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朝“便宜行事”的政策，宋微宗之后发生了变化

宋徽宗即位后，蔡京父子倡丰、亨、豫、大之说，诱导宋徽宗大肆挥霍，使北宋朝政日益败坏，爆发了宋朝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方腊起义。宦官童贯长期掌军，在蔡京的支持下，重新开拓河惶地区，以期立功边疆使自己获得不次升迁。

在北方，宋与金签订海上之盟，希望收复燕云十六州，而这终于招致金军南侵，使北宋走向了灭亡的道路。所有这些事件，尤其是金军南侵，使得北宋王朝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统治危机，便宜行事权取得发展，但这并未能够挽回北宋灭亡的命运。

建炎元年五月，赵构即帝位于应天府，重建宋王朝。南宋初年，宋金战争非常激烈，逐渐形成江淮、京湖、四川三大战区，这些战区的高级指挥官如宣抚使、制置使等普遍获得便宜行事权。南宋还一度部分恢复“藩镇”之制，使得便宜行事权发展至两宋顶峰。

绍兴和议后，南宋中央逐渐收回了军兴以来的便宜行事权，此后便宜行事权随着宋金战争的发展而起伏。南宋后期与蒙古联军灭金后，宋军乘虚攻占蒙古治下的河南地区，但很快战败，由此开启了宋蒙元战争，便宜行事权有所恢复，但始终未达到南宋初年的兴盛程度。

元符三年，年仅二十五岁的宋哲宗去世，被章惇认为“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赵佶即位，是为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昏君宋徽宗，他所宠信的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劻、李彦被时人称为六贼”，童贯掌握军政大权，时人称之为媪相。

“实不能文”的梁师成“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多择善书吏习仿帝书，杂诏旨以出，外廷莫能辨”被称为隐相。在宋徽宗统治期间宦官的便宜行事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得到扩大。金军南侵后，宋徽宗禅位于太子赵桓，自称道君皇帝，准备出逃，逃避抵御金军的责任。

在金军的压力下，宋廷的统治岌岌可危，便宜行事权进一步发展。宋代君主虽然吸取前代宦官干政的教训，对其控制较严，但是由于君主制度的特殊性，宦官仍然是与皇帝十分亲密并得到信任的特殊群体。北宋时期，宦官往往奉皇帝之命参与到军事行动中去。

宋王朝不仅猜忌武将，对领兵文臣也并不全然放心。宋太宗淳化五年，朝廷任命参知政事赵昌言为川峡招安行营都部署，平定李顺叛乱，但有人却向宋太宗献言说“昌言额纹有反相”，于是宋太宗立刻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改任宦官卫绍钦为统领招安捉贼事，前往四川。

在这种形势下，加之一部分宦官取得了皇帝的信任，如王继恩在宋太祖去世时，站在太宗一边，公然违背宋太祖、宋皇后意图，对促成赵光义登基一事，居功甚大，宋太宗“忠之，自是宠遇莫比”，元丰年间，宋神宗对李宪的恩宠无以复力口。

“言之亲莫如宪，日侍左右莫如宪”、“朝廷之威福柄令持于其手，官之废置用舍出于其口”，因此让宦官参与政事，干预军事便成为宋代皇帝牵制武将及统军文臣的重要手段。由于这些人是皇帝所亲近、信任的，他们取得便宜行事权就毫不意外了。

宋太宗淳化四年，李顺叛乱。次年正月，宦官王继恩被宋太宗任命为剑南两川招安使前往讨伐，他不仅在军事上可以“不从中覆”，而且“管内诸州系囚，非十恶正赃，悉得以便宜决遣。

”拥有军事、司法方面的便宜之权。成都陷落后，宋太宗又加派马步军都军头王舉、将官尹元任西川招讨使，分东西两路入川，二人皆受王继恩节制。宋真宗时也有许多宦官取得便宜行事权。

时隔不足一月，他又诏李宪：“勿吝金帛，旌附战士，苟有以激发众心，皆可便宜从事，朝廷惟务灭贼，其他固无爱惜。”再次强调李宪的便宜从事之权。

但以上这些宦官所取得的便宜行事之权皆不如宋徽宗时的童贯。宣和二年十月，两浙地区爆发了北宋末年最大的起义“方腊起义”，宋徽宗先是派宦官潭稹统兵负责讨灭方腊。十二月，童贯以领枢密院事任江淮荆浙宣抚使，谭稹改任两浙制置使。

童贯“既主兵权，又掌兵籍、虎符”，不仅如此，宋徽宗还“微行送之，握童贯手曰：‘东南事尽付汝，有不得已者，竟以御笔行之。’”甚至允许他以御笔行事，将“东南事”全权交给童贯处理，这在北宋前中期是从未有过的现象。

“童贯至浙部，知花石纲为民害，命其属董耘草诏罢去之。”手诏为皇帝之特权，而童贯行之。两浙制置使、宦官谭稹也拥有便宜行事权，“应军前事务，并令谭稹节制，一面措置，随宜施行。”

钱即因反对童贯的举措，被艇永州。与之同被贩责的还有知州王菜及转运副使。童贯还欲以行用夹锡钱的方法增加钱币价值，夹锡钱的实际价值与铁钱相等，这最终导致了物价的严重上涨，其患甚大。

另外童贯不仅自己便宜行事，还有权赋予管内边臣此项权力。刘仲武知西宁州时，朝廷欲招诱王子臧征扑哥，收复积石军。宋王朝对宦官的委任并非是无条件的，他们充分吸取了前朝宦官干政的教训，对宦官也采取了种种抑制措施。

王继恩在打压王小波、李顺后，有人建议升其为宣徽使。到南宋时期，宦官旳权势大大削弱，宦官领兵、监军旳情况基本不见更谈不上便宜行事了。

总体来说，宦官掌握便宜行事权并未起到积极作用，相比武将和文臣，宦官文化素质低，无论是胆勇、谋略都无特长，相反多怯懦之辈，在他们参与的军事行动中，很多是以失败告终。宋神宗元丰四年李宪率四十万军攻打西夏，以惨败告终，损失兵将近半。

童贯以领枢密院事领兵，更是一败再败，且“既主兵权，又掌兵籍、虎符”，违背了宋朝“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率帅）臣主兵柄”的治军之法。谭稹同样怯懦无能，“国家近年边事，专委童贯、潭稹，终成大祸，几危社稷。”

且因其是皇帝所信任的缘故，导致宦官权力恶性膨胀，以便宜行事权大行扰民之事，危害甚大。宋钦宗即位后，北宋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同时面对金军的南侵，涌现出许多爱国军民，这使得便宜行事权大为发展。

靖康元年正月，东路金军占领相州、浚州，宋徽宗仓皇出逃，金军迅速渡河南下，同时派出使臣要求宋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宋钦宗决意投降求和，下诏割让三镇，但此诏书却被李纲扣下未发。

姚平仲夜袭金营失利后，宋钦宗又再次同意割让三镇，并以肃王赵枢、张邦昌升任首相作为人质，东路金军遂退兵，但是太原、河间、中山三府军民不接受割地诏书，坚持抗金，使宋钦宗不得以又于二月废除割地议和的协议。

以便宜行事之权选官用人得到充分发展。宋钦宗靖康元年十一月，以京兆府路安抚使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令督勤王兵入援，许以便宜行事之权。范致虚“谬不知兵，见宗印谈兵口辨，以为奇士，乃令还俗，用便宜累借中散大夫、直龙图阁为节制。

”幕府辟僧人为参议官，且借中散大夫、直龙图阁，确属非常时期之制。一些职官的职权有所扩大，得以便宜行事，如宣谕使。便宜行事权也开始涉及外交领域。便宜行事权的赋予较北宋前中期更加广泛。

靖康元年正月，在金兵来势柩測，宋首都开封岌岌可危时，宋钦宗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矇为副使。吴敏为亲征行营副使，亦“诏许便宜行事”。此次所赋予便宜行事权的范围非常大，包括了河东、河北诸路帅臣及下属所部州军。

强调诸州尽一切努力满足四都总管司之需，反映了在战事紧急情况下，宋廷不得不赋予便宜行事权的广泛，既可自行处理军事，也掌有财权、兵员调动权、人事任免权。

宗室亦可被赋予便宜行事权。在此之前，出于对皇权的维护，宋朝廷对宗室的管理极为严格，一般不允许参与政事。靖康元年闻十一月，宋钦宗在开封被攻，情势危急之际，不得不改变这一做法，他以蜡书诏令当时在相州的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可便宜行事。

北宋末年，尽管时势已危急万分，统治者确实也比之以往更多赋予相关人员便宜之权，但是朝堂之中仍有人时刻注意应由中央牢牢控制权力。

靖康元年闻月以康王为兵马大元帅，可便宜行事，“宰臣等奏，犹以大字为难”，侍御史胡唐老力争道：“今社稷危矣，顾惜一大字，非计也。”

康王赵构才得以开大元帅府于相州，并以便宜之权组织兵马勤王。在李纲出任河北、河东宣抚使时，虽可便宜行事，但是朝廷却消极应战，欲与金讲和，当时所任命的宣抚副使刘餘、制置使解潜、察访使张翻、勾当公事折彦质等皆“受御前处分，事得专达，进退自如。

宣抚司自有节制之名，特文具尔。”明当时“便宜之权”的扩大，在某些层面上仍流于形式，受到来自中央的监督和制约，许多己赋予的便宜之权并不能在实际中发挥作用，北宋末年自发的便宜行事权才是这一时期的主流。

综上，北宋后期由于朝政败坏，宦官备受宠信，其便宜行事权得到较大发展，童贯甚至可以御笔行事。金军的南侵，导致了北宋朝廷的统治危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不复从前，在此非常时期，官员自主便宜行事及中央赋予便宜行事权都较北宋前中期突出。

李纲甚至扣留诏书不发，表现出有为官员在国家存亡之际的智勇。然而即使在此时，朝廷也不忘制约便宜之权，许多已赋予的便宜之权不能在实际中发挥作用，宋廷终于走向了覆灭的道路。

宋高宗即位之初，南宋所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不仅要面对金的南侵，且国家的军队、职官、司法、科教等都需要重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大大降低。在此形势下，许多武将在战斗中成长起来，并掌握领兵权。

京幾、京东、京西、荆湖北、淮南东、西等路在金人北撤后，出现“诸盗据有州县，朝廷力不能制”的局面，形成事实上的割据状态，南宋遂创设镇抚使这一半独立的地方军政机构，借以鼓励当地首领抗金，如果功绩显著甚至可以世袭。

在这种情况下，南宋初年的便宜行事权一度兴盛，发展到两宋顶峰，甚至出现“号令出于四方者多矣，尽假便宜，即同圣旨”的情况。吕中曾评论宋代将帅道：“知畏法而己，不敢法外以立功。”这种评价未免失于片面。

两宋确有将帅因循墨守，怯懦听命，不敢法外立功，然而也曾涌现过大量敢于挑战皇帝权威、临事自主栽断的开明将帅，尤其南宋初期更是如此。北宋时所建立的军制随着宋室南迁已全盘瓦解，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不复存在，将从中御的做法基本被摒弃。

为了抵御金军南侵，宋朝廷不得不稍改抑制武将之策，使武将的地位得到一定提高，便宜行事权范围得到扩大，皇帝也不再有预先赐予阵图、方略等牵制武将的行为，而只是将作战任务交由主将施行，岳飞、韩世忠、刘光世等名将在此时都取得便宜行事权。

绍兴四年二月，南宋朝廷授权岳飞遣兵收襄阳府、唐、邓、随、郵州、信阳军六郡地土，据《金伦猝编》：“付之号令，而俾如亲行，便宜悉许于外，施进止不从中御。”对岳飞指挥军事行动完全放手，不再将从中御。

武将对来自中央的指示也并不全部执行，表现出较强的自主性。绍兴七年，岳飞因与张梭议事不合，上章乞解兵柄，他不待宋高宗允准便擅离职守，前往庐山为母守丧，宋高宗多次敦促，并派专使前往庐山，“飞乃受诏，赴行在。”

当岳飞自鄂州抵达德安府，今湖北安陆时，宋高宗派往岳飞军中“军前计事”的李若虚已经赶到，向岳飞“谕以免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但是岳飞并不同意班师，并向李若虚说明自己的北伐计划。

李若虚说：“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支持岳飞继续进兵。此次岳飞北伐取得的战果非常突出，大大超出宋高宗、秦桧的阻挡金军南侵以便向金求和的原定目的，因此以“金字牌”递送班师诏书，岳飞一日之内接连收到相同内容的诏书十余道。

由于其他各路将领都已先后奉诏退兵，如果再进军，将冒独自与金军决战的风险，岳飞才决定按班师诏书退兵。将领还被允许以便宜之权招募军队，扩大自己的武装。

岳飞在打压了钟相、杨么起义后，将投降与俘获的起义军中年轻力壮者数万人编入自己的部队，又将原起义军的船舰千余艘编为水军。刘光世担任两浙西路安抚大使时，创建了背鬼亲随军，“皆骁勇绝伦，一以当百者。”

这些军队与主帅联系亲密，因此其作战能力十分突出，一改北宋前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在金占领区，南宋朝廷也设置职官，并赋予便宜行事权。在李纲的建议下，建炎元年六月，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但是便宜行事权的广泛存在，有时使得协同作战变的非常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