae)中提出，教会应致力于在公共场所和隔离的家庭中开展精神活动。

具体言之，即：神职人员被要求为每个家庭设计特殊情况时的虔诚活动，如在隔离前教他们各种祷告、宗教仪式和诗篇；在隔离期间，整个教区的钟声会敲响七次，钟声响起时各家庭要进行祈祷；当祈祷开始时，每十五分钟后，钟声会再次响起，直到钟声第四次敲响，祈祷结束。当祈祷时，“一个家庭将要在他们家的窗户或门口唱歌,然后其他家庭再轮流唱歌和回应”。

为了进一步促进宗教活动的开展，波洛梅奥指示神职人员向家庭免费提供有关祷告、宗教仪式和演说的书籍。

这一做法无疑抚平了人们的内心，因为编年史家记载：“当这座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同时赞美上帝，一起发出和谐的恳求声，祈求从他们的苦难中解脱出来时，那真是一幅壮观的景象”。

参考文献

【1】毕尔麦尔等编著:《中世纪教会史》，雷立柏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2】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西欧中世纪史》，袁传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3】布瓦松纳:《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潘源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