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经济最为繁荣的朝代之一，唐代的文化政策也比较开明，允许“四海来朝”，并且对“海外来人”采取宽松的政策，所以，唐朝成为了周边国家人民心中向往的圣地。

而长安、洛阳是唐朝的京师和东都，是唐朝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两个地区，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对在唐朝的“海外来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而此时，唐朝的海上交通和造船业非常发达，东达日本，西达阿拉伯地区和北非；陆上交通也很便捷，从各地经海而到唐朝的人民无论从哪个港口都可以方便地来到两京地区。便捷的水陆交通为两京地区与海洋、海外国家或地区的联系架起了桥梁，促进了两京与海洋、海外国家进行更多的交流。

唐代社会发展水平

唐代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发达的一个王朝，尤其在安史之乱之前，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信仰自由。这种繁荣在作为两京的长安、洛阳地区表现地更为明显。唐代的两京地区不但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而且在经济、文化中增添了不少海洋元素的内涵。

唐代的对外政策

唐朝建立后，为了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唐朝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对外交往方面，唐朝政府在“就申好睦”、“悦近来远”的基本的准则下，以积极开放的态度谋求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和平交往，所以唐政府在政治上实行“怀柔远人”、“无取臣属”的政策；在经济上实行“听其商贾往来”的自由贸易策略；在文化上，唐政府允许多元文化并存，对仰慕中国文化、愿意留在唐朝的外国人允许他们“入朝廷住”。

为了更加方便地服务于来唐的各国人民，唐朝政府做出一系列努力：唐朝在长安、等地设新罗馆、新罗所、新罗坊，专门接待从新罗来的人；为了更好地管理来唐的外国商人和海外贸易，唐在长安设立“互市监”，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在这种宽松的对外政策下，唐朝长安竟然呈现“四夷大小君长争谴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人”的景象。“由于兄弟民族及外国使者大量云集长安，带来了大量的外域文化。对此，唐政府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使中国文化添上了多元的色彩。

长安社会发展状况

长安在唐代发展到了它的巅峰，当时的长安城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大都市，占地面积为 841 平方公里，人口约 100 万，其中常住国外人口就有 5 万。长安城以宫城为中心，东面是市民的住宅区，西面是商业街。城中有十四条东西大街，十一条南北大街，把全城分为上百个坊市。朱雀门大街是长安城的中轴线，宽达一百四十多米。

在长安地区，促进手工业、商业如此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海产品、海外物品的输入，在吃、穿、用等各个方面都有海产品与海外物品的输入，在饮食方面有新的烹调品类、新的蔬菜和海产品进入长安；在服饰的图案方面，有海洋生物和海外图案的传入；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海产品与海外产品的输入。例如，诃陵国进贡来的椰树花酒，饮之即醉；赤土国进贡来用甘蔗酿成的酒；交趾进贡的如同蝉蚕形的龙脑，十步之外就能闻到香味。由于万国来朝，长安城中存在各个国家的珍奇异物。

洛阳社会发展状况

隋炀帝即位后，把洛阳城改为东京，洛阳城，北倚邙山，南临伊阙，洛水贯穿其中，形势非常险要。全城有十个城门，南面有三门，东面有三门，西面和北面各二门。武则天于光宅元年改东都为神都，天授元年（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并且迁都洛阳；中宗复位后，又将神都改为东都；唐玄宗时也称长安与洛阳为“东西两宫”。总的来说，唐代时期的洛阳与长安地位相差无几。

唐时，洛阳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东都工商业比较发达，当时的行业分工很细，在洛阳经商的有胡人、波斯人等。唐代的洛阳是水陆交通的枢纽，外国商人经广州、扬州而抵达洛阳，然后去长安。当时洛阳对外贸易的盛况是前代所没有的。它作为唐代的东都，又是商业和交通的中心，其繁华富庶的程度，甚至会超过长安。755 年发生了安史之乱，给洛阳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宫室大部分被烧毁，洛阳地区也逐渐变得荒凉起来。

唐代的海洋交通

隋代开运河、修驰道，为唐代便利的交通打下了基础；唐代则更是建立了遍布全国的水、陆交通网。发达的交通对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都起了重大的作用。唐朝政府兴修水利，并开凿运河，形成了完善的水陆交通网。由长安向各地辐射的陆路主要有十四条，水路则通过环绕城周围的水系和渠道，以大运河为干线，沟通全国大小河流，贯通南北，形成纵横交错的水道网，可通往四川、华北、江南、湖南、闽、广等在内的广大区域；对外海路有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使得唐代两京与全国各地及海外的交通都非常便利。

北方的海上交通

由于日本与新罗的关系恶化，北路航线受阻，大约于天宝年间开辟了从扬州直达日本的航线，这条航线虽然便捷，但在初创时期，由于航行技术的制约，从中国出航后有时甚至会漂移到冲绳，然后再逐岛北上，非常浪费时间。二十几年后，又开辟了从楚州或明州出发的航线。到大历年间，已不走扬州旧航线，来往于这条航线的除了个别新罗船外，主要是中国船只。

北方最主要的航海贸易港，是位于长江入海口附近的扬州（今江苏扬州市）。从扬州向北比较重要的航海港口，有淮水入海口附近的楚州（今江苏淮安县），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山东蓬莱县）和莱州（今山东掖县），渤海湾北部的平州（今河北泸龙县），及辽东半岛南端的都里镇（今旅顺市附近）。其中登州和莱州两地，尤为重要，因为这两个港口向北可通辽东半岛，向东可通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唐时日本和中国的航海交通，有南、北二线，南线由日本南部直接向西南方航至长江口，北线则经由朝鲜半岛西岸及辽东半岛的东南岸而至登州和莱州。

隋代开通的大运河北接淮汴二水，南连江海，成为南北交通的重要渠道，扬州沿着大运河可直达京洛地区，使它不仅成为南北水陆交通与运输的枢纽，而且是我国对外交通的陆上和海上通道的连结点。明州与京洛地区的交通得利于杭甬运河的开通，海船在明州驻泊后，改乘内河船，溯余姚江，经杭甬运河至杭州，经大运河，直达洛阳和京都。

南方的海上交通

唐朝时期与南亚、西亚和北非地区间海上交通的详细航程，即另一唐代海上交通线——南方的“广州通海夷道”，广州成为通往南海、印度洋、波斯湾的交通门户。 广州是当时最大的海港，为了更好地把海外物资运送到两京，唐玄宗初年开凿了大庾岭。宰相张九龄就曾描绘过开通后的便利，“海外诸国，日以通商，齿革羽毛之殷，鱼盐蜃蛤之利，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广州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广州与其他国家海上交通线的繁忙程度可见一斑。到时也是唐朝时期繁忙的海港，又与两京交通十分便利，成为把海外与两京联系起来的枢纽，使海外人员非常便利地达到两京地区。

造船技术的发达

两京地区海产品及舶来品的输入，离不开便利的交通，而便利的交通依赖于造船技术的发展水平。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造船技术，很早就已经很发达了。到了隋唐时代，更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唐朝内河航运非常发达，凡是江河湖泊的水面上，都有适航船只在航行。广德二年，当时关中粮食紧缺，导致粮价奇贵，刘晏时任河南、江淮转运使，负责疏浚汴水，他针对汴水的水文特点建造了“歇艎支江船”，非常适合汴河与通济渠的航行；还根据黄河的急流，建造了具有逆流而上三门峡能力的“上门填阙船”。

唐代出现了新船型——沙船和福船，沙船以平底为基础，平头，方艄，船身较宽，优点是吃水浅，在水上航行阻力小，行驶平稳，在水浅沙滩多的水域能轻松通过。沙船不仅成为内河航运的重要船种，而且还应用于海上航行，甚至远洋航行；福船底是尖圆形，俗称尖底船，优点是吃水深，利于破浪而行，这种设计既可提高船体的纵向强度，在驶偏风时又可增强对船只横向漂泊的阻力。

唐朝经过前期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社会经济十分繁荣，农业和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可交换的物资；航海和造船技术的进步、航线的开辟，为海上交通提供了技术保证。

结语

海洋文化不只在海边地区特别明显，即使在内陆城市中海洋元素也无处不在，唐长安城是最大的商业都会，多元文化交相辉映。而洛阳作为陪都也十分繁华。隋代开运河、修驰道，为唐代便利的交通打下了基础；唐代则更是建立了遍布全国的水、陆交通网。发达的交通对政治的统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都起了重大的作用。海上交通也有了较为成熟的航线，各国人民络绎不绝地来往于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