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农官制度评价,元代农官的积极作用,中华农耕文明的传承

元朝重农政策的贯彻和落实,再加上大一统政治局面的形成以及社会的安定,北方农业生产在原本极端残破的情况下得到较大的恢复和发展,南方的农业生产在保持原有水平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边疆的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元代农业虽然加入了更多一些的畜牧业成分,但中国传统的主谷式农业格局并没有改变,南稻北麦的格局也没有改变。

元代的粮食作物有稻、麦、粟、荞麦、黍等,经济作物有桑、麻、棉、芝麻、茶、蔗等。北方粮食作物有以麦为主,粟次之;南方粮食作物以稻为主,麦次之。经济作物中桑、麻遍及南北各地,棉花和苎麻在元代迅速传播开来。元代的农业生产技术基本上沿袭了前代,但也有所改进。粮食单产和总产因作物种类和产地有较大的差异。

1、耕地面积扩大

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大规模屯田开荒与耕地面积的扩大。采取休养生息、减免赋税的政策,刺激和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仅有利于人口增加,也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则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以屯田为主的农业生产的发展,对民族地区土地占有形式的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与屯田生产的少数民族屯户,藉此基本上摆脱了对本族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封建自耕农,纳入封建国家田赋管理体制范围之内。这对民族地区实现从领主经济到地主经济的转变,乃至与中原经济趋于一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郭军论及元代畜牧业,认为其畜牧农耕并重,经济形式多样化。

各少数民族都有半农半牧的生产特色,成为经济发展的亮点。经济结构多样化有利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条件,从而为社会提供多样化的产品,不仅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也为当地与外界的商品交换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2、农业生产工具革新

关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革和创新,元代农书有详细记载,以王祯《农书》为最完备。书中绘制的农具和农业机械图就有二百八十一幅,有北方早地使用的,也有适于南方水田的,有前代传统的农具,又有许多新创制的,种类繁多。包括农业机械、灌溉工具和各种生产、加工、运输、贮藏工具与设备。

元代铁犁比前代有了创新,可以根据需要换用各种不同的犁头。元代在水力机械和灌溉器具方面有很大改进,如牛转翻车、高筒转车等都已广泛应用,高筒转车通过利用水力,一次即可把水提高十丈。生产工具的改革与推广,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3、人口增加

生产水平较低的封建社会里,人口的增加即是社会劳动力的增长,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标志和条件之一,也是元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由于农桑的发展,元世祖时人口大增,据史料统计,元初全国有5000多万口,1293年高达7000多万口。

4、农作物种植范围扩大

根据何兆泉《元代浙江农业发展试探》研究,棉花的种植在元朝以前只限于福建、两广,它之所以在元朝得到迅速传播,与农官的积极倡导也是分不开的。但至元代,浙江已成为重要的产棉区,浙东浙西各地有之。元代开始对棉花征税,元世祖忽必烈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税输木棉十万匹”。

5、畜牧业发展

以游牧民族而建国的蒙元,元朝通过国家力量,使部分农业区与牧业区相结合,大大改善了畜牧业的条件,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除了朝廷直接掌握数额巨大的牲畜之外,蒙古贵族都占有很多牲畜,动辄以万计。仅安西路(今陕西西安)就有牧场30万顷。内地如河北赤城至望云(今河北赤城西南)一带,“人家剩有升平象,满地牛羊草色青。都是畜牧业发达的表现。畜牧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是这一时期的特色。

6、农业生产环境改善

招募大批流亡的农民来从事屯田,既解决了这些农民的土地问题,也解决了流民造成的社会安定问题。这些被招募的农民,在拥有了土地之后,很快就表现出了生产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为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稳定了社会秩序,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来源。大兴水利,修建沟渠,开垦良田,既改变了农业耕作的环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这些劝导,实际上是向农民灌输一种生活态度,希望农民在这种生活态度的指引下建立一种稳定的生活秩序,即人人恪守本分,勤于农亩,家家孝悌忠信,没有赌博酗酒、欺诈争讼、斗狠违法、犯上作乱等事,形成一个相对和谐的农村社会。这对于农业的发展也能起到促进作用。

7、强化农本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把重农与抑商联系在一起的,是战国时的商鞅,认为使农民安于田亩,专注于务本,农民就不会“趋末”。一旦农民游手好闲、离开土地从事其它行业,参与农业生产的人数就会减少,势必会影响农业生产,同时也可能会产生和很多社会问题。“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桑,或受之寒,衣食不足而有饥寒之患,则不肖之心生。”王祯认为农民勤于农业生产,可以保证衣食之需,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灾荒,国家的赋税也有了保证。


男耕女织,是小农家庭维持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和原则。农官劝课农桑、敦本抑末的功效显著。总的来说,劝农政策、农官管理及农书编撰等措施,对元代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显著的。

8、推动农学发展

世祖忽必烈创建元朝之后,逐渐改变了蒙古人民对农业的看法,一系列重农政策和制度使得元代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步。元代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出现了十多种农业科学专著。农书种类多种多样,有综合性的大型农书《农桑辑要》,有专业性农书《栽桑图说》,也有地区性农书《吴下田家志》及《田家五行志佚文》。元代成立了大司农司等机构,专门组织编纂农书。

司农司作为最高的农业管理机构,主持编写了现存最早的一本官修农书《农桑辑要》,作为各级官员劝农的依据。《王祯农书》和《农桑衣食撮要》也属于官方农学的产物。

萨尔娜认为王祯的《农书》是一本农业百科全书,这本书综合探讨了黄河流域旱地农业技术和江南水田精细作业的经验,对南北方农业技术和农具的异同、功能进行了分析比较,其《农器图谱》的篇幅最大,约占全书的五分之四,清楚地介绍了各种农器的来源、构造和用法。

蒙古民族学习汉地的农耕和农具,以促进军屯及农业的发展。《农书》一书对于蒙古人民聚居区的农业进步做出了极具意义的贡献。每种农书都反映了当时的地区特点、生产力发展水平、农业生产技术经验,元朝为我国悠久的农业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农业专著的编撰,对指导区域间的农业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也为中华农耕文明的后续发展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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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更新:202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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