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印度女子教育为“新鲜事”的环境下，塞兰坡差会建立的女子学校

#历史开讲#

尽管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在印度的欧洲人认为，印度的女子教育是黑暗的”，但是印度学者并不这么认为。至少，他们不认为女性(女好)教育在印度的历史上一直是黑暗的。

他们认为，在吠陀时期(约前16世纪一前7世纪)，女性教育是社会核心要素之一。当然，后来随着印度社会的变迁，女性教育也经历起起伏伏。总体而言，十八世纪末，印度社会的经济日益艰难，女好教育的状况令人担忧。

当凯瑞和马士曼等人抵达印度时，女子教育的状况是比较糟糕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印度本土的村落没有任何学校，只不过在传教士看来，这些学校的教育“不能让他们脱离愚昧无知的状态”。

1800年，塞兰坡差会建立了两所寄宿制学校，其中一所为女子学校。汉娜本人负责女子寄宿制学校。这所学校应该是孟加拉第一所寄宿制女子学校，汉娜也成为了第一位在印度开办女子教育的欧洲女性传教士。

这所学校还是仿照欧洲学校建立的，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教学内容包括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并根据学生自愿缴费(每月5卢比)学习波斯语和梵语。学校所接收的学生的家长一般都是欧洲人或至少有一方为欧洲人。为此，这所学校可以说是在印度建立的以欧洲人或印欧混血为招生对象的女子学校。

根据1817年本地学校首份报告甲，塞兰坡差会成立第一所无差别的印度女子学校，非英印混血女子的印度本地女子首次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到了1823年，在塞兰坡地区就有16所学校接收了220名女性学生。

到了1829年，加尔各答和塞兰坡地区女性学生共有448人，比尔普姆地区90人，达卡地区190人，吉大港地区101人，杰索尔地区10人，贝拿勒斯地区12人以及阿拉哈巴德地区4人。

塞兰坡差会之所以致力于女子教育是因为他们认为，女性教育的影响更加持久。当时，印度本地人知识分子也开始接纳女子教育，偶尔还进行捐助或参与到女子教育中来。总体而言，印度本地人对于女子教育并非积极，即便是在高种姓的家庭中的父母亦不例外。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高种姓女子接受教育仍然是一种“新鲜事”。虽然印度本身并非完全没有女子教育，但现代意义上的女子教育在印度的开端是由孟加拉地区的传教士开始的。为此，有学者认为“马士曼及其妻子汉娜·马士曼是印度女子教育这一创新事业的设计师”。

但是，就十九世纪初印度女子教育而言，塞兰坡差会的女子教育主要还是针对英印混血儿童为主。无论是寄宿制学校还是慈善学校，他们的目标人群是印度本地具有英印混血的儿童。

对于印度女子教育而言，塞兰坡差会的最大贡献在于唤醒了印度近代早期的女子教育。无论是汉娜·马士曼还是威廉·沃德都通过自身的努力唤醒印度和英国对女子教育的重視。受到汉娜的影响，1819年，浸礼会在加尔各答的传教士的妻子们开始建立了“协助建立和支持孟加拉女子学校的女性青年会”。

在1820年，在欧洲访问时，威廉·沃德撰写了一封给利物浦和全英女性的公开信，在信中他以鲜明的语气而且略带夸张的语体呼吁英国女性关注印度女性的现状“迷信又无知的状态”。

他列举了印度女性所遭受的种种痛苦，包括杀婴、童婚和娑提希望他们伸出援手，通过女子教育，结束印度女性不幸的遭遇。普利西拉·查普曼表示，正是这份呼吁“第一次激起了(英国对)印度女性被忽略和贬低的状态的关注吧。

1824年,由汉娜发起的《加尔各答及周边地区印度本地女子教育妇女协会)正式成立，支持正在兴起的印度女子教育。为此，我们可以说，塞兰坡差会在孟加拉和英国的努力带动了建立印度本地女子学校的运动。四除了塞兰坡差会协助建立和支持孟加拉女子学校的女性青年会以外，伦敦会、圣公会都在印度建立了好学校。

1830年以后，不少政务官员以及印度当地的有识之士和富人们也加入传教士们的行列，开始举办女好学校。此后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差会在印度女子教育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赖德烈的介绍，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印度基督徒女性的识字率是非基督教女性识字率的十倍，而前者主要是在差会学校接受教育。其次，塞兰坡差会与加尔各答教科书学会开展了密切的合作。

1817年，加尔各答教科书学会成立，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比浸礼会传教士的书本更加简易、精简和便宜的教科书，但浸礼会的影响却显而易见。在学会最初五位教材编委中，有四位是浸礼会传教士，其中三位是塞兰坡差会的传教士。

他们分别是约翰·马士曼、菲利克斯.凯瑞、约翰·马可以及浸礼会加尔各答差会的威廉·耶茨。菲利克斯·凯瑞的主要贡献包括，编写解剖学和运动学的教材、翻译出版了孟加拉语版的班扬的名著《天路历程》以及詹姆斯·弥尔的《英属印度史》等。

约翰·马士曼延续了菲利克斯的事业，编写了孟加拉和印度史。约翰马可编撰了第一本化学教科书，其著作《化学精要》首次采用孟加拉语介绍了化学学科的专业术语。

最后，塞兰坡差会的教育实践引起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教育的重视。在1813年之前，塞兰坡差会与东印度公司之间主要是非正式的关系与交往。由于东印度公司对于传教士的警惕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两者之间很难开展教育类的合作。东印度公司基本采取的是宗教“中立”政策和教育的愚民态度。

不过，在先进人士和传教士的共同努力下，英国政府要求东印度公司开始履行一定的惠民和教育的责任。这一点在1813年特许状法案颁布后逐渐显现出来。1813年的特许状法案除了允许传教士进入印度以外,特别增加要求东印度公司改善印度教育状况的条款。

根据法案(Section XII):“印度总督从每年的公司盈...每年斥资10万卢比用于复兴和提升印度的文学，鼓励印度有识之士，并将科学的知识介绍给印度的民众。这是合法的。”在与塞兰坡差会就教育领域的合作而言，黑斯廷斯总督与塞兰坡差会的关系最为紧密。上述的教育活动(包括塞兰坡学院的建设)基本上都是在黑斯廷斯治下进行的。

当然，在黑斯廷斯任职期间，塞兰坡三杰并非是唯一的参与基础教育实践的传教士。1814年，在孟加拉政府的支持下，伦敦会罗伯特·梅在金苏拉开始建立学校。1816年，斯图尔特上尉在柏德旺开办学校，后被圣公会接手管理。

不过，1835年以前，各传道会在印度的差会与殖民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活动还是相对分离的。为此，塞兰坡差会的教育实践对印度教育的贡献集中在此之前。

首先，塞兰坡传教士是最早在印度开展教育事工的传教士，其规模是所有差会中最大的，无论是伦敦会还是圣公会当时的学生人数都极为有限。

其次，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学内容也不仅限于3R和基本的宗教知识，而塞兰坡差会的教学内容要更为丰富,其中包含不少实用的知识。

第三，塞兰坡差会引领了教科书的书写、印刷和流通。除了塞兰坡差会以外，当时很少有机构能够编辑出版教科书。最后，塞兰坡差会最早开始兼顾欧洲教育模式和印度本土的教学模式。为此，在基础教育领域，塞兰坡传教士可以说是起到引领和模范的作用。为此，可以说他们是“印度本地人教育福祉的先父和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