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西北大族对皇权起到了什么影响，皇权是怎样异化的？

西北大族在以南阳、河北为首的关东地主集团占主导地位的东汉王朝能够成为外戚政事的主体，长期执政，从根本上影响东汉的历史进程，与其迎合皇权需要的特质有极大的关系。在西北大族中，窦氏、梁氏和马氏是截然不同的两股力量。窦氏和梁氏对皇权的依附性较强，而马氏则更加依赖强大的地方势力。

窦氏有依赖皇权的传统。西汉窦氏本默默无闻，凭借皇后身份而兴，其后辅佐景帝、武帝，与皇族深深结缘。虽然自武帝时家道中衰，但窦氏始终未脱离京师，至两汉之交，窦融依然以依附皇权为最根本的生存之道。窦融曾经“家长安中，出入贵戚，连接闾里豪杰”，以妹为新莽大司空王邑小妻，都体现了他希望攀附皇权的愿望。这种心态在他入主河西之后便主导了河西五郡集团的政事命运。

在河西，窦融始终尊奉在他心目中能够继承汉朝基业的政权，没有长期割据称雄的打算。于是，河西集团在窦融手中显示出了脱离地方、依附中央的倾向。永平间，窦氏失势，窦穆等被勒令归于本郡，离开京师后不久，他们就在郡中获罪而死。永初中，窦章为避羌祸，家于外黄，竟然蓬户蔬食。建初中，梁氏被从九真召回本郡，梁竦“尝登高远望，叹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当封侯，死当庙食。如其不然，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州郡之职，徒劳人耳。’”显示了他回归朝堂的志向。

马氏则不然。马氏兴起的陇西、天水地区接近关中核心，这里经过中原王朝长期经营，经济发达，自秦以来就与三辅紧密相连，是关中通往河西的门户。归汉后，马援长期于三辅屯田，与关中地主交往甚密，继而任陇西太守，平定西羌，发展地方，在取得良好政绩的同时，也获得了本土吏人的拥戴，奠定了马氏的政事基础。此后马援虽不任地方，但长期在外征战，在京时日极少，马氏依然朝着以地方豪强为根基的方向发展。

由于没有建立起与皇权直接的血缘关系，马氏与皇权的唯一纽带就是马后。虽然永元二年马光依然担任太仆，马康为侍中，但那已经不是依靠马氏自身的影响——他们此时已经沦为窦氏的附庸，以至于窦宪被诛之时，马光因与厚善而免官就封。可见当章帝去世，马氏便不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事势力而存在了。一但马氏失去了外戚地位，竞争对手很容易根除他们的势力。

反观窦、梁，由于建立了和皇族稳定的血缘关系，在皇权内部拥有一支亲于自己的官僚队伍，故而拥有比马氏更强的生命力。在马窦之争中，窦氏所遭遇的打击和挫折远比马氏惨烈，然而凭借长期积累的丰富的政事资源，只要找到一丝机会，他们就能够很快东山再起，发展壮大。

在创业早期，光武帝主要依靠南阳集团，是在李通、李軼等人的支持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的。正因如此，当南阳集团投向新建立的更始政权后，光武帝竟无力与之抗衡，直到更始政权推翻新莽王朝，占领长安，志得意满时，方借出徇河北的机会摆脱了更始的掌控。

全国统一后，南阳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卓著的功勋占据高位，把握着国家的命脉，依旧势大难制。并州牧郭伋曾讥“南阳多显”，认为“选补众职，当简天下贤俊，不宜专用南阳人也”。光武帝深纳其言，并开始对南阳集团进行遏制，不但借“退功臣”之机对其进行削弱，还极力抑制樊、阴等外戚家族。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南阳集团依旧有能力阻碍光武帝政策的推行。

起初，光武帝试图以河北集团来制衡南阳集团。在经略河北期间，光武帝在军事上倚重本地豪强，政事上立郭氏为后，极力抬高河北集团的地位，使他们与南阳并立，成为东汉王朝的另一支柱。然而河北、南阳集团同属关东地主集团，关东集团势大难制局面的出现对东汉王朝依然十分不利。为达到政事的平衡、稳定，光武帝必须着手加强关中地主集团的影响，将他们培养成与关东地主集团鼎足而立的政事势力。

东汉一朝，功臣、外戚、宦官、诸侯王、官僚士大夫皆有强大的政事势力。功臣势力是皇权首先要抑制的。在统一战争期间，光武帝对功臣依之重之，功成之日更欲厚加封赏。然而统一之后，文治重于武功，这些功臣多无用武之地。更兼功臣与皇帝联系的纽带在于个人的情谊及信任，一旦这种情形打破，如权力斗争或者皇帝、功臣本人的死亡，功勋便成为负担和威胁。

诸侯王是皇室的血脉，按理当为皇室的屏藩。然而，正因同出皇室，他们对皇位的威胁也就最大。因此，在皇权自我完善的过程中，诸侯王势力必然受到抑制。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帝以前事为鉴，迟迟不封皇子。直至建武十五年，方封诸皇子为公，十七年进爵为王。

皇子虽封，却是享国而不就国，王国的权力依然在中央手中，王国相与郡守无异。建武二十八年，光武帝终于令皇子就国，然而诸侯王食封而不领国政的局面已经固定下来。为彻底解决诸侯王对中央的威胁，明帝对王国势力进行了全面的打击，不但诸王获罪者众，其宾客亲故也广受牵连。此后，诸侯王势力在东汉政事中逐渐衰微，再也没有对皇权产生大的影响。

在功臣和诸侯王之外，官僚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东汉开始，光武帝“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尚书台虽以士人为主，然而尚书品秩较低，易于控制，台阁虽有事权，决策仍由内朝，尚书主要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发挥作用。可见，皇权既需依仗士人的才能治理国家，又不欲其拥有过大的权力。正因如此，东汉的官僚士大夫始终受到限制，难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宦官本是侍奉皇帝起居的仆役，但随侍皇帝左右的特殊地位使其逐渐具有政事功能。西汉中期，武帝加强皇权，设立内朝，宦官开始参与一些政务的处理。武帝又设中书令，以宦官主持尚书事务，这是宦官权力一次极大的扩张，也奠定了日后宦官干政的权力基础。

东汉初年宦官势力的发展尚受许多限制。首先，宦官在社会上受到歧视，尤其是官僚士大夫耻与为伍，使皇帝一时无法通过宦官控制朝政。其次，宦官的行动仅限于内廷，无法插手外朝事务，也使他们的权力受到很大的局限。最后，依照制度，宦官也不具备参与朝政的权力，在国家制度较为完备、执行也比较严格的东汉前期，他们不可能有用武之地。因此，东汉初期，宦官势力并不受到皇帝的重视。

与此相比，外戚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戚的特点是兼通内外。于内，他们和皇室有着血浓于水的亲密关系。于外，外戚有庞大家族势力支撑，通过子侄宾客可控制外朝。外戚家族的这种权力结构为权力由外向内转移提供了极大方便，这使朝中卿相和地方守牧皆听命于内朝的大将军，久而久之，便形成制度。在加强皇权的过程中，外戚们扮演了内外连接的枢纽角色，起到了将原属外朝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收归内朝的作用。

这种枢纽作用在西北大族当政时特别明显，主要表现为侍中和大将军权力的扩大。窦宪初任大将军是在第一次北伐匈奴胜利之后。当时，拜窦宪为大将军，是奖赏他的军事成就，事实上他多在军旅之中，在朝时间短暂。然而伴随窦宪的成功，其家族成员、亲信门生皆登高位。

窦氏势力渗透进内廷、禁军、外朝和地方，遍布国家各个角落。由于这些人最终皆受命于窦宪，因此他虽久在军中，依然能够对朝政施加影响，总领国家大政。由于窦宪“威权震朝廷，公卿希旨”，大将军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这就改变了长期以来内朝官地位低于外朝官的局面，内朝进一步压倒了外朝。

窦宪任大将军统领朝政，主要是通过功绩得来，并非仅由外戚身份。他在大将军位上所拥有的权力，也多是由其自身权势而来，并非因大将军职位本身。然此例一开，其后的外戚纷纷效仿。逐渐地，大将军再次成为外戚专属，而这些外戚们又不断地将自己获得的权力注入到这一职位当中。

大将军权力和地位的提高，在短期内造成了皇权旁落、君权衰微的政事局面。然而，大将军固然侵夺君权，更收外朝之权于内。在经历了几个飞扬跋扈的大将军后，三公的权力微乎其微，政务决于尚书，尚书受侍中节制，侍中又听命于内廷的局面基本形成。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是君位世袭而大臣不世袭，尤其是外戚必然随皇帝的更换而更换。因此无论任何家族，一旦其失去了外戚的身份便会衰落，然业已收归内廷的权力却逐渐被制度化。

正是凭借这种优势，外戚在各种势力的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皇权维护统治的得力臂助，并在东汉中期长期执政。

东汉时期，光武帝“虽置三公，事归台阁”，集事权于尚书，再废西汉平、领尚书事制度，使皇帝对尚书台有完全的支配权。这种做法，在光武帝“躬好吏事”、为政“严猛”与“柔道”并济、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的皇帝在位时，能够收到良好的统治效果，不但皇权显得极为强大，皇权和君权也是基本相统一的。

明帝专行“严切”之政，失光武帝“柔”之一面，权力掌握或牢，臣下却多有怨言。于是，在许多问题上明帝便需要中正谦和的马后代为参议，这便是君权有所不足时皇权异化之征兆。然明帝重启窦氏，利用马窦矛盾抑制马氏，说明君权仍居主动地位。

后妃与家族矛盾逐渐升级并向着对抗性的方向发展，也体现了君权的逐渐衰落。当君权强大时，后妃及外戚没有独立的政事权力，后妃之贵依赖皇帝，外戚之贵依赖后妃的格局牢不可破，因此形成了后妃努力维护皇室的权益，外戚无法违抗后妃之意的局面。由于双方最终都依赖于皇帝的宠幸，因此并不会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

从章帝晚年开始，君权趋弱，后妃、外戚开始培养自己独立的政事影响，追逐个人权位，双方的矛盾也就逐渐围绕着政事资源的争夺展开，这种矛盾无疑具有发展成为对抗的可能。后妃由于伦常、制度赋予的权力，在斗争之初占据优势，可深居简出的她们基础薄弱，宦官尚未登上政事舞台，窦后无法像邓后那般以宦官为爪牙，最终当然不敌自己培养下产生的基础深厚、势力庞大的外戚家族。

君权移于后权，后权又移于外戚，东汉前期的皇权就是这样一步步由主动转为被动，向远离君权的方向异化。

东汉中后期，皇权向宦官异化的过程也大致如此。在与外戚的政事斗争中，东汉的皇帝们使用宦官作为武器，一方面由于宦官深居宫中，不得随意外出，便于控制，另一方面也因宦官长期随侍皇帝左右，较受信任。因此，宦官一直是作为皇帝的亲信存在，他们作为与外戚斗争的先锋，是君权试图从外戚手中夺回主动权的表现。因此他们也代表着皇权。

在桓帝以前，宦官对于皇帝们来说是一股可控的力量，宦官虽然弄权，但若违背皇帝的意愿，便会遭到严厉的打击。顺帝时，宦官不但无法撼动梁商的权位，反而需要他的保护以免遭诛灭，这说明当时的君权相对宦官仍居于绝对的主动。然而桓帝以后，君权欲用外戚制衡宦官而不能，甚至灵帝时宦官能在未得皇帝授权的情况下矫诏调动军队。此后，宦官大权在握，禁锢士人，统领禁军，位在大将军上，皇帝也“不得自从”，君权便彻底的衰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