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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放眼于世界，古代中国一直认为婚姻如约定，可以解除，而同时期的西方则认为婚姻为天神赐予，不可离婚，完全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在古代中国社会上，在通常情况下，离婚对于百姓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就好比人要吃穿住行一般。

《汉书》曾言夫妻维系之道在于一个“义”字，没有“义”也就不必做夫妻。那时的人们认为男女结为连理，日后维持婚姻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两人能实现家庭的利益，达成合作。

但古代以来女性的地位较低，离婚通常都以男方提出和离或写下休书，直到经由盛唐开化之风洗礼的宋朝前期，女性才在离婚上有了一定的自主权。

宋朝女性有哪些离婚的权利，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才使得长期“以夫为纲”的封建王朝内，生长出了这样狭窄的自由？下面就先从离婚本身上说开去。

被动的自由

为何说宋朝在离婚制度上较前朝更加完备和公平，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宋朝考虑到了妇女在当下的社会中，倘若婚姻发生变故，如何保证妇女的人身权和生命权。

这在前朝要么不考虑，要么模糊不清，但《宋刑统》中给予了非常明确的规定，下面从当事人自主申请和法律判决两个方向来说明。

在宋朝，虽然法律上给予了女性一些离婚的权利，但她们仍不能为自己的婚姻、情感生活做主，处于被动的地位，这一点也在法律给予妇女的离婚权利中有所体现。

《宋刑统》中对于自主申请离婚的情形描述，表现允许男女双方均可主动申请，并且多加考虑了但妇女在申请离婚时所需满足的条件和情形，大多数时候是在丈夫发生意外，或对妇女本身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才可生效。

例如，“定婚三年不娶”这一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曾说，男女定下婚约后，男性考虑三年依旧没有选择完婚，这种情况下女性才有解除婚约的权利。

在古代，婚娶素有“三书六礼”的传统流程，而定婚则是约定俗成的婚约，不等同于结婚。签下定婚的婚约后，男性有三年的时间考虑完婚与否，有着“结婚冷静期”的意味，但法律中并没有说明在此期间女性是否可以主动解除婚约。

毕竟在古代，女子基本没法为自己的婚姻做主，大多数女性深居闺阁，静待父母为其安排婚姻。

就连宋朝有名的女性词人李清照的第一段婚姻，起头也是父母包办，所幸赵明诚与她志趣相投，这才琴瑟和鸣，不然或许与同朝词人朱淑真那般，夫妻相看两厌，最后郁郁而终了。

从一开始便不是自己选择的，要想拒绝只能等男方开口，如此主导权仍在男方。

但较前朝而言，宋朝的这一安排还是稍稍考虑到了女性在结婚以前的权益，给予了一些婚嫁的决定权。

此外，宋朝法律还写到了，如果是女方延误了婚期，男方有权要回之前所给的聘礼。

接着是妻子受辱这一条，宋代已婚女性在受到侵犯后不必像以前的女性一样，以自杀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如果是丈夫收买他人钱财，逼迫妻子出卖身体，女性都可提出离婚的要求。

这一点上，法律尊重了妇女的人格及人身权，但对于侵害妇女的丈夫及其亲属并未给予处罚，只是以警告和威慑草草了事，缺乏惩罚的力度。

在宋朝离婚制度中，最具创新性是关于丈夫移乡编管的处理。

“编管”一词指的是流放的方式，在宋朝有两种处理命官的方法，一种是刺面，囊括在脸上刺字、杖打背部等刑罚，第二种不刺面只流放的就被称为“编管”。

据南宋法律规定，如果丈夫移乡编管，允许妻子离婚或改嫁，就算丈夫持反对意见，法律也不会支持。

文献中曾记载过一个案例，一个叫卓氏的女性初嫁给一个叫林莘仲的男人，后来林莘仲为官的时候犯了事，被处罚编管、流放，服刑期间，六年没有和妻子写一封书信。

于是妻子提出了离婚，林莘仲百般不愿，但法官驳回了他的诉求，允许卓氏离婚再嫁。

这条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女性失去丈夫后的生活便利，给予了妇女再嫁的自由，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看法或议论。

此外，在男方主动提出离婚上，宋朝法律有着“七出三不去”的限制。

“七出”自《礼记》便有记载，在前朝它一直是夫家的特权，对女性的道德束缚。事实上除了“七出”，古人出妻的理由五花八门，十分宽泛，有时还颇为荒诞。

例如汉代鲍永的妻子因为在婆婆面前大声斥责狗，被放大成没有礼教，对婆婆不孝，因此被休；《夷坚志》中也曾记载盐城的周氏因为不会缝制衣物，也被夫家休掉。

正是因为前朝的夫家在出妻一事上理由繁杂且随意，于是宋朝的法律中“七出”的规定变为了对男性出妻的限制。

《宋刑统》中规定，只要妻子没有触犯七出，也没有对丈夫一方的家族做出伤天害理的“义绝”之事，那么男性是不能休妻的，如果违反此条法律强制休妻的男性会受到杖刑或关进监狱。

此外，除了将休妻的条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设下了“三不去”的规定，即尽孝道为公婆守丧三年；糟糠之妻；妻子嫁过来以后无法返回娘家这三种情况。

如果妻子符合“七出”的条件，但她属于“三不去”的范围，那么丈夫的申请也会被驳回，同样的，妻子虽有这样三条豁免权，但如果在婚姻存续期间，自身做出了所谓“不守妇道”之事，丈夫则无需遵守“三不去”的规定。

“七出三不去”的规定虽然并没有为提高妇女地位提供多少实质性的帮助，但宋律确实考虑了妇女的生存，尊重了妇女的人格及人身，展现了儒学中“仁义”的要求。但这份尊重是被动的自由，依旧受制于封建制度，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离婚程序

宋朝夫妻双方决定离婚时，除了在具体情形下有规定，整个离婚过程还有着非常正式、严格的程序，并且根据有无特殊政治身份分为了一般和特殊两种程序。

没有特殊政治身份的平民，在离婚时通常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丈夫休妻、和离，另一种则是妻子行使法律规定的离婚权和法律强制离婚。

离婚的第一步程序是，丈夫亲自写休书，如果不会写字也可以将自己的手掌印完整的印在纸上。

宋朝的休书相当于今天现代的离婚证书，不论是诉讼、和离还是强制离婚，都需要休书，有了它双方离婚的行为才具有法律效力。

休书上的内容都是休弃，在宋朝，休书又叫“放妻书”，据今天在敦煌考古学家发现的放妻书可知，宋朝的放妻书并不是非常公式化的文字，往往会提及两人的婚姻生活和丈夫休妻的承诺。

以敦煌发现的放妻书为例，其文字满含感情，一般会在其中先提及两人结成连理的缘由，回忆两人生活的恩爱时光，最后对妻子日后的生活报以真挚的祝福，并承诺允许妻子改嫁并且永不反悔自己休妻的决定。

写完休书后，需要男女双方的家属到场见证，在休书上签字画押，最后交给女方的父母保管，以备后续女方再嫁时，向官府提供备案。

除了亲属到场见证，还需要与男女双方没有任何亲属血缘关系的第三人到场，见证休书签字画押的现场，以防抵赖反悔，或作为对簿公堂的证人。

如果是女方行使法定离婚权和官府的强制离婚话，还需要经过正式的审判程序，由官府裁定离婚与否。

前文讲了女性可行使的离婚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女性想要申请离婚，从申请到成功离婚整个过程都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以李清照的第二段婚姻为例，南渡后的李清照来到杭州，遇见了张汝州，在嫁给他以后，因拼死不给所剩无几的金石古董而遭到侮辱打骂。

在经过多次家暴后，李清照决定与之离婚，但由于丈夫家暴并不在女性申请离婚的条件范围内，又没有妻子可主动抛弃丈夫一说。

无奈之下，她只好向官府状告张汝州为官不正，有营私舞弊，虚报中举人数骗取官职的罪行，要求离婚。

在《宋刑统》中有规定如果妻子告发丈夫的罪行，即便被证实有罪，妻子也要坐两年的牢。

李清照铁了心要与其离婚，于是毅然投于牢中，若不是她的好友打点关系营救，甚至在宋高宗赵构面前求情，她不可能在关了9天之后被放出监狱。

离婚后，李清照的心情也没得到纾解，反而因这段经历而更加郁结，词风愈近凄清。

而官员、皇室成员、军人离婚的程序则更加严苛和复杂，因为这其中往往牵扯到了政治利益和对外形象的问题。

例如，有品阶的高级官员离婚需获得皇帝的批准。在北宋时期，宰相向敏中的女儿体弱多病，婚后更是病重到常年卧床不起，但他的女婿皇甫泌却从不照料她，也不过问为她请大夫治病的事，中日在外花天酒地，甚至有了新的相好。

正好皇甫泌也在朝廷中担任一官半职，向敏中心疼女儿跟了这么个贼人，于是他上书给皇上，请求批准自己的女儿与皇甫泌离婚。

如果是皇室成员之间的离婚，朝廷内设有宗正司，双发需委托其进行审查，如果核实出有“出妻”的事实，或者夫妻双方感情不和谐，闹到了无可回旋的地步，那便准许离婚。

倘若宗正司在批准离婚后，发现夫妻双方为一般的吵架，无故离婚也会撤销之前的离婚许可，恢复两人的夫妻关系，而军人也是一样的，需要向军队驻扎所在地的部队申请。

以上则是宋朝离婚的详细规定和程序，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宋朝法律对于女性的关注较前朝更多，考虑到了女性的尊严与人身权益。那是什么促进了宋朝离婚制度的转变呢？

民风变迁与商业经济

自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在法律编撰修订依《唐律疏议》为参考，诞生了宋朝的第一部刑法典《宋刑统》，该法典较前朝更为详细，且在调理体系上更加具有条理性，也因此承袭了盛唐开放的民风，对女性多加关注。

而且宋朝法律与前朝的不同之处在于，虽然在修改法律一事上，出于尊敬祖宗的心理，有多次修改，但改动不大。可那时社会随着经济增长而飞速发展，为了适应社会需求，便用皇帝的命令“敕”作为对律法的补充。

“敕”是针对特定的人或事临时发布的法令，具有最高法律效益，这种处理方式灵活性很强，重复的命令多了，宋代官员就将皇帝下达的命令编纂起来，这在调整或解除婚姻关系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成为了宋朝妇女们敢于主动提出离婚的重要原因。

此外，宋朝经过前朝的积淀，商品经济飞速发展，这也就导致社会风俗更加具有包容性，女性也逐渐从闺房里走出来，在手工业做出巨大的贡献，在创造社会财富上也有着一席之地。

社会需要妇女作为产生社会财富的劳动力，久而久之也会在法律中有所体现，保护其在社会生存的权益，以便为社会创造价值，维持社会稳定，故婚姻法律制度也成为了民商法的重点关注对象。有了离婚的依据，妇女们才有了离婚的权利和勇气。

总言之，宋朝的法律在婚姻制度上有着详细的规定，对男女双方都有所约束，保障了妇女的人格尊严及人身权益，但这不能说明宋朝的妇女地位有所提高。

倒不如说是社会的需求导致法律在必须去关注女性，保障女性权益，当然无论是怎么样的目的，宋朝的女性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确实有底气提出离婚，这是前朝所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