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其生 其死 其时 (续一)

祸不单行，大约在牢里受了气，又被革了功名，前途绝望，伯宜放归后心绪极坏，竟然抽起鸦片，1894（甲午）年病倒（岂明回忆是这年冬或次年初），初则吐血，复转水肿，1896年去世，寿仅37岁。“我有4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鲁迅于是至死不信中医（很不幸，他家所请的姚芝仙是“著名”的江湖流医生，后延医何廉臣，似乎是比较平实的，但不知为何鲁迅对廉臣更加恨恨，或者伯宜到他那儿时已金石罔效，到头来在他手里死去，鲁迅把帐算在他头上了吧），终于东渡日本，从学医开始了一生的征途。

　　　　 其实鲁迅最初还没有想学医。1898（戊戌）年他18岁，旧历12月（西历已是1899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岂明也来了）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这很受里人鄙视，人们读书是为了应试，绍兴人至不济也要做个师爷，“好男不当兵”，怎能去甚么水师学堂呢？更何况这学堂的课程，一周足有四五天是洋文，“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奚落而且排斥的。”（乡里传说，犹以洋人为妖魔）

　　　　 鲁迅这时候就已经立志不要八股了么？似有可能：那是戊戌年，因甲午战败的刺激，“维新”成为流行语。而事实上他家学渊源，自幼（7岁）从叔祖父周玉田（兆蓝，秀才，鲁迅回忆是个胖而和蔼的老人）开蒙，12岁转入三味书屋，师从耆儒寿镜吾先生（怀鉴，同治8年秀才。

为人方正，尚气节，崇礼义。感时伤怀，因绝意仕途，归三味书屋设帐授徒，课童以年8人为限，授业不囿于时文，而重文采。“三味”者，其子洙邻以为典出《李淑书目》：“诗书为太羹，史为杂俎，子为醯醢，是为书三味。”其孙寿宇则以为取义“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鲁迅1892年旧历2月入塾，读书５年），旧学的底子是很笃实的。在三味书屋已读完了十三经，开笔做了八股文和试帖诗，而且就在赴南京的前一个月参加童子试，中三图第37名，是个“童生”，有了进学的资格了。

就读水师学堂之后，还托人代考府考，中八图第30名，以便在“大案”上保留名字，将来能够参加院试考秀才。家里给他留了后路，说他这时就打消了科甲出身的愿望而立志从戎报国总有点根据不足（鲁迅在南京刻有“戎马书生”章，自名“戛剑生”）。其实还有经济上的考虑，书院要一应用度，水师和矿路学堂是有津贴发的。

鲁迅的远房叔祖父周椒生（庆蕃）时为江南水师学堂国文教习兼管轮堂监督，揆理当有照拂。诸看官，鲁迅到宁后将本名自樟寿改为树人，是椒生的手笔（据岂明解释还是因为当兵教人看不起，故例以假名充数，谁知道那竟成了鲁迅的学名）。

　　　　 （甲注：岂明1936年10月作《关于鲁迅》，收入《瓜豆集》，解释鲁迅得名来由甚详：“鲁迅本名周樟寿，生于清光绪辛巳八月初三日。祖父介孚公在北京做京官，得家书报告生孙，其时适有张之洞还是之万呢？来访，因此命名曰张，或以为与灶君同生日，故借灶君之姓为名，盖非也。书名定为樟寿，虽然清道房同派下群从谱名为寿某，祖父或忘记或置不理均不可知，乃以寿字属下，又定字曰豫山，后以读音与雨伞相近，请于祖父改为豫才。

戊戌春间往南京考学堂，始改名树人，字如故，义亦可相通也。”唯言落草时张香涛兄弟之一来访介孚事或有跷跷。查光绪辛巳即1881年，张子青年届70，已开缺回籍。明年正月起复，任兵部尚书，他不大可能在此时入京的。

香涛这时正在做清流，但已官符如火，一年内连升数级，刚刚擢了内阁学士加礼部侍郎衔，班二品，年底就实授山西巡抚，成为方面大员，而且山西没有总督，巡抚总揽军政大权。这年闰7月，农历8月初已到了公历9月底，距香涛外放只两个多月时间。内阁中书官微职小，但得预机密，往往颇受重视，是军机处章京的预备。香涛在这个时候以二品上官拜访一位七品中书，果有何意呢）

　　不过鲁迅天性较活泼倒是真的，很多幼年的爱好伴了他终生。他从小流连在废园里玩耍，以后演化为对自然知识的兴趣（现存一本陈淏子编《花镜》，上有鲁迅亲笔批注，如映山红“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山土栽亦活”云，该是他十几岁时的手植经验）。读书后喜欢描画插图，因此弄了好些游记、小说和志怪来看，也就拓展了文艺的眼界。据岂明开列的书单，他弟兄少年时已远逾时文的藩篱，而颇受了《楚辞》、《文选》、《世说》、《文史通义》的影响了。

在学堂由于不必考虑科举，得以向旁侧着眼，对唐诗、笔记、传奇多所涉及，洋文的学习更使他们可以接触外来文化（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是个新党，曾出题《华盛顿论》考汉文，致汉文教员惴惴地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啊？”鲁迅终身称明震“俞师”），几年间已经认识了赫胥黎、孟德斯鸠、嚣俄（雨果）、仲马，又得阅览处的便利，读到《新民丛报》、《时务报》等时论，梁任公卓如（启超，有子梁思成、思永）的“报章体”文风和严几道（复，福建侯官人，思想界启蒙者。

曾公派留英，回国任福州船政校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 办，1912年为北大校长。其孙女婿名辜振甫。陈家、林家、沈家、严家诸福州大家常结婚姻，互为亲眷）、林琴南（纾，福州人，号畏庐，不识洋文之翻译家。与几道并称两大家，交情莫逆）的译笔，也多有领略了。

　　 朝廷的“洋务”说到底只是一个讽刺，矿路学堂只教出鲁迅那一期学生，便遭裁撤。鲁迅以优异成绩毕了业，四顾茫然：“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那是1902年的事。

　　 去日本？这紧邻由于其中华文明影响圈的特殊位置，长久做学生而一朝强盛的特殊历程，成为那时留学生的首选（自同年慈禧狼狈回京后，决心在法律、军事、金融、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中国由此而向近代化蹒跚前行。虽有教科书的基本否定，请相信这老女人的诚意。总之相应地官家开始大批派出留学生，留日人数亦比年攀升，到1906年达到高峰，超过12000人），人们梦想着在这个有相似传统的环境里找到可使国家突然蜕变的良方。

学医？因为父亲么？还是也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传统在？鲁迅倒谈过志愿，他是有雄心的：“……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那他何不干脆和多数留学生一样，直接学法政呢？至于第二热的理工总归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孙中山先生（文）也学医（中山有个头衔“逸仙博士”甲很诧异。

盖中山于1892年自香港西医书院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此后即参加工作，那学校不会直接授博士学位的吧。孙博士怕还是Dr.Sun，孙大夫的意思），郭沫若（鼎堂）也学医，任公言“不求保种之道则无以存中国”，“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身躯。” 几道著《原强》，阐述强种保国的理论依据：“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

一曰血气体魄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决民种之高下。未有三备而民种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所谓病急乱投医，维新志士看到日本的成功，“医学救国”已成为世纪之交的一股风潮。